吐蕃藏文针灸图释

唐代是吐蕃医学形成和发展的重要时期,为以后形成藏医体系起着奠基性的作用。因此,对于吐蕃医学的研究已经引起了藏学界的高度重视。今日研究吐蕃医学,由于当时的文献留存于今日者极少,故多以唐以后的藏文史料为据,就以常用的玉脱云丹贡布的《医方四续》来说,亦非当日之真迹。自敦煌吐蕃古藏文文献问世之后,使我们得以一睹吐蕃医学文献原貌,从而为深入研究吐蕃医学开拓了新的前景。这类文献笔者所见有四篇,分载于法国巴黎影印本《藏文文献选集》(单页集装)(二卷的P.T.1057号,P.T.1044号,一卷的P.T.127号)及美国华盛顿大学图书馆影印件(India,office,56卷57号)。这些珍贵的文献均为文字资料,亦     

浅议西藏卓卡寺藏经与敦煌《大般若经》的关系

藏经洞古藏文文献自20世纪初出土以来，学界普遍认为保存至今的吐蕃古藏文文献，除了金石铭刻、竹木简牍、伏藏文献外，只有敦煌藏文文献。然而随着近二三十年的调查研究，越来越多的发现表明，西藏仍有大量吐蕃古藏文文献，与藏经洞文献属同一时代；这些文献属佛教典籍，收藏地都是藏传佛教寺院；由此，这批吐蕃时期的古藏文文献的收藏地就成了今天西藏的“藏经洞”。文章就西藏卓卡寺藏《大般若经》与藏经洞出土钟经的关系作了初步探讨。     

若干典型古藏文语词 疏译之三

本文是解读过去发表的吐蕃文献中之古词语内涵,这些典型语词,《藏汉大辞典》中未被收入,或者,即使辞典收入此语词,也不是吐蕃文献中之古词,二者只是同形字而已,如■■,《藏汉大辞典》中为"主义",但在吐蕃文献中作"为首者"解。本文所述之某些古词之汉意,有的在上个世纪80年代发表的古文献中已有定论,只因《吐蕃古藏文辞典》迟迟未能问世,致使研究者没能利用前人成果,造成二次误译,故不揣浅陋,将典型古词语梳理一遍,供同行参考。     

若干典型古藏文语词疏译之二

文章解读过去发表的吐蕃文献中之古词语内涵,这些典型语词,《藏汉大辞典》中未被收入,或者,即使辞典收入此语词,也不是吐蕃文献中之古词,二者只是同形字而已,如(?),《藏汉大辞典》中为"主义",但在吐蕃文献中作"为首者"解。本文所述之某些古词之汉意,有的在上个世纪80年代发表的古文献中已有定论,只因《吐蕃古藏文辞典》迟迟未能问世,致使研究者没能利用前人成果,造成二次误译,故不揣浅陋,将典型古词语梳理一遍,供同行参考。     

试论敦煌本古藏医文献研究的重要性

1978年、1980年,由巴黎国家图书馆影印出版了《敦煌古藏文手卷选集》第一、二辑,国内藏学研究工作者第一次看到敦煌古藏文文献的原貌,欣喜之余掀起了敦煌古藏文文献研究的新热潮。1983年由黄布凡、罗秉芬合作出版了《敦煌本吐蕃医学文献选编》(附译注),这是国内出版的第‘部吐蕃医学文献的专集。共收入四篇文献,前三篇(P.T.1057、P.T.127、P.T.1044)选白巴黎出版的《敦煌古藏文手     

若干典型古藏文语词疏译之一——重读《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之体会

文章系解读过去发表的吐蕃文献中之古词语内涵的系列文章之一。这些典型词语,《藏汉大辞典》中末被收入,或者,即使辞典收入此语词,也不是吐蕃文献中之古词,二者只是同形字而已,如■,《藏汉大辞典》中为"主义"之意,但在吐蕃文献中作"为首者"解。文章所述之某些古词之汉意,有的在上个世纪80年代发表的古文献中已有定论,只因《吐蕃古藏文辞典》迟迟未能问世,致使研究者没能利用前人成果,造成二次误译,故不揣浅陋,将其中的典型古词语梳理一遍,供同行参考。     

吐蕃历代后妃记略

由于敦煌、新疆发现古藏文写卷、木简等吐蕃时代的史料,加之对中世纪的藏文历史著作以及汉文文献的综合研究,使得人们对吐蕃王朝的社会情况和政治、经济、军事各项制度的了解大大加深了一步。本文打算从接触到的一些藏文史料,就吐蕃王朝社会     

敦煌吐蕃藏文文献在藏学研究中的史料价值初探

敦煌吐蕃藏文文献是指 190 0年在敦煌莫高窟藏经洞中被发现的敦煌文书之一 ,它是吐蕃时期以古藏文形式书写的藏文类文献 ,因而它既为国际敦煌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同时又是藏学研究中不可缺少的第一手重要资料之一。本文从历史学、宗教学、语言文学和医学历算四个方面论述了敦煌吐蕃藏文文献在藏学研究中的资料价值 ,并认为敦煌吐蕃藏文文献具有双重资料价值 ,既为藏学研究又为敦煌学研究提供了宝贵的原始资料 ,特别是敦煌吐蕃藏文文献不但印证和补充了藏汉文正史 ,而且在国际藏学界大大提升了藏族传世史书的可信程度     

