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女性人口教育状态对婚育状态的影响

同批出生妇女的平均初婚年龄和平均生育子女数受社会、经济、文化习俗和政策等诸多因素的影响.本文试图以1988年全国2%生育节育抽样调查为基础,专门分析我国女性人口平均教育水平对女性平均初婚年龄和平均生育子女数的影响,并探讨不同类地区的影响模式,说明提高女性文化教育水平的长远意义.二、不同文化程度妇女平均生育子女数的差异依据1988年全国2%生育节育抽样调查数据,我们计算了城市、城郊、镇和农村四类地区45—57岁(分三个年龄组)不同文化程度妇女平均生育子女数的差异.显然,这些妇女基本上完成了终身生育任务,在生育期内受计划牛育政策的影响较小.教育水平同其它社会、经济、文化因素一起影响了她们的生育行为.     

中国城市人口生育意愿——对哈尔滨市已婚在业人口的调查

生育意愿是指人们对待生育行为的态度和看法,它决定着一个国家和地区的生育水平和人口发展状况。在过去几十年时间里,中国人口出生率明显下降了,生育模式发生了变化。生育观念转变可以说是中国人口生育模式转变的重要因素。关于城市人口的生育意愿,80年代对北京等城市的调查发现,平均理想子女数超过2人,如北京市年平均理想子女数为2.10人,希望有2个孩子者占77.0％,天津市1985年平均理想子女数为2.10,理想2个孩子者占80.0％;上海市1984年平均理想子女数为2.49,理想2个孩子者占50.0％,3个孩子者占36.0％(辜胜阻,1989)。进入90年代,中国城市人口生育模式已达到了一个非常理想的程度,社会经济的发展是生育模式转变的重要因素,但根本的原因在于人们自身生育观念的转变。关于城市生育意愿的     

中国人口生育意愿与男孩偏好研究

本文基于"四川省促进出生人口性别结构平衡问卷"的调查数据对育龄人群的生育意愿与男孩偏好关系进行实证检验。结果显示,所调查育龄群体的理想子女数约1.8个;男孩偏好发生概率具有明显的地区、人口特征,民族属性、家人想法、对生育政策知晓情况以及养老方式等变量对男孩偏好的影响显著。分析认为,这是个体所处环境对其影响作用所致。因此,政府应借助各类传播媒介,利用人际传播和大众传播等方式,加大对人口现状及生育政策等知识的宣传,扩大新型生育观念普及面,通过减弱男孩偏好逐步实现出生人口性别比结构平衡。除此之外,"一儿一女"的生育偏好普遍存在,全面二孩生育政策虽然满足了婚育家庭的生育需求,但有可能激发一孩是女孩的家庭的男孩偏好,打击"两非"仍是未来人口工作重点。     

西北农村妇女文化素质对生育水平及生育观念的影响分析——对甘肃中部地区520名农村妇女的调查

本文利用对甘肃中部地区10个贫困县的调查资料，采用SPSS统计方法，就贫困妇女文化程度与生育水平和生育观念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分析结果表明，妇女文化素质对初婚年龄、初育年龄和活产子女数都有不同程度的影响，且呈现出负相关关系；较高文化素质的妇女在生育目的方面传宗接代和养儿防老观念已经淡薄。生育子女性别仍具有较强的男孩偏好特征，理想子女数少生观念明显，尤其对于子女教育期望有较强的性别平等意识。     

家庭人口投资的决定因素分析

家庭人口投资是探讨微观人口经济行为的重要内容之一。分析家庭人口投资及决定因素,对把握当代我国城乡人民生育观念、生育行为,促进我国计划生育工作深入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一、家庭人口投资的内涵家庭人口投资是指家庭在生育子女以及培养教育子女成为正常劳动力之前所支出的一切费用。现在普遍认为家庭人口投资在经济上可以分为以下几类:第一,生育费用投资;第二,抚育费用投资;第三,教育费用投资;第四,医疗费用投资;第五,工时损耗费用;第六,子女成家费用;第七,婴幼儿夭折的均摊费用。据原西安交通大学教授蒋正华估算,我     

