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权力正当性的形式要求为基础的形式法治——对罗尔斯《正义论》中法治理论的解读

对罗尔斯的法治理论有两种解读,一种是形式法治论,另一种是实质法治论.但形式法治论不能解释罗尔斯对法律的形式要求源自对自由的保证,而实质法治论证又不能解释为何罗尔斯认为法治与不正义是相容的.如果将对自由的保证看做是对权力正当性的形式要求,则可以很好地理解罗尔斯对法治的论述.在这种理解的基础上,探讨以权力正当性的形式要求为基础的形式法治论,可以说明形式法治的道德价值在于削弱权力本身之恶.     

对我国环境行政管理正当性问题的探讨

"公共财产论"、"公共信托论"、"外部性"以及"市场失灵"是西方对环境行政管理正当性的理论解释。然而,这种解释并不完全符合我国的环境管理实践。我国环境行政管理的外在正当性资源来源于政府的权力授予,形式上表现为各种有关环境管制的立法,其内在正当性基础来源于大量的环境保护宣传所获得社会广泛支持和认同。近年来污染事件频繁发生,使得环境行政管理的效果和效率令人担忧,这才是环境行政管理面临并迫切需要解决的正当性问题。     

"公意"与"美德共和国"——论卢梭对"政治正当性"的探讨

认为卢梭以自由为根基来论证政治的正当性;人是自由施行者,其本性就在于意志自由,但从自然状态进入政治社会,人失去了天然的自由而陷入了专制.正当的政治体就是以"公民自由"代替天然自由的政治体.个人有自我意志,政治体作为一个公共人格,同样有其意志,即"公意".根据立法者的指导而形成的公意,本质上就是个人意志,因而,个人意志服从公意就是公民自由,实现了服从与自由的统一的正当的政治体就是"美德共和国".但公民自由并不是完全意义上的自我立法,只有超越于公民自由之上的哲人自由才是完全的自我立法,因而,政治正当性的源泉在于自由,在于公民自由,更在于哲人自由.具有完全正当性的政治体是宽容哲人存在的美德共和国.     

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应当废除

现行刑法中规定的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机能不健全,实施效果差,没有发挥预期的作用;该罪的设立违背了罪刑法定原则和人人平等的原则而缺乏正当性。应当废除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增设“财产来源不明罪”解决来源不明财产的问题。     

日本宪法和平主义的制宪权解读

日本和平宪法是在占领军主导下制定的,战后制宪权的正当性时常遭到质疑。这是目前日本宪法出现和平主义危机的直接诱因。"强加宪法论"、"新老两代人交替论"等修宪主张立足于人民制宪权立场,但人民制宪权蕴含着极权主义陷阱、不能为宪法秩序的建构提供稳固基础。从权力来源来看,国际法限制战后制宪权是基于二战时期日本犯下的国际罪行。宪法不能违背国际公认的价值规范,国际法为制宪权划定底线与主权独立并不矛盾。从制宪过程来看,国际力量的中立地位和制度经验积累,使其具有了为战后日本立宪的独特优势,其权威地位得到了日本人民认可,确保了宪法持久的正当统治。国际法与宪法规范在价值上具有同构性、国际力量的制宪权威确保了日本战后制宪目标得以实现,这为辨别日本战后制宪权的正当性提供了重要视角。     

权威、合理性与法律——拉兹的法律权威论研究

权威的正当性问题是政治哲学和法律哲学的核心问题.拉兹构建了服务性权威观,并将服务性权威观的依赖论、常规证成论和优先论这三个命题运用到法哲学中,倡导一种有限且敏于语境的法律合法权威观念.他认为法律是否具有合法权威以及所具有合法权威的范围因人而异、因具体情形而定.这一理论观点否定了公民服从法律之一般政治义务的存在,其理论旨趣在于捍卫公民的自由.     

