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意”之辩及其语言哲学的意义

魏晋玄学，作为一种富于哲学思辨、富于智慧和热情的哲学流派，在中国哲学发展史上有着极为重要的地位和影响。玄学是从哲学本体论高度回归老庄哲学，在政治哲学方面仍以儒家名教立论，尊崇孔圣，因而具有儒道兼练的特点。可以把玄学看成是汉代儒道融合和互补的合乎规律的发展结果。玄学围绕着“有无”、“动静”、“体用”、“言意”等抽象哲学范畴而展开。其主要论题“有无动静”之辨是在本体论方面讨论如何调和“名教”与“自然”的矛盾。与这一中心论题密不可分的另一论题是“言意”之辩。这个问题涉及宇宙本体能不能用名、言表达的问题…     

郭象“神器”观探微

郭象所谓“神器”之含义主要不是(但可以包含)学界所通常认为的“名教”或“国家政治”,而是天下万物之各别的作为本性物的存在。对“神器”观的考辩有助于我们从一个侧面去深入分析郭象的玄学思想。     

嵇康玄学思想与魏晋名教政治

魏晋清谈前期,非止理论空谈;故论者玄学思想,亦紧密联系政治。汉魏政治,一转而有刑名;魏晋政治,一转而有名教;魏世思想,无脱名教世政之中心。出身寒门而党于曹氏的嵇康,在魏晋嬗替之际表出“越名教而任自然”的清谈论旨,不仅在于突出了玄学的转换,更在于行蕴其中的政治抗争。个中所谓“狂而刺切”,所谓“有疾而然”,皆嵇康置身司马氏篡政之政治反对派的思想催陷。要之,嵇康个性最明,倾向最明,而一归于清谈玄旨与政治之关系亦最明。     

从魏晋玄风到王门狂禅

魏晋玄学和阳明心学是中国思想史发展过程中两个重要的思想流派。尽管两者产生的思想背景有异，时代不同，主旨不同，但都在其内部形成了一种反叛传统的主体自觉，呼喊出几千年来中国历史长河中为数不多的具有“异端”色彩的叛逆声音，为重礼轻情，重天理轻人性的传统社会增加了些许亮点，也为近代以来从传统内部突破束缚，开启蒙昧，奠定了思想基础。一玄学主题与魏晋玄风玄学的主题是自然与名教的关系。道家明自然，儒家贵名教，以道解儒，以自然汇通名教便成为魏晋之际文人士大夫致力探讨的话题。玄学首先是对两汉经学的批判与反思。儒家…     

向秀玄儒兼治研究

向秀融合儒道的本体论哲学,是当时学术思想领域正始玄学向元康玄学过渡的关键。他从相信正始玄学贵“无”本体论开始,到超越“以无为本”,提出“自生”、“自化”学说,以性分自足的逍遥义实现名教与自然合一。道家思想经过向秀改造能够更加和谐地与儒家精神兼容,从而为郭象玄学解决内圣外王、游外冥内奠定了理论基础。向秀重新审视“名教”价值的理论体系以及政治实践都与众不同,他兼治儒道的理论创见和成就,也是其与山涛、王戎等入世的名士人格同中见异之处。     

正始玄言诗论

曹魏正始年间，何晏、王迅创立玄学。“夫玄学者，乃本体之学，为本末有无之辩”①。玄学综核名教与自然，调和儒道，本质上是“一种阐发内圣外王之道的政治哲学”②。但到了激康、阮籍时期，由于“现实变得更不合理，连调整的可能性也完全丧失，玄学就从世界分离出来而退回到自身，用应该实现的理想来对抗现有的存在……由政治哲学转变为人生哲学”③。税康、阮籍就是这一转变的关键，他们“使玄学深入到自我意识和精神境界的问题之中分从而使玄学走向人生，走向诗歌，以玄言为内容的玄言诗便产生了。然而，众人对玄言诗的产生时间，一直认…     

同源共生：论魏晋经学与玄学的关系

魏晋经学以儒家思想为核心，以“七经”为研究对象；玄学以道家思想为主体，以“三玄”为研究对象。二者属于不同的理论形态，其思维方式也有区别。但是，从哲学内涵上考察，不仅玄学通过对道家本体哲学和自然本质的解构性阐释，贯通了儒道融合的内在理路，构成了与经学的理论联系；而且以“易”为核心的思想交集、以“道”为核心的哲学本体、以“名教”为核心的价值判断，也使玄学与经学有着错综复杂的哲学和思想上的同源共生的关系。     