北京城市不同文化层次人口生活质量探讨

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素质,调整人口结构,改善人口生活质量,是我国应当为之坚持奋斗的长期人口发展战略.特别是在我国城市地区,妇女生育已得到切实有效的控制,提高人口生活质量问题日益受到政府决策当局的关注.本文利用1991年北京婚姻家庭生育抽样调查资料,从文化教育、收入、就业、住房、婚姻家庭生活和健康等6个方面,分析北京城市人口不同文化教育层次的生活质量状况,发现问题,并提出对策性意见.该项调查,以20—54岁妻子为主,并同时调查其丈夫,调查抽样范围为北京崇文、宣武、西城、东城四个城区和朝阳、海淀、丰台、石景山四个近郊区的居民户,妻子样本量2170人,丈夫样本量1985人.在进行数据分析时,凡拒绝回答或回答不知道、不适用者采取删除方法处理.     

影响磐石县人口出生率回升的主要原因及对策

<正> 人口、出生率是某地、某时期出生人口数与某地、某时期平均人口数的千分比。出生率的变动影响人口总量的变动,出生率的变动情况体现人口再生产的情况。因此,研究人口出生率的变动情况、分析其变动原因,对于了解人口再生产情况、评价计划生育工作及预测未来人口发展趋势都十分重要。人口出生率的变动,受育龄妇女生育水平的影响,而妇女生育水平的变动,则受社会经济、人口政策、文化程度、行业、职业及年龄构成,身体素质等诸多因素的影响。一个地区经济越发达、文化程度越高,妇女生育水平越低,出生人口越少,人口出生率越低,反之,经济越落后,文化程度越低,妇女生育水平就越高,出生的人口就越多,人口生出率当然也就越高。行业、职业不同,生育水平也不一样:脑力劳动者,生育水     

农村外出妇女的生育意愿分析——基于鄂州、黄石、仙桃三地数据

本文利用2009年2月在鄂州、黄石、仙桃农村外出和未外出育龄妇女的调查数据，通过列联分析和logistic二元回归分析，从四个方面分别考察了外出与未外出育龄妇女生育意愿的关系及其影响因素。结果发现．育龄妇女的意愿子女数主要受其年龄、受教育程度、职业状况等个人特征的影响，外出过的妇女的意愿子女数要显著少于未外出过的妇女，这种差异主要是由于外出妇女与未外出妇女本身的结构差异所引起的，外出本身对育龄妇女的意愿子女数并没有显著作用；在生育目的上，外出与未外出妇女存在显著性差异，外出能弱化传统思想在妇女生育动机中的作用；在意愿生育性别和意愿生育时间这两个方面外出和未外出妇女没有显著性的差异。     

北京市千分之一点三人口生育率抽样调查简析

1982年9月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在全国二十八个省市自治区开展了一次千分之一人口生育率抽样调查.北京从城乡抽取了七个点,总人口为8,916人,占全市总人口的0.97‰.前不久,为了进一步了解收集北京市解放前夕和建国以来的妇女婚姻生育情况及编写《北京人口》一书的需要,北京市计划生育委员会和北京经济学院人口经济研究所于1984年4月组成联合调查组,决定再抽取千分之一的人口井对其中15—68岁的妇女进行调查.我们根据随机、分层、等距抽取样本的方法,采取原全国千分之一人口生育率抽样调查北京市抽用的样本编码取中的方法,又从城乡抽取了七个点,总人口12,254人,占北京市总人口的1.31‰.调查方法与全国抽样调查方法基本相仿,调查内容稍有更改,删去了妇女情况调查表第十项     