从臣民到市民：韦伯著作中的城市类型学、城市的动态演变与非正当性支配研究

韦伯“正当性支配”的概念可分为“权威主义命令权”与“正当性信仰”两个要素。在现代政治秩序的视域下，二者的失调威胁到秩序的稳定，造成了“正当性危机”，而应对之道就是重新整合“正当性信仰”，同时避免过度整合带来的对“日常需求”的破坏。本文从韦伯“非正当性支配”入手，通过对中世纪西方城市的类型学比较以及对城市市民的身份特征、生活—工作风格、政治诉求、参与法律过程的分析，发现“非正当性支配”提供了一条西方文明特有的自下而上能够保全“日常需求”的路径，从而给“正当性信仰”的整合以及“正当性危机”的解决提供了新的可能性。     

Problems with the theory of anti-value acts： including a discussion with professor Zhou Guangquan

行为无价值论与结果无价值论的争论具有重要意义。行为无价值论的主要缺陷在于：强调犯罪的规范违反性，与保护法益的刑法目的相冲突；突出刑法的行为规制机能，偏离了罪刑法定主义的实质；普遍承认主观的违法要素，导致认定犯罪的整体性，既混淆了违法性与有责性，也不利于区分未遂犯与不能犯，且不利于贯彻共犯从属性说；注重主观的正当化要素，不仅未能限制刑罚适用，反而扩大了处罚范围；采取规则功利主义，导致过度干预国民的行为。结果无价值论在防止过度干预、采取自由主义原则的同时，将违反刑法目的的事态作为禁止的对象，不仅能够克服行为无价值论的缺陷，而且可以在实现报应正义的同时，实现特殊预防与一般预防。     

依宪治国原则下公民财产权正当性体系的重构

财产权的正当性包含两个维度:财产权作为权利的正当性和财产权受法律限制的正当性。依宪治国是依法治国的沉淀和凝炼,依宪治国对我国宪法原则及其制度建设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公民财产权的正当性抽象上也是如此,现代社会财产权正当性探讨的维度应该是财产权法律限制的正当性。因此宪法在依宪治国的背景下要实现对财产权的有效保护,就必然对宪法财产权制度的正当性体系进行重构,并以体现宪法的最低道德性和宪法的伦理性为体系前提。依宪治国原则下的财产权正当性的凝炼既要坚守宪法的基本精神,也要关注财产权在依宪背景下的合法性与正当性的互动和融合,体现财产权的规律性和目的性。     

论立法者的伦理素质

对立法者伦理素质的分析是立法主体伦理分析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因为立法者良好的伦理素质能为基于利益博弈和统治合法性而形成的具有正当性的立法决策结果的现实化提供一个重要的保障维度。换言之,具有良好伦理素质的立法者能极大地提高立法权效益。正是基于这一目的的考量,从立法的正当性出发,对立法者伦理素质的考察就相应地具有法的制度道德和立法者职业伦理的双重视角。在此,价值诉求居于支配性地位,它直接凝结成法律这种权威性规范的制度道德内容,成为判别法律是否优劣的直接标准;职业道德素质则直接表征着立法者的整体精神风貌,成为影响立法权效益高低的一个重要指标。     

当合法性遭遇正当性--以施米特宪法思想中的对抗理论为背景

合法性问题是人类进入政治社会以来的一个基本命题,现代法治国家就是合法性问题研究的产物.施米特的理论中,合法性亦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架设起沟通宪政思想与政治学说的桥梁:他从存在论的哲学基础出发,提出"正当性对抗合法性"的理论,突破了形式合法性的束缚;但在追问正当性的实质时,为迎合当局需要却又陷入个人决断的巢穴,为纳粹的上台裁制"嫁衣".中国的法治进程,同样呈现出正当性与合法性的两难,就让我们以施密特"正当性对抗合法性"理论的利与弊,作为反思自身和中国宪政建设的良好契机.     

论刑法的公平正义价值与罪刑相适应原则

价值是作为人主观世界以外的客观实在对于人或其延伸与结合的主体需要。公平正义作为法的正义价值,是刑法永恒的价值追求。罪刑相适应原则在刑法的公平正义价值实现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是刑法的内在精神。无论是同态复仇的原始、朴素公平正义观探源,还是报应刑、功利刑中的法律与社会正义实现,都揭示着罪刑相适应原则这一刑法核心原则不容替代的刑法基本原则作用。     

当代社区的两种空间：地域与社会网络

在西方社区理论的发展过程中,存在着 “社区失落论”、“社区继存论”和“社区解放论”三种不同观点。而这三种观点的核心实际上是讨论了社区的地域与社会网络的关系问题,更进一步说,是讨论地域性的亲密关系如何发生变迁的。本文试图从当代社区的实际形态出发,通过对三种观点的补充和发展,对于社区的两种空间——地域与社会网络之间的内在关系进行阐释,从而提出一个实现其二者如何在社区空间内实现系统性互动的理论框架。     