从《五部遗教》看禅宗在吐蕃的传播和影响

有关禅宗在吐蕃传播的资料，主要保存在敦煌汉藏文献中，如汉文《顿悟大乘正理决》，藏文Ｐ．Ｔ．１１６、Ｐ．Ｔ．８２３等卷子。国内外学术界对此已多有研究。除敦煌文献外，后期的藏文佛教史著对禅宗在吐蕃的传播也有涉及。但大部分著作认为禅宗的宗旨与正统佛教不相符合，只有《五部遗教》等宁玛派典籍对禅宗的态度比较公允，并收录有禅宗的原始材料。鉴此，《五部遗教》对于研究汉藏佛教关系史及禅宗在吐蕃的传播历史极有参考价值。一、关于《五部遗教》《五部遗教》属藏传佛教宁玛派伏藏文献，传说是由莲花生大师等人秘密伏藏的，几百…     

敦煌汉文吐蕃史料综述——兼论吐蕃控制河西时期的职官与统治政策

敦煌文书中有关吐蕃的文献,对于吐蕃王朝历史文化的研究具有特别的意义。以书写文字划分,古藏文文献及汉文文献是其中最主要的两个部分。 敦煌文书中的古藏文文献约数千件,其主要部分被斯坦因、伯希和盗运国外后,分别庋藏于英国伦敦印度事务部图书馆(后改归大英博物馆图书馆)和法国巴黎图书馆。英国收藏部分由比利时藏学家布桑编纂成《印度事务部图书馆藏敦煌藏文写本目录》 (1962年出版),法国收藏部分由法国女藏学家拉露编成《巴黎国家图书馆藏敦煌藏文写本目录》(一、二、三集分别于1939、1950、1961年出版)。以上两份目录题录的古     

从《五部遗教》看禅宗在吐蕃的传播与影响

有关禅宗在吐蕃传播的资料,主要保存在敦煌汉藏文献中,如汉文《顿悟大乘正理决》,藏文P.T.116、P.T.823等卷子.国内外学术界对此已多有研究.除敦煌文献外,后期的藏文佛教史著对禅宗在吐蕃的传播也有涉及.但大部分著作认为禅宗的宗旨与正统佛教不相符合,只有《五部遗教》等宁玛派典籍对禅宗的态度比较公允,并收录有禅宗的原始材料.鉴此,《五部遗教》对于研究汉藏佛教关系史及禅宗在吐蕃的传播历史极有参考价值.     

汉文史料记载唐代吐蕃社会文化"失实部分"之研究

从事唐代吐蕃研究者所参考的基本史料中有不少失实之记载,惜至今仍未见有此方面之专论,仅散见于各类藏学的研究成果之中,且仍有前人时贤所未发现之错误,亟待修正.本文采用史学方法,兼取人类学、语言学、政治学、社会学等学科之观点,以记载唐代吐蕃的诸基本史料,就唐代吐蕃社会文化的各个主题,诸如族属、国号、饮食、居住、文字、礼仪、妇女及政问题、宗教信仰及政教相关问题姓氏及身份分类,以及伦理亲情等,先撷录各书记载,再以唐代吐蕃所遗留的第一手史料--吐蕃金石铭刻及敦煌古藏文卷子、后期藏文文献(如<贤者喜宴>等),并参酌当代西藏社会的生活习惯、文化礼俗及民情风俗等,作为考据时之依据,予以辨正.     

两件吐蕃赞普弘佛盟誓诏书史料价值之探讨

文章透过现存的吐蕃碑铭与《贤者喜宴》所录两件吐蕃赞普弘佛盟誓诏书及与誓官员名录的比较,分析此二文献乃《贤者喜宴》作者亲见原件并忠实抄录于该史籍之中。以二文献所载内容,就有关吐蕃王室对当时佛教的认识,为何心仪佛教以及为何坚持弘扬佛法、当时吐蕃社会为何抗拒佛教信仰、吐蕃王室又以何种方式推广佛法等问题,阐扬其史料价值。该二件文献所附公元779年及公元799—804年间吐蕃官员名录,也提供了今人借以与敦煌古藏文卷子的比较与补阙,修正汉史料记载模糊不清的问题。     

藏文古籍文献述略

藏文古籍文献是藏学文献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从大的方面看 ,藏文古籍文献 ,包括吐蕃早期文献、吐蕃以后的佛教典籍和藏文历史档案。藏文古籍文献作为藏学研究的第一手资料。在藏学研究中具有重要地位 ,有责任系统地介绍藏文古籍文献的概况及整理、出版和研究动态 ,是藏文文献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     