人口与生育政策变动对代际关系的影响

人口与生育政策直接影响着人们的生育需求和生育观念 ,不同的政策有不同的生育动机 ,所追求的孩子数量、质量也不一样 ,从而导致父母与子女之间的代际关系各异。本文以 1 973年为界论述了我国 1 973年前后的人口与生育政策变化及生育观念的转变对代际关系的影响     

吉林省夫妇年龄差分析

<正> 随着社会主义经济和文化事业的发展,社会的伦理道德观念也在发生变化。与之相适应人们的家庭、婚姻、生育观念也在发生变化。夫妇的年龄差别,反映着人口初婚的年龄差、婚龄人口性别比的密切关系。我国的已婚人口由于受封建伦理道德观念的影响,虽然有许多不合理的婚配现象,但离婚和再婚者并不多。老年丧偶,再改嫁(或再娶),往往要受到社会和子女的阻拦。因此,这在我国生育年龄中的再婚人数,占相应人口的比重是不高的。据1982年全     

选择性、传统还是适应:流动对农村育龄妇女男孩偏好的影响研究

我国人口的大规模流动正在改变着农村育龄妇女的生育观念,传统生育观念中的男孩偏好逐步弱化.文章梳理了流动对人们生育观念影响的相关理论,并通过对调查数据的分析,在控制了人口流动的选择偏差的条件下,比较了从未流动的农村育龄妇女和有流动经历的农村育龄妇女在男孩偏好方面的差异,并进一步研究了“流动时是否与丈夫在一起”的经历对农村育龄妇女男孩偏好的影响.结果表明,有流动经历和没有流动经历的妇女在男孩偏好方面确实存在显著的差异,这种差异一方面是由于流动的选择性造成的,另一方面也源于流动使妇女的生育观念更为现代化,弱化了她们的男孩偏好.但是,流出地的文化传统依然通过家庭和社区影响着妇女生育的性别偏好.     

育龄妇女生育率的下降和出生人口性别比的上升——以广东省为例

从 8 0年代以来 ,出生人口性别比的研究经历了发现、探索、深入的过程 ,目前对我国出生人口性别比问题的研究越来越受到学术界和领导层的关注。出生人口性别比持续偏高将会带来许多严重的社会问题。造成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的原因分析 ,主要是 4个因素互相作用的结果 :重男轻女的文化环境 ;社会经济的发展水平 ;生育率下降的速度 ;人口工作的重点。近期中国人口出生性别比失调与”人口工作重点”相关 ,即与”人口政策和人口几乎全部集中于妇女生育子女数为代表的生育率下降”有关 (顾宝昌 ,1992 )。本文的研究主要是通过对广东省 1981- 2 0 0…     

我国近年来出生性别比升高原因及其后果分析

一、引言 (1)根据国际上大量的持续一、二百年以上的人口统计数据,生物学意义的(无人们社会行为干扰的)人类正常出生性别比为106左右,即每100个女婴对应106个左右男婴。根据国家计生委组织的1988年千分之二生育节育调查,我国六、七十年代的出生性别比,除个别年份出现过随机波动外,均处于正常值(106左右)范围。1980年以后我国出生性别比开始升高。第三次人口普查给出的1981年出生性别比为108.5;1987年1％人口抽样调查给出的1986年出生性别比为110.94;1988年2‰生育节育调查给出的1987年出生性别比为111.0;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10％汇总资料给出的1989年出生性别比为113.8。1953,1964,1982与1990年四次人口普查0—4岁儿童性别比分别为107.0、106.2、107.1与110.2。     

再论队列平均子女数不能作为当前总和生育率的估计

近年国内生育率研究中不断出现以人口调查中35～39岁妇女的平均曾生子女数作为当前时期生育水平估计的做法.文章通过人口统计原理的讨论和实际统计结果证明,这种队列累计的平均子女数实际上反映的是一个队列多年积累的生育量,既不能反映当前真实的总和生育率,也不能进一步用来估计同一调查中的出生漏报程度.因此,在生育转变中用这类队列平均子女数作为当前真实生育水平估计在方法上是错误的,并将误导我们对当前生育形势的认识.     