卢梭正当性理论探究

卢梭将现代政治制度的正当性建立在人的自由之上,也就是说,自由证成了政治制度的合理性.从人的自然自由出发,到人的政治自由结束,卢梭完成了他对社会制度的建构.在卢梭的道德理想国里,公意是正当性的判准,公意通过民主投票程序而获得,但其真正的基础却依赖于公民教化.通过公民教化,卢梭试图构建一个同质性的国家,但是这却与现代社会的多元化方向背道而驰.     

西周刑罚正当性的两个来源与综合惩治模式——以《尚书·周书》为核心的考察

西周刑罚正当性的两个来源是天命和德政。天命是刑罚正当性的信仰来源,德政是刑罚正当性的价值来源。天命、德政和刑罚共同构成西周时期的综合惩治模式,有效地维护了西周政权的稳定性。     

生命权平等性视角下我国死刑适用标准的探讨

死刑废除论提倡生命高于一切、反对同态复仇和践行保障人权的法治观;死刑保留论以经济效率性、死刑预防性和刑罚道德诉求为基本论据。死刑存废之争对司法上合理锚定我国死刑适用范围和划定适用标准并无助益,死刑仍是我国刑法中重要的刑罚方式,我国应当跳出死刑存废之争的泥潭,坚守死刑限制适用的司法立场,明确死刑具体适用标准才是当前我国刑法学者的使命和担当。应当以“生命权平等性”原则作为死刑适用的基本标准,只有故意非法剥夺他人生命的行为人,才有可能被适用死刑。如此既符合刑罚报应主义、预防主义、罪刑均衡原则,也契合我国刑事立法的发展趋势。精准贯彻“生命权平等性”标准,有助于协调死刑缓期执行和死刑立即执行之间的关系,也能为司法者提供明确的死刑适用标准,最终塑造尊重生命权的法治文化环境。     

法律论证的逻辑立场及其方法——基于伦理学方法对“彭宇案”的探讨

通过对真性、正当性和合法律性的把握来实现法律论证的客观性。真性是法律论证的逻辑出发点,正当性则是决定法律论证的重心,合法律性本身就体现了正当性。正当性由真性决定,但是具备真性并不意味着具有正当性,而且在某些情况下正当性可以对真性进行修正。因为"善"是无法定义的,把握正当性不能从"善"的标准直接获得。无论是对客观性的把握还是对"善"的获得都需要通过论辩,从而得到可接受的司法判决。     

克莱斯勒公司破产危机与国家的作用

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国家的性质与作用问题上，美国一直存在着三种主要观点：（１）马克思主义的工具论；（２）多元主义者的功能论；（３）马克思主义的结构论。通过对７０年代末美国联邦政府处理克莱斯勒公司破产危机问题的案例进行详细实证分析，可以看出上述三种观点都有一定合理性，其中，结构论相对更切合实际一些。     

基督教原罪论对权利观的影响

人类之所以有原罪就是因为始祖违背了上帝的意旨,即始祖具有不服从上帝的能力,上帝在造人的同时实际上就创造了人的自由意志：任何自由的行为都是从意志自由开始的,因为有自由意志,人的存在才获得了正当性品格,也只有有了自由意志,人的存在、行动才有正当不正当的问题。同样,因为所有的人都有原罪,因而所有的人都是平等的：基督教的原罪论对西方宪法的权利观,特别是自由、平等观的形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犯罪特征新探

犯罪的特征是什么?这是刑法学界在理论上应该进一步探讨和明确的问题。目前,关于犯罪特征的说法大致有三种:1.“二特征论”。认为犯罪有两个特征,就是社会危害性和应受刑罚惩罚性①。2.“三特征论”。认为犯罪有三个特征,就是社会危害性、刑事违法性和刑罚惩罚性②。3.“四特征论”。认为犯罪有四个特征,就是社会危害性、刑事违法性、主观罪过和应受刑罚惩罚性③。这些说法之中,比较流行和影响较大的是“三特征论”。“三特征论”认为,犯罪是具有社会危害性的行为,社会危害性是犯罪的本质特征。某种行为所以由刑法规定为犯罪,是因为它是危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