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访履历

对信访了如指掌的公安部信访办主任接受凤凰周刊采访时介绍说:"我国的信访是从有人给领导人写信反映问题、提建议开始的.在延安的时候,就有人给毛主席写信提建议.一开始,领导人自己处理来信,后来随着政权的建立,提建议的多起来,就建立了个秘书室,专门处理来信."     

我国信访制度改革的可行性路径探析

信访制度作为我国的一项公民权利救济、纠纷化解的制度,自我国建国以来为中国共产党和政府倾听民声、体察民意、监督官员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但随着我国政治现代化的一系列改革的铺开,信访制度的一些严重的问题日益凸显出来,因此改革势在必行。本文分为四个部分,先论述了信访制度的概念和历史沿袭情况,而后谈到了信访制度发展至今存在的一些突出的问题,第三部分是针对上述的问题提出的一些可行性改革路径,最后是本文的结语。     

信访困境是如何生成的

当前信访制度遭遇困境已经成为体制内外的共识，但这种困境究竟如何产生，以及如何走出困境，则分歧较多。有人提出取消信访制度，有人认为需要加强信访部门的职权，还有的认为只要改“属地原则”为“谁引发谁负责”即可解决问题。笔者认为，信访制度逐渐扭曲甚至异化的原因当然很多，但其实质上突显的是社会利益整合机制缺失与利益结构失衡的问题。仅仅靠信访制度来解决这个问题，在很多情况下无异于缘木求鱼。     

2006,代理行十大"现身说法"

今天,还有不少人认为北京代理行业并没有真正成熟.这倒不是说北京代理行经不起挫折,而是说与上海、广州、珠三角相比还有一定的发展差距,包括市场的成熟程度、产品设计的细化程度、服务理念等等.有资料说,南方一些知名经纪公司发展的规模可以和品牌开发商一决高下.如广州合富辉煌房地产顾问公司做了40个项目,在全国拥有15个分公司,仅外地就占13个.公司一年的销售额大概是100亿.整个公司里的资源配置,从产品策划(指建筑方面)到营销策划大概有120人,每个项目都有专业的建筑专业和策划专业的人员服务.而北京市场通常是一个有经验的策划人员负责三个项目.据有人估算,北京十大代理行的专业人员加在一起都不会超过120个.这个数字多少让我们觉得渐愧.     

信访制度研究的基本方法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信访制度在城市新区显得尤为重要,而信访活动研究的核心是信访制度的研究.信访制度研究,既是一个理论问题,更是一个社会实践问题；既与国家公共权力相关,更与国家公民的现实生活状态直接联系；既涉及国家体制,更涉及相关方面的权力和利益.对信访制度的研究,不只是一个简单的方法的问题,但方法的得当与否,无疑是本项研究工作是否科学的前提.     

“信访钦差”能让信访摆脱困境？

孙东东事件后，信访屡成媒体热点。近日，一个有官方背景的课题组发表文章，建议国家信访局整合中央多个信访机构，向各省市派驻信访官员，代表中央受理当地信访诉求。这个建议被民间命名为“信访钦差”，与沈阳大学增设“信访方向”法学专业的话题一起，再度掀起媒体讨论信访制度的热情。种种迹象表明，作为官方和民间关注热点的信访制度，如何变革、何时变革已成为全社会共同思考的一个问题。信访是“群众来信来访”的简称，中国特色毋庸讳言。它的本意是为了反映民情、化解矛盾，但社会转型导致的社会矛盾，却使信访渐渐成了累积民众怨恨、加剧官民冲突的敏感区。近年来，信访活动猛增，     

未画完的句号与企业"分权管理"

一次与单位的同事就企业管理这个话题进行讨论时,笔者提出了"谁是企业领导者"这个问题.对于这个很少有人提起、看起来不是问题的问题,同事们脱口而出:老板.其依据是虽然企业中有不少冠以总监、经理等各种头衔的人,但他们都是被老板管理的管理者或执行者,只有站在最高位置发号施令的老板,才是企业的领导者.     