九十年代中国妇女生育趋势分析

90年代中国正处于人口出生高峰期,控制人口增长的问题在社会经济发展中变得更加突出.未来十年中国妇女生育状况对于保证中国现代化建设第二步、第三步战略目标得以实现具有重大影响.本文试图通过分析80年代中国妇女生育状况,展望90年代生育趋势.     

流动人口生育年龄对其子女随迁机会的影响

劳动年龄人口大规模流动,其子女的去向一直是学界关心的问题。已有研究证明相对于留守儿童,流动儿童身心发展较为健康。包括子女性别、年龄、流动人口自身职业、收入等在内的多种因素影响流动人口子女随迁的机会,但鲜见关于生育年龄对子女随迁机会影响作用的探讨。本文利用2014年全国流动人口卫生计生动态监测调查数据,以目前只生育了一个子女且子女年龄在3-14岁的流动妇女为研究对象,分析生育年龄对其子女随迁机会的影响作用。结果发现:在控制了社会人口学变量、流动特征及流入地政策环境等变量后,生育年龄仍可正向预测其子女的随迁机会,越晚生育子女随迁机会越大;与生育年龄相关的社会经济状况可提高流动人口子女随迁机会,但无法替代生育年龄对子女随迁机会的预测作用,晚育对流动人口子女随迁机会的促进作用可能同时得益于年龄增长所带来的心智成熟;流动人口的生育年龄、子女年龄与实际年龄之间存在密切关联,但流动人口的生育年龄比实际年龄更为单纯,对子女的随迁可能性有更大预测作用,该结论可推广至其他有关流动人口子女的研究中,使用流动人口的生育年龄而非实际年龄作为自变量将有助于区分父母特征和子女特征对流动人口子女相关因变量的影响作用。     

谁更需要生育政策支持:角色冲突视角下的生育率下降与职业结构优化北大核心

运用全国人口普查数据、第三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数据,首次系统分析了2000~2020年中国不同职业类型女性活产子女数的变化趋势及其与职业结构优化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分职业类型女性平均活产子女数与职业女性总体平均活产子女数“一增一减”的变化趋势,与城镇化、工业化、现代化进程中女性职业结构的优化有关;不同职业类型女性的平均活产子女数及其增幅差异显著,其中,女性专技/办事人员的平均活产子女数最少且增幅最小,其未能实现的生育数量最多,生育对其工作与家庭相互冲突的影响最严重。在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以及优化人口发展战略的过程中,女性专技/办事人员既是最需要生育政策支持的群体,也是最有潜力提高生育水平的群体,相关生育政策应加强对此类职业女性的支持力度。     

甘肃省经济现状与妇女生育愿望

妇女的生育愿望,除了受旧的意识和传统观念的影响外,同时受某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和生产、生活方法诸因素的影响,1987年四月在我省进行的中国第二期深入的生育力调查资料清楚地反映了我省妇女的生育愿望。一、我省妇女多子女愿望强烈为了更好地了解妇女的生育和避孕行为,询问被调查妇女的理想子女数和男女偏好,也是一个重要指标。在调查的5754名妇女中理想子女是三个以上的妇女占调查妇女的71%,仅     

对我国育龄妇女生育健康状况的分析——个体指标的应用实例

本文利用 1997年全国人口与生殖健康调查数据 ,应用作者提出的育龄妇女生育健康个体指标 ,从人口、社会、经济几个方面对我国育龄妇女生育健康状况的部分影响因素进行了定量分析。分析结果显示 ,我国育龄妇女的生育健康状况及存在主要问题与妇女年龄、文化程度、居住地及社区环境密切相关。文章最后根据分析结果 ,对改善我国育龄妇女生育健康状况提出了几点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