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学术史传研究--春秋至西汉中叶的士人状况

司马迁在<史记>中提供了一系列从春秋到西汉中叶间士人的传记,他在其中重点描述这些士人的生活轨迹.本文概括地分析了司马迁的叙述和那些士人的思想间的关系,回答了与中国古代士人早期历史相关的一些问题.     

唐宋时期下层士人与地方私学

唐宋时期是中国古代社会转型时期 ,科举制度使士人分为上下两个阶层。本文拟就这一时期下层士人与地方私学关系入手 ,探讨下层士人作为远离权利的边缘群体在社会上的作用。     

士人的优雅及其当代意义

优雅一词在中国有着极为丰富的含义,它沉潜于中国传统文化之中,并通过古代士人人格的优雅、审美的优雅、艺术的优雅、生活的优雅鲜明地展现出来。探析古代士人的优雅并促进其在当代更高形态的复归需要我们:继承士人君子精神,培育优雅人格,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弘扬士人审美理念,崇尚审美人生,建设美丽中国;践行古代士人生活艺术,走向优雅生存,构建和谐社会。     

明中叶吴中士人心态及其文化意义

明代中叶是中国古代社会的重要转型时期.作为明代新型士人的代表,吴中士人在这种转型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他们大多卜居乡间,优游于山林市井,不再以公共政治事业作为自己的价值依归,但在有涉乡民利益时却能奋然而起.他们脱离了古代士人"仕"与"隐"的老套,完全以一种平民的身份出现在社会生活中,成为庶民的代言人.他们关注自己的生命,沉湎于日常生活的享受,沉醉于文学艺术的审美境界,摈弃了以政教为主导的古典主义文艺观.吴中士人的这种身份和观念的转变,对明代思想文化的世俗化潮流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     

中国古代的士人精神与现代青年人格构建

中国古代士人是当时的社会知识群体,士人精神对古代社会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现代青年是现代社会的青春力量,其人格特质对现代社会的发展有着深远影响,甚至会左右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发展趋向,因此,现代青年的人格构建的迫切性和重要性不言而喻。本文正是试图从中国古代士人精神中找寻对现代青年人格构建有益的因素,搭建二者的联系,更好地构建青年人格,使现代青年更好地为社会做贡献。     

两晋时期士人“仕而不事”心态剖析——以《庄子注》为中心

“学而优则仕”是中国古代士人的座右铭.但是,《庄子注》却提出了一个令人感到不可思议的主张:仕而不事,即士人可以出仕做官,但不能有做官之心,更不该有做官之事.导致这种消极思想产生的客观原因是作者所处的政治环境,主观原因是作者的宿命心理.这表明,政治败坏和宿命心理是部分知识分子疏离政治的主要原因.     

从"以文为诗"到"以诗为画"——北宋士人画体的形成

中国古代与院体画(或称作家画)相对的文人画或士人画体形成于北宋.北宋以苏轼为首的文人在创造了"文章之余事"的"以文为诗"的宋诗体;同时也以书画为诗余,创造了以诗为画的"墨戏"一体.以苏轼为领袖的文人画群体超功利的艺术观念与创造活动,使"墨戏"形成北宋的士人画一体.     

宋代士人自然审美中的休闲心态研究

宋代是古代士人休闲文化的一个高峰,其突出表现就是宋代士人山水之兴与园林之境。宋代山水园林休闲审美的文化表征是:一愉悦性情,二探索求知,三阶层认同。山水园林休闲的审美心态表现在:一由天地到人心;二由迫怵到本真;三独乐与共乐;四玩物适情。由此可见宋代士人山水园林休闲的审美人生智慧。     

略论中国古代诗人的人格类型

中国古代士人阶层因所处社会地位的特殊性,形成了二重人格结构,由救世和自救两种心理倾向所构成。士人的二重人格决定了儒道两大思想体系的长期并存与对峙。与这种人格结构及文化格局相应,文学成为救世与自救两种不同价值功能的载体。士人文学家在救世与自救方式上的差异,形成了四种有代表性的人格类型:阮籍型、陶渊明型、白居易型和苏轼型。     

从“写象”到“写心”——试论“平民小说”与“士人小说”

“平民小说”与“士人小说”概念的重新提出和定义，并用以宏观关照宋元以来的中国古代小说：《金瓶梅》以前的小说多是“平民小说”，明清之际小说主流转向“士人小说”，直至近代。以“四大奇书”为代表的明代小说的“平民小说”性质。清代“士人小说”的流变及特征。     

儒学“独尊”之原因新探

关于儒学为什么在先秦诸子之学中脱颖而出成为雄霸中国古代社会两千多年的主流意识形态的问题 ,长期以来学术界一直有不同的说法 ,但是关于这个问题可以言说的空间依然较大。儒学成为主流意识形态有两个至关重要的原因没有引起论者的注意 :一是儒学是古代士人阶层社会角色认同和文化认同的话语表征 ,因而最能代表士人阶层的意愿与利益 ;二是儒家一直扮演着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中间人”或“调节者”的角色 ,故儒学最符合文化霸权形成的一般规律。     

