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新世纪以来中国文学启蒙话语的嬗变与转型

启蒙话语作为20世纪中国文学的一个统摄性文化主题和中国知识分子精英的独特身份符号，在世纪末的文化转型中陷入一种极为尴尬的境地，通过总结和反思20世纪启蒙话语体系自身的本体意识，探寻启蒙主题在中国的历史更迭，以此透视世纪之交转型期的文化语境，探讨启蒙传统的未终结性，新启蒙的转型背景、启蒙本体论的嬗变，以及启蒙策略转型，尤其是启蒙者身份的隐匿和启蒙对象的扩张，才能彰显这一文学传统和文化思潮的未来走向和当代意义。     

萧红思想意识探源

萧红的思想意识领域博大渊深,这是使萧红成为20世纪杰出女作家,写出具有经典品格的创新之作的重要因素。在萧红的精神构架中,仁爱思想是她道德意识的基石,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和民族意识是她政治意识的基调,文艺启蒙和女权意识是她创作活动中的重要内容。这些意识的形成,固然是她所生活的那个时代的大背景使然,而在她的生活和创作道路上,对萧红思想意识产生直接影响的几个重要人物是:萧红的祖父;萧红所钟爱的萧军:伟大的鲁迅先生及萧红其他文友。     

萧红"故乡"表现的两个矛盾性主题

萧红对启蒙思想的认同,使其创作具有着强烈的对"故乡"的批判精神,而童年体验和传统文化的作用,又使其对"故乡"有着深深的留恋,这就导致了萧红创作对民间启蒙的希望与怀疑,对故乡追寻的希望与怀疑的双重矛盾.     

论萧红小说主题意蕴的多义性

萧红小说有多重的主题意蕴，可从不同的时代语境中去观照其丰富内涵。从民族主义的角度看，“抗日文学”的内涵；从启蒙主义的角度看，对鲁迅现实主义批判精神的继承和对病态的国民性的文化批判；从女性主义的角度看，女性意识的觉醒；从对生命的体悟看，深沉的悲剧意蕴。丰富复杂内涵使萧红作品获得永久的审美魅力。     

存在之思--萧红文本的文化哲学意蕴

在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萧红是一位极为优秀的女性作家.她和她的文本对人的存在进行着不屈的叩问.萧红的文本中表现了对人的动物般生存的置疑,对一切成规、历史传统的置疑,对女性痛楚命运的绝望.这使萧红走上了孤独漂泊的旅程.生命后期,萧红在文本中表现了对反抗的置疑,浸润着浓重的虚无感.     

论20世纪中国两次启蒙的误区及其超越

"我是谁?"是对人的本体追问,这一问题在中国近现代直至当代的历史溯源和梳理,涉及两次启蒙运动及其缺陷,群体利益高于个体利益的原则使"五四"启蒙运动由"立人"转向"立国",八十年代的"新启蒙"又在建构民族国家共同体的意义上从"肯定人的主体性"到寻求身份认同,个人主体确立的任务一再延宕,从根本上违背了康德对启蒙的阐释。面对启蒙"轮回"的"教训"和"误区",个人主体的确立呈现更复杂的景观,知识分子群体尤其需要以其深广学识和勇于担当的社会责任感,助力实现全民启蒙和整个社会的现代化转型。     

论《呼兰河传》启蒙与民间的双重立场

萧红的作品近年来很受关注,《呼兰河传》作为萧红的代表作,它是一部散文体的诗化小说。《呼兰河传》体现了启蒙与民间的双重立场。启蒙与民间的双重立场和谐地统一在一起,使得《呼兰河传》刚柔并济,既有批判的力量,又有对民间、对故乡的柔情。     

论萧红形象的历史变异

萧红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位有着独特艺术个性的女作家,她的作品与她的人生经历都充满了传奇色彩.她的个人生活经历曲折而又坎坷,也不时为人所诟病.萧红生前逝后的遭遇既有时代的普遍性,同时又具有个体的特殊性,这种现象的背后,交织着十分复杂的历史、文化、民族心理、社会话语等多种因素,萧红形象也因此发生着历史变异.     

萧红女性主义创作视角研究

萧红的创作在抗日文学为主流的背景上无疑是独特的,萧红的小说文本表现了两性关系/性别意识与民族国家文化历史的双重主题.在民族国家文学之外,萧红的女性文本的多元特质在她的文本书写中进一步得到延续,她从女性主义创作出发,建构了与整个男性叙述语境全然不同的女性叙述视角.     