暗军考——吐蕃王朝军政体制探例

对于吐蕃军事体系中的特殊兵种■(暗军),学界长期以来未能给出确解。文章基于敦煌、新疆所出藏文写本和简牍,获得了更多关于■的古藏文书证。尤其2014-2015年《吐蕃兵制律例》的全文刊布和初步释读,更为探究■的确切内涵和相关问题提供了新的契机。通过综合研究,文章认为■应系吐蕃军旅中的先锋军或奇袭军。基于相关古藏文文献,不仅可以透视■在青海、西域、中亚等地的活动和影响,而且可以管窥吐蕃王朝军政体制的若干细部和断面。     

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敦煌藏文《牛角山授记》译解

收入藏文大藏经《甘珠尔》中的《牛角山授记》,是研究古代于阗历史及佛教传播的重要史料。有学者经过艰苦求索,从法藏敦煌古藏文文献中觅得二残片,并对其进行了翻译、考释,证明收入传世经典藏文《甘珠尔》中的《牛角山授记》早在吐蕃时期已在丝绸之路上流传。笔者近来在翻阅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敦煌藏文文献时,有幸发现了《牛角山授记》敦煌抄本的结尾部分。尽管是残片,但该写卷的意义在于抄经尾题中记录了完整的经名及抄经题记,对研究牛角山的取名以及于阗历史、宗教的研究具有多方面的价值。     

隋唐五代西北民族史研究概述(续)

在《隋唐五代西北民族史研究概述(之一)》中,我们简要评述了本世纪以来学术界对隋唐五代的民族政策与民族关系、突厥史、回鹘史与薛延陀史的研究状况。接下来,我们将述及学术界关于这一时期西北地区的吐蕃、吐谷浑和党项历史的究研意见。 一、对吐蕃史的研究 (一)关于吐蕃史料的考订最早在史料方面进行补阙正误的,当推陈寅恪。他在1923年写的《大乘稻芊经随听疏跋》一文,根据敦煌写本题记考证出“沟通东西学术,一代文化所托命之人”——吐蕃僧人法成大师的史迹,使这个不被载于正史,久已湮没无闻的吐蕃重要历史人物重现于世。1930年他发表的《吐蕃赞普名号年代考》则利用“长庆唐蕃会盟碑”考证出彝泰赞普的名号和年代,指出了两《唐书》等史籍所载有关时间的讹误。解放后,有关吐蕃资料研究的著作有明显增多。1958年,王忠利用汉文典籍,敦煌吐鲁番古藏文资料以及13世纪后的藏文典籍,写成《新唐书·吐蕃传笺证》一书,使吐蕃史料的研究提高到一个新水平。近些年,王尧、陈践出版了《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敦煌本吐蕃法制文献译释》、《吐蕃简牍综录》等,此外王尧还出版了《吐蕃金石录》。这些著作,或为翻译,     

论吐蕃治下的吐谷浑

从公元七世纪初以降,吐蕃先后兼并了分布于青藏高原的羊同、苏毗、吐谷浑等族,与这些民族发生了密切的政治和文化交流.本文引用敦煌、新疆发现的古藏文文献,结合汉文文献,深入地讨论了吐蕃治下的吐谷浑小王和吐谷浑臣僚、民众的情况,力图揭示出吐谷浑被吐蕃征服以及逐步融合的历史真相.     

多弥史钩沉

多弥 ,为隋唐时期汉文文献史籍记载的西北民族之一。《新唐书·西域传下》记其为西羌 ,滨犁牛河 (今青海通天河 ) ,“役属吐蕃 ,号难磨 (Nam mo)”。本文据此 ,认为“难磨”即藏文文献中所记之“南”(Nam)国或南部族 ,源于汉代以来西羌中的“卑”等羌 (以上前人均有论述 )。南部族在古藏文文献中往往与吐蕃原始六族中的“董”(sDong)族联系在一起 ,故多弥可还原为“董弥”(sDongmi,即董人之意 )。此名可能为其他族人对其的称呼 ,“南”为吐蕃人对其的称呼。另外 ,吐蕃征服“南国” ,约在唐贞观六年至显庆元年 ( 63 2— 65 6)之间。后为吐蕃“四方面王”之一 (《贤者喜宴》)、与吐蕃赞普通婚和结盟的大家族那囊氏 (sNa nam)应为南部族首领或大家族之一。唐安史之乱后 ,吐蕃曾征调南部至西域一带防戍 ,故 2 0世纪以来新疆出土的藏文简牍中有“南茹”、“南茹巴”的记载。唐末至五代 ,汉藏文书所记之“南山”、“南波”等 ,其中杂有“南”部族 ,故其所以得名 ,除因其居地在“南山”(今祁连山 )外 ,还有其民族构成中有“南”部族的缘故。     

P.T.999号敦煌古藏文写卷再探

P. T. 999号敦煌古藏文写卷是研究吐蕃末代赞普达磨和王子微松生卒年，以及吐蕃写经制度方面非常珍贵的历史史料。前人开创性的研究成果为学界所公认，但仍存在录入不规范、错录或漏录、汉译不准确等问题，给后进古藏文文献研究者带来困扰，故而对其进行重新识别、勘正、整理、重译，可促进敦煌古藏文文献研究的良性互动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