古代中国士的精神品格及其内在缺失

知识分子通常是社会正义与良心的代表以及真正价值与理念的支持者,而中国传统社会的士人同样具有社会责任意识与历史使命感。中国士人的社会身份与地位远非近代的知识分子概念所能比拟与涵盖,但就彼此所持有的精神价值与理念看,两者却极为相似,尽管如此,"士"最初并非现代语境意义上的知识分子。中国的士人仅属于传统社会,随着封建帝制的覆灭,士群体也随之瓦解。因此,需要借用历史社会学的方法探析中国古代士人与近代知识分子的差异、内在精神品格及其与道统的价值渊源,并进而分析士人精神品格的内在缺失。     

论中国士人“蹈义而死”文化传统之流变

"蹈义而死"是中国古代士人阶层一个耐人寻味的文化传统。它以"视死若轻"为骨,以"遗生行义"为魂,表征士人独立的人格与精神。这一传统在春秋战国时期形成并达到为社会理想、为人格慷慨赴死的高潮。后经两汉教育制度、选官制度、社会氛围等多方面的影响,以及魏晋以后佛教修行、儒家重生、道家隐处等多元文化的浸染,士人蹈死传统发生着由盛而微、由炽烈而和缓、由丰富而单一的变化。然而士人的慕义本色,却在这种嬗变之中依旧昭彰夺目。     

游士文化传统及其终结——西汉武帝以前士人阶层的演变

伴随着春秋、战国的历史大变革 ,士人阶层形成 ,以游士的身份出现在历史舞台上。历秦至西汉前期 (武帝 )以前 ,士人的游士身份一直未变 ,为新的政治模式进行了各式各样的设计 ,保持了游士的文化传统。秦王朝的统一标志着新的政治秩序的建立 ,但专制统治理论上的建构远未完成。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学说 ,喻示着专制理论的建立 ,标志着士人阶层由游士向儒士的转变。士人由游士转变为儒士 ,思想上从宗奉百家到独尊儒术 ,表明了古代士人主体性的萎缩与工具性的加强     

我国古代士人“变性”创作初探

我国古代士人掌握着近乎绝对的话语权,然而,他们笔下的形象却多为女性,且多以女性的口吻来抒怀达意。这种"变性"创作的原点是集体无意识的文化心理积淀,也是士人自觉向民间学习的结果。     

文化传承视野下阮籍和嵇康述祖主题创作与人生价值研究

魏晋南北朝时期士人以述祖为主题进行的创作较为多见,作品记述了这一时期士人追思先祖的心路历程,同时承载了士人感怀时事及所寄托的人生理想,"述祖"主题创作彰显了士人安贫乐道、功成而不居的精神以及三不朽的人生价值理想,其中从阮籍和嵇康二人的述祖诗文作品分析,即向世人展示了名士在缺乏实践人生理想的具体环境中痛苦挣扎,或自认为才能不足,向往悠游闲适的生活,或"非汤武薄周孔",抵触仕进荣华.然而阮籍和嵇康二人其价值理想看似是对祖德祖风的悖反,实际上却是彰显家国天下情怀的一种特殊方式,他们胸怀济世之志,自任当世之责,循道践义,将中国古代士人为国为家的责任深埋于自身的立身处世中.     

关于随遇而安

中国古代士人有随遇而安的传统.<庄子>提出的安时处顺,随遇而安的思想影响了许多人.苏轼是随遇而安的典范,在他身上可见随遇而安的各种表现形式.随遇而安对提高生活质量,对促进事业成功有重要价值.     

浅析科举制度的意识形态控制功能

科举制度不仅是一种官员选拔制度,而且也是一项重要的意识形态控制制度。它有机地将士人的理想和统治者的需要结合起来,为统治者控制士人思想提供了有效途径。考试科目和内容的官方设定是统治者利用科举制度控制士人思想的主要手段。科举制度还是古代学校灌输官方意识形态的制度保证,它甚至对普通民众也间接发挥了意识形态控制作用。     

论魏晋士人的个性及其限度——以《世说新语》为例

《世说新语》充分展现了魏晋士人的个性风采,即以"我"为本的高自标置与以"真"为贵的我行我素。虽然这被钱穆、余英时、李泽厚等看作"个体之自觉"或"人的觉醒",但其实际上亦有限度且不宜夸大。回到古代士人"个体"存在及演变的历史时空,通过与汉代及以前和唐代及以后的士人对比可知:魏晋士人拥有一定的个体或自我意识,但尚未达到真正的"人的觉醒";他们的"个性"言行及生活态度,无法掩饰其"非个性化"的存在真相。总的来说,魏晋士人的个性张扬具有推动审美文化实践和开拓新道德的重要意义。     

魏晋隐士及其品格

魏晋士人的隐逸之风与当时的时局有直接的关系 ,并受到社会思潮玄学的影响 ,也与士人的性格有关。魏晋士人隐逸不仅人数多 ,而且隐逸方式多样。此时有三种隐逸 :山林之隐、朝隐、田园之隐。不同的隐逸方式表现了士人不同的品格和追求。真正的隐逸其实是难做到的。山林之隐需忍受艰苦的生活 ,只有少数人能坚持下来 ;朝隐则将出世与入仕相结合 ,既不失利禄又可获得隐逸的清高 ,一些人以朝隐标榜“高雅”;一些人则以朝隐避祸保身 ,朝隐者算不上隐士。陶渊明隐居田园 ,淡薄名利 ,返朴归真 ,以其高洁的人格成为古代隐士的榜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