国家信访局透露上访八大焦点问题

对信访了如指掌的公安部信访办主任接受凤凰周刊采访时介绍说:“我国的信访是从有人给领导人写信反映问题、提建议开始的。在延安的时候, 就有人给毛主席写信提建议。一开始,领导人自己处理来信,后来随着政权的建立,提建议的多起来,就建立了个秘书室,专门处理来信。” 1950年,党中央把书记处政治秘书室撤销,成立了中央办公厅秘书室, 专门负责处理人民群众写给中央领导同志的信件,接待上访群众。1950年 11月,党中央作出规定,要求“各地的中央区、省委、地委设立处理信件的机构或指定专人负责,并建立起登记、研究、转办、检查、留案等必要的制度。”1951年6月,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也规定:“县(市)以上各级人民政府均须责成一定部门,在原编制内指定专人,负责处理人民群众来信,设立问事处或接待室,接见人民群众。”信访就这样发展起来了。     

不离不弃,袁家腊四十六年真情照顾患病的老伴

精神病患者最可怜也最折磨人,多少患者被家人虐待抛弃。然而,袁家腊,一个忠厚善良的男人,牺牲自我,四十六年如一日,细致入微地照顾疯癫的妻子,情义之诚,堪称大丈夫。     

"毁门破窗"状元宴

很久以前,我的老家有个奇怪的规矩:一旦有人幸而中举,就会有一群报喜的人乐滋滋地拿着棍棒闯进家门"打砸",毁门破窗.     

信访改革路径的理性选择

2005年1月17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的《信访条例(修订草案)》正式对外颁布,并将于2005年5月1日起施行,这标志着我国新一轮信访制度改革的开始。但与此同时,围绕信访改革的各种争论并未就此平息,反而有升温的趋势。新《信访条例》有了哪些制度性的改革?最终目标是什么?信访制度改革应当选择怎样的路径以及应该如何引导公民理性有序地表达意愿?这些问题都是讨论的焦点。     

老公回家,我的"性"福在别处度假

管蓉与吴伟结婚3年,夫妻生活可谓琴瑟和谐,如鱼得水.然而这种甜蜜"性"福却因为丈夫吴伟被公派英国学习而戛然中止.与吴伟离别的日子里,多少个良辰美景,管蓉孤枕锦衾薄,相思恋恋到天明.可这是身不由己的事,他们只能借助偶尔的越洋电话倾诉相思之苦.一次.吴伟在电话中告诉妻子,他过两天给她寄一份神秘的礼物,希望它能陪她度过孤寂的日日夜夜.     

国家政权建设与新中国信访制度的形成及演变

本文旨在从国家政权建设的角度讨论新中国信访制度形成及演变的历史过程和规律。研究发现,信访制度是中国共产党根据群众路线而创立的。根据群众路线,信访工作有社会动员和冲突化解两个基本内容,并应做到二者的有机统一。但在信访实践中,国家在不同历史时期总是偏重其中一个方面,并相应形成社会动员和冲突化解这样两种信访工作取向。1978年以前,在社会动员取向主导下,信访制度建设趋于革命化,结果造成国家社会动员与民众利益诉求之间的严重对立。1978年以后,国家信访工作的主导观念向冲突化解取向调整,从而极大地促进了信访制度的科层化。随着社会形势的变化,冲突化解取向也逐渐暴露出它的局限,即不能有效地回应民众的政治参与需求,却又在客观上有利于民众的政治动员。国家怎样回应这一矛盾,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今后信访制度的演变。     

名医画肖像:爱生病的人长这样

正春天不停咳嗽,常年手脚冰凉,一点小伤口总是反复发炎……身边总有这样一些人,他们被调侃为"林黛玉",看起来总是病恹恹的。为什么有的人总爱生病,而且一点小毛病还老是好不了?在医生和营养学家看来,这些人身上有一些共同点。"林黛玉"体质有4个特征有人整天感觉困顿乏力,总以为是睡眠等问题     

华为"大限"每家公司都会遇到

这几天,两位"老"经济人物引发了人们的无限关注.一个是牟其中,这位上世纪经济时代的象征,结束了他的牢狱生活,开始重新走入大众的视线.对他,有人唏嘘不已,有人感慨时代的变迁,有人揣测他会不会东山再起.     