永远的故乡风云——萧红、迟子建乡土小说比较

萧红和迟子建这两位来自北国的作家,她们共同关注着家乡的景,深爱着家乡的人。她们笔下的景与人的相同之处来自于地域因素,不同之处则体现了各自的创作追求。萧红关注这片土地上的蛮荒和苍凉,启蒙是她高扬的旗帜。迟子建则更多地展示这片土地上的爱与善,对乡土的温情缅怀给了我们一份心灵的安慰。     

《生死场》的重新阅读与萧红文学史评价再阐释——对萧红文学史写作的一种思考

《生死场》作为萧红的成名作,文学史上一直被当作“抗日文学”题材的小说进行阐释。当我们重新进入《生死场》的文本世界的时候,发现了一个与所谓的文学史阐释之间的差异。在这个文本中,萧红对于女性身份过分关注,并用自己的生命体验和情感体验进行文学书写。在小说的书写过程当中,她对男性的权力话语进行了深刻的批判。因此,重新进行文本的阅读,并进而对萧红的文学史评价作新的梳理和阐释,就显得非常有意义而且有必要。     

孤独与漂泊：从女性主义视点读解萧红

本文援引女性主义文学理论,通过追踪萧红的生命历程、分析萧红的文学创作、剖析文学史对萧红的评价,解读了萧红身上所透露出的性别文化符号。     

日常生活审美范式的确立、发展与匡正

现代文学史上的日常生活审美范式作为一种与"启蒙"互补的审美范式,肇端于五四新文化运动,由周作人首倡,在废名等人的笔下获得发展,经由海派、京派作家尤其是沈从文、萧红的书写而不断变得丰富,张爱玲从理论和创作实践两方面对其进行了匡正,完成了对"五四"的回归与超越。日常生活审美范式对海外华文文学影响甚大,也成为了新时期文学的主流。     

呼兰河——萧红的异国

童年的记忆是作家创作的源泉,当繁华落尽,在萧红脑海里渐行渐近的是呼兰河畔的那座家园,是和祖父一起度过的天真烂漫时光。萧红的呼兰河、后花园,是诗意的、生命的乌托邦。它一部分是轻松的娱乐,一部分却是沉重的社会现实复苏和重新组织的历史,它们让被掩埋的历史自行呈现。     

萧红笔下日常生活书写的现代意义---兼与张爱玲比较

萧红和张爱玲这两个看似并无直接关联的作家,其成长经历、人生轨迹却多有相似之处;就写作意义而言,彼此也有殊途同归之处。她们以其对十里洋场的“现代”日常生活和乡土中国的“前现代”日常生活的描绘,分别表达了对现代中国的“两极想象”。由张爱玲反观萧红,后者对中国乡村生活形式的描绘,为中国现代作家的现代性思考提供了具有启示意义的参照。     

反讽：女性的身体叙事——萧红与萧红小说论

“身体叙事”是萧红文本的一个潜在的内容与姿态,在文本中,女性身体不仅成为萧红作品中的“生死场”,而且更是小说获得内涵和意义的根本来源。萧红似乎对自身的情感与女性的命运有着超乎寻常的热情,女性独有的身体经验成为她从事文本建构的基本手段。生育、病痛与死亡是作家诠释女性“身体叙事”的独特视角,女性与男权社会乃至整个主导意识形态之间的联系与冲突成为身体的悖论。女性作家用反讽的姿态作了一次“致命的飞翔”,在语言的狂欢与回忆的空间中获得身体与性别的认同。正是用这样一种方式,萧红将自己写进了文本——就像通过自己的奋斗嵌入世界和历史一样。     

失掉了爱的心板——萧红笔下的受难女性形象分析

萧红的绝大多数小说都以女性为主要表现对象，但她从来不曾对女性的存在做过浪漫的期许，自身所经历的苦难使她洞见了生命的空洞与无奈。她笔下的女性大都没有清晰的自我意识，也鲜有自觉的生命意识，有的甚至没有自己的名字，她们如同动物般挣扎在生与死的轮回场上。萧红是一位热衷描写死亡的作家，但她没有一般作家关于死亡的诗意化想象，更多的指向了死亡本身。萧红以她深邃的内在质询探索着女性的命运，提示着女性悲剧的深层文化根源。     

《小城三月》的文化内蕴

萧红的《小城三月》以悠扬婉转的笔调叙述了一个凄婉的爱情故事。小说中翠姨与"我"的堂兄的爱情悲剧既是性格悲剧,更是新旧文化冲突所导致的悲剧,是生命之花在"五四"新文化春风的吹拂下灿然绽放、却又在传统文化的重重裹挟下悄然萎谢的悲剧。这悲剧凝聚着萧红自身深切的生命体验与深沉的文化思考。     

论萧红小说叙事艺术的嬗变

在萧红的创作生涯中,其小说的叙事视角、叙事结构及叙事模式前后有着较明显的变化：叙事视角由全聚焦转向内聚焦,由成人视角转向儿童视角;叙事结构由线性时间结构,逐渐转向为淡化时间顺序的多重空间结构;叙事模式则由以情节叙述为主转向以情感和情调氛围的营构为主。这些变化,对萧红来说,是一个天才作家在成长中不断寻求最好的、最适合自己个性的表现方式的过程;对现代文学史来说,是新文学在发展中不断突破旧的文学形式、拓展审美空间的重要表现。     

萧红小说抒情手法浅探

萧红英年早逝 ,但她却创造了别具一格的萧红体小说 ,尤其在抒情手法的运用上 ,以间接抒情为主 ,用情写人、状物、叙事 ,形成叙事处即抒情 ,抒情处即叙事 ,借景抒情 ,情景交融的抒情风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