玄学本末、有无之辨对文学本源、本质论的影响

玄学是魏晋时期兴起的一种以老庄思想为骨架的哲学思潮。汉末品评人物的“清议”,到魏晋发展为辨名析理的“清谈”,通过对有无、本末、才性、言意等抽象议题的论辩,把儒、道两家思想糅合起来,铸造了一套以本末,有无之辨为核心内容的思辨哲学体系,这就是当时被称为“新学”的玄学。玄学摆脱了两汉经学的繁琐形式,抛弃了两汉经学的庸俗内容,把“自然”与“名教”统一起来,给当时的思想领域带来一片生机,于是便很快地取得了支配的地位。     

魏晋玄学之自然与名教

汤用彤先生曾对魏晋玄学治学路径作过精妙的概括，他说玄学论天道则不拘于构成质料，而进探本体存在，论人事则轻忽有形之粗迹，而今期神理之妙用。此时期自然与名教之论亦不外乎此，自然（nature）乃“本性”、“本质”、“体”之义，名教根本则是儒家一套伦理规范。魏晋玄学家虽自然观不同，但大都有持同名教与自然的看法，其间也有貌似越名教而任自然之论，实则二者共同所毫不迁就的是异化的名教，相比之下，前者的学思更为精致，后者所敞开的心胸更为坦真，更显热诚执著，结合前者也更耐人寻味。本文在生命境域倾心后者，在学理上同情前者，并对其中所隐含的疑难作了显示。     

南朝玄儒消长初探

<正> 玄学是门阀士族的意识形态。在门阀专政的东晋社会,玄学一枝独秀。东晋的玄学家们虽然在理论上无所建树,但他们身居显职,口吐玄虚,手挥(?)尾,大扇玄风,以至于“诗必柱下之旨归,赋乃漆园之义疏”。随着东晋门阀政治的瓦解,玄学从兴盛走向衰落,儒学重新获得生机,玄儒消长是南朝思想文化变化的必然趋势。刘(?)在《文心雕龙·时序》中说:“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于时序。”文学的变化如此,整个思想文化的变化也莫不如此。当门阀士族丧失了对最高权力的控制,玄学也就逐渐地丧失了它     

南朝佛道关系论及其学术渊源

佛道关系是南朝三教论争的核心问题之一.南朝最早的佛道关系论是优劣异同论.由此分化后,产生了态度温和的佛道异同论和态度偏激的佛道优劣论.南朝佛道关系论的学术渊源在于魏晋玄学.佛道异同优劣论就是玄学老庄与名教异同论和宗教斗争融合的产物.南朝佛道关系论,还受到了玄谈风气、玄学体用范畴的影响.在一定意义上,南朝关于佛道关系的论争是魏晋玄谈的延续.     

试析郭象《庄子注》之儒家思想

魏晋之时,玄学成为当时的显学,名人高士皆“好言老庄”,玄学成为当时思想界的主流,但是,这种“谈玄说虚”的玄虚之学,究竟有多少地方可为统治阶级所用?这一点却颇值得思考。 纵观整个中国封建社会,虽然各代具体社会历史条件不同,侧重点不同,但任何一个朝代,都无例外地要以儒家的纲常名教为立足点,而儒家学说也正因为其“列君臣父子之礼,序夫妇长幼之别”,为封建统治作了理     

佛教言意观与南朝文论家的语言艺术论

言意之辨是魏晋玄学的主要论题之一，它对东晋南朝佛学理论的影响无疑是显著的。但也应看到，佛教对于言意关系问题有独特的认识和思维特点。论者对佛教言意观的评价差异颇大，如袁行霈先生认为“早在东晋南朝时期，佛学与玄学融合已采取寄言出意之旨”①，而王钟陵先生则认为在言意关系问题上“在佛教徒这种玄学化了的佛教哲理语言之中的是对世俗生活的彻底鄙弃。在佛性的光轮之下，佛教徒们表现了对人类智力和语言表达能力的野蛮的否定”②。后种观点未免失之偏颇，而前种观点则未尽其详。本文试就佛教言意观的基本特点以及其对文论的影响…     

略论郭象的内圣外王之道

在魏晋玄学的发展史上,元康时期的玄学较之正始年间的玄学和竹林名士的玄学有一个明显差异,这就是它既不象正始玄学那样慷慨激越,热切寻求“崇本举末”,“执一统万”的系统理论,也不如竹林名士那样愤世疾俗,积极追求“越名教而任自然”、“清静空寂”的理想境界,而是试图将两者加以综合,冷静理智地阐发出一套“内圣外王之道”,实现宇宙观与历史观、社会理想与人生理想的统一。郭象作为元康玄学的代表人物,于其主要著作     