从"海星"到"拾星者"的蜕变

从事社会工作的人,大约都听过一则"拾星者"的故事:一个年轻人到海边散步,看到沙滩上有不少海星.他不忍海星桔死,于是把海星--捡起,放回大海.一位路人嘲笑他:"留在沙滩上的海星那么多,你救得了多少呢?不如让他们自生自灭算了!"年轻人回答:"虽然我不能救回所有的海星,但是对每只被放回海里的海星来说,这就是一个生存的机会!"     

迷失在"黑白森林"的"赤脚律师"

他们或满怀激情,一身正气,对法律充满敬爱,却无奈就业的门槛高不可攀;他们或以关系为饵,输赢为砝码,无孔不入,到处招摇撞骗;他们或是也可能曾经是,某长、某主任、某顾问,总之与公检法沾边;他们或是一方农民、民工及其他弱势群体的"意见领袖"、"维权英雄"、"信访先锋",无私无畏,坚持朴素的正义;他们或曾经有执业资格,但被吊销、注销,或是按规定不再予以注册的"前律师";他们也可能是律师助理、实习律师、刚毕业的大学生,甚至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公检法退休人员、在职国家干部、社会闲散游民.     

新一轮"农村包围城市"

与“数字腐败”的原因相同,在创造政绩的努力之中,个别地区的体制改革,也不乏有“大跃进”式的各种”第一”出现。广西武鸣县,是全国第一个进行社区直接选举居委会成员的县。这个第一有多少含金量?有人说,这仅仅是一个吸取农村选举经验并加以应用到城市的事例,从制度创新和推进两个层面衡量都没有意义,是“作秀”之后就会“稍纵即逝”的第一。也有人说,武鸣直选是社区建设真正的突破口,第一次提出了社区民主自治“农村包围城市”的思路     

关心员工,不是关心名字与数据

你的公司有多少名员工? 关于这个问题,我想,绝大多数中小企业的老板会随口报出.但是,有一个巨型连锁企业的老总,在众目睽睽之下,居然回答不出自己公司究竟有多少员工. 一家电视台邀请了蒙牛集团董事长牛根生作访谈节目.访谈在一种融洽的氛围中进行. 按照惯例,主持人先是问了蒙牛集团的成功经验,接下来,无非是一些关于蒙牛的创业与发展的问题,但最后一个问题,却出乎所有人的想象.主持人说:"请问,蒙牛集团截至今天,共有多少个员工?"     

中国人在行政纠纷中为何偏好信访?

近些年,中国民众在解决行政纠纷时往往会选择信访,而不进行诉讼。对此现象,学术界主要有两种解释:一种认为"信访现象"根本就是民众理性选择的结果,行政诉讼问题过多,效果不如信访。另一种则认为清代的法律文化与1978年以前的新中国历史使当代中国人具有"厌讼"或"信人治不信法治"的历史传统,或叫"路径依赖"。本文认为这两种解释都与现存的证据存在很大出入:首先,信访的效果比诉讼差得多,很少会解决信访者的问题。其次,传统中国社会——尤其在清代和民国——并不很厌讼。在此基础上,本文提出一种新的解释可能:中国民众不选择行政诉讼是因为对这种诉讼的程序感到陌生和排斥。不论古今,中国民众都似乎偏向冲突性较低、法官主导功能较强的诉讼程序和审理方式,而现代的行政诉讼制度因为不允许调解,也许显得过于生硬、冲突性过强,因而使访民产生排斥心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