沉重的玄思——从历史与学理的角度看阮籍、嵇康的内心焦虑

魏晋之际的虚伪名教造成了社会的混乱,禁锢了人们的思想.阮籍、嵇康逆流而动,以“越名教而任自然”相号召,追求一种纯真自然的人生理想.本文通过对二人玄学理论本身及其历史背景的阐释,明确嵇、阮与元康放达派人士和隐士之不同,指出二人是彻底的反名教而任自然.同时重点探讨了他们的内在精神困境,认为人格的分裂和缺乏一种新的意义归趣是导致他们言行矛盾的真正根源.     

试论嵇康乐论的玄学美学思想——以《声无哀乐论》为中心

通过研究嵇康对儒家传统音乐命题“声有哀乐”的批驳，及其对道家“道”、“和”的思考在玄学思潮和音乐形式上的运用与发扬，发掘其思想在特定历史思潮中的价值、在审美层面对主体自我的超越及其思想在玄学潮流及艺术审美层面上的超前性及先见性。从揭示“名与实”、“音声之无常”、“心之与声，明为二物”三方面对音乐与情感相分离的纯理性高度出发，探究了审美主体的心理差异在审美过程中的“移情”作用对音乐与情感的中介统一性及音乐回归艺术自然本性的价值意义。     

阮籍、嵇康玄学思想的演变

玄学思想的发展是在既同世界对立又同世界统一的矛盾中进行的。就本质而言,玄学是一种阐发内圣外王之道的政治哲学,它力求与世界协调一致,为当时不合理的政治局面找到一种合理的调整方案。基于此,阮籍、嵇康前期的思想倾向于自然与名教的结合。魏晋禅代之际,险恶的政治环境使理想与现实的矛盾发展到不可调和的地步,调整的可能性完全丧失。玄学就从世界分离出来退回到自身,用应该实现的理想来对抗现有的存在。玄学发展到这个阶段,给自己涂上了一层脱离现实的玄远色彩。阮籍、嵇康把外在世界的分裂还原为内心的分裂,极力探索一种安身立命之道恢复内心的宁静,使世界重新获得合理的性质,在更高的层次上适合人们的精神需要。他们的玄学思想逻辑地演变为自然与名教的对立。     

魏晋玄学向佛学转变的内在哲学根据

魏晋玄学与佛教般若学之间存在着一种天然的“相似性”,这样一种相似性促使我们思考魏晋玄学中“名教”与“自然”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对于玄佛转变的研究,不仅有助于我们清理佛教般若学理论在中土的创造性发挥的思想历程,而且也会加深我们对魏晋玄学的整体认识,反过来又影响我们对魏晋玄学的重要评价.玄学与般若学的“相似性”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去探讨,但玄学强调的自然主义和精神超越与佛教般若学追求的出世主义理想的“相似性”则是我们理解玄佛转变合流的一大关键.     

儒学精神旨趣与魏晋玄学的兴起

玄学思想何以能在魏晋兴起？以前人们一般倾向于从土族政治、经济势力的发展、汉晋之际士人群体的自觉以及政治背景之隐微诸方面去解释。其中尤以政治背景，即所谓“魏晋之际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最受史学家的注意。这些论断大体而言都是有坚强根据的。但双晋之际玄学的兴起不是单纯从外经方面所能完全解释清楚的。本文但求立巴，不欲破人，只想从汉晋思想发展的内在理路之角度在上述的解释之外增加一个理解的层面。玄学思想的特色是以易老庄的三百之学代替了汉代的儒学。然而，严格而言，玄学所代替的是特殊的儒学即汉代经学而非儒学本…     

浅论魏晋玄学对儒释道的影响

魏晋玄学思潮衰落之后 ,其哲学精华活在儒、释、道 (教 )的理论创作中 :玄学的哲学范畴和“形名学”、“言意之辨” ,构成了魏晋南北朝佛教义学语言环境和思维方法 ;玄学本体论流派的哲学思辨使道教哲学由粗糙走向精致 ,元气论流派的生命哲学则培育了士人的本土宗教情感 ;玄学促进了南朝经学向义理化方向发展 ,其潜在的“体用”、“性理”、“内圣外王”观念 ,对北宋理学的兴起产生了直接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