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2010年中日关系的看法和改善两国关系的建议

对中国继续崛起和美国战略重点重返亚洲这两个因素的研判,是导致日本民主党政权在对华政策上出现明显变化的重要原因。中日关系确因日美同盟关系的存在而受到美国因素的影响。但中日关系并不等同于中国与日美同盟的关系,中美关系也不可能等同于中国与美日同盟的关系。中国崛起绝不意味着战争威胁。中日两国应从建立战略互信、抓住合作机遇、改善国民情感入手改善双边关系。     

“美国调整亚太战略背景下的中日关系”学术研讨会综述

随着美国战略重心的东移,日美同盟关系逐渐加强,日本积极调整国家定位以及外交安全战略走向,对周边国家产生重大影响,中日关系也变得更具多重性与复杂性。在此背景下,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中日关系研究中心于2012年3月16日在京举办了"美国调整亚太战略     

历史问题与中日危机管理中的美国因素

近年来,围绕历史问题,中日关系出现危机,日本推行向美“一边倒”政策使其亚洲外交陷入孤立,从而间接损害了美日同盟的战略利益。另一方面,美国的外交政策开始东移,对日本的要求日益增多。从战略利益出发,美国改变了在历史问题上对日“超然姿态”,开始适当敲打日本,希望开展中日关系危机管理。中国应促进美国对日工作的积极因素,构建良性发展的中美日关系。     

"九一一"以来日美同盟与美韩同盟的差异性

“九一一”事件以来,日美同盟与美韩同盟出现较大差异性。对美军全球部署调整中两同盟的军事功能进行比较可见:在美国亚太战略中,日美同盟地位中心化、美韩同盟地位边缘化;对两同盟在应对“朝鲜威胁”中的行为进行比较可见:在地区安全难题中,日美同盟手段军事化,美韩同盟手段政治化;对两同盟与中国、印度、俄罗斯的关系态势进行比较可知:在大国政治博弈中,日美同盟紧密化,美韩同盟离心化。     

从意识形态议题论拜登执政后美日同盟的强化

自拜登政府执政以来,美国对外积极追求意识形态价值取向并强化同盟体系,加之盟友日本的全力“迎合”,导致新一轮美日同盟的强化凸显意识形态议题色彩。在双边关系层面,美日两国通过强调意识形态一致性,提出基于共同意识形态的目标及推动意识形态化合作,试图将意识形态因素“内化”于同盟“肌体”。在与伙伴(盟友)间关系层面,美日两国欲与志同道合的国家合作并构建多边合作规则,依据战略利益处理意识形态分歧。在应对竞争对手层面,美日两国通过对中国国际形象实施“污名化”,利用所谓的“人权问题”干涉中国内政并实施制裁,已达成对华发动意识形态攻势的政策协调共识。在拜登执政后美日同盟的强化过程中,意识形态既是目标又是手段,且具有极强的工具性价值,其实质是要维护美国的霸权地位以及美日两国主导的国际秩序。     

发展与世界潮流相一致的中日关系——兼论中美博弈对中日关系的影响

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的时代潮流,构建与世界潮流相一致的中日关系,符合两国的根本利益。菅直人内阁上台以来,积极强化日美同盟关系并紧密配合美国遏制中国崛起的计谋。在钓鱼岛海域发生的撞船事件,激化了中日在钓鱼岛问题上的矛盾,导致了两国关系出现又一次逆流。中日复交以来的历史证明,中日关系正是在搁置钓鱼岛争议的同时取得了长足发展的。现在日方有人否定 "搁置论",给中日关系发展设置障碍,必将被证明是行不通的。     

日本对中国数据安全制度的“威胁”认知

数据安全成为中日关系中的一个新议题,也是中日博弈的一个新领域。在数据安全领域的中日互动中,日本认为中国的数据安全制度“威胁”其经济安全。2021年爆发的日本通信软件LINE数据漏洞事件与腾讯投资乐天所引发的美日联合监管事件,都暴露出日本对中国数据安全制度的怀疑与担忧。究其原因,既有美国刻意塑造日本对华敌意的因素,也有日本主动迎合美国而固化同盟的利益需求,亦有中日国力逆转造成日本心理认知发生结构性转变的影响。数据安全作为一个新兴的安全领域,将长期影响中日关系的发展。随着中国数据安全制度和法律体系的渐趋成形并日渐完善,日本对中国数据安全制度的“威胁”认知将极大影响中日两国在数字经济时代的合作关系,日本的部分反制措施也会影响中国数据安全治理模式在国际上的推广。     

美日同盟与地区安全

美日同盟是亚太地区安全事务中的一项重要因素，是美国在这一地区保存军事存在的一项基本条件。亚太地区的多数国家也基本接受了美国的领导地位。但美日加强同盟关系，特别是修改后美日安保条约却可能对地区安全带来消极的影响，引起中国的严重关注。应该寻求合理、稳定的地区安全架构     

鸠山外交政策对中日关系的影响

日本民主党和鸠山由纪夫在认定日美同盟关系是日本对外＂战略基轴＂的同时,主张修改《日美地位协定》,调查《日美核密约》。在亚洲关系上主张＂回归亚洲＂,构筑＂东亚共同体＂。对中国的关系是＂建立兄弟外交＂,不参拜靖国神社、恪守＂无核三原则＂等。胡锦涛提出的发展中日关系五点意见以及鸠山的言论,都显示了要为推动中日战略互惠关系向前发展而努力的意图。     

日本对德结盟与日本对美结盟的关系

始自第二次日英同盟、经日俄同盟直至日德同盟,日本一直存在把美国作为针对对象的结盟意图。日美同盟建立的历史基点是由日美冲突转为日本被美国单独占领,这一基本前提的形成与日德同盟存在着密切的关系。日德同盟时期的日本政界与日美结盟时的日本政界颇有渊源,从而在日本政治体制内保留了持续结盟的力量。日德同盟的经历为日本对美结盟留下了要尾随强者获得利益而不要轻易挑战强者的观念。     

1972年前美日同盟"涉台"问题研究

从20世纪50年代初开始,直至1972年美、日两国分别与中国全面改善双边关系前,美国和日本在东亚结成同盟共同遏制中国.宝岛台湾成为美日两国政府实施反华战略的砝码.这段时期美日两国政府通过各种手段阻挠海峡两岸走向统一,成为中国政府解决台湾问题的巨大障碍.     

论中日关系机制化建设

1972年邦交正常化以来,中日关系机制化建设经历了起步、拓展与完善的不同发展阶段。机制化建设是中日关系发展的历史必然,其意义在于满足两国合作内在需求、管控中日关系发展方向、顺应国际关系发展潮流与提供国际社会公共产品。中日关系机制化建设受到中日关系发展失衡、日美同盟战略框架与国际机制西方属性的限制。展望未来,中日关系机制化建设的领域更趋广泛,功能更趋强大,形式更趋多样。     

安全规范传播视角下美日同盟的演进

二战结束后，美国与日本签订了《旧金山和约》与《美日安保条约》，构建起“旧金山体制”，美日同盟关系由此确立。“旧金山体制”凸显了冷战思维，日本以不对等的身份参与了美国亚太地区的安全规范构建。冷战后期，美日同盟发生了根本性转变，其同盟性质更加显著，日本的自主性不断增强。苏联解体后，美日同盟的最大挑战不复存在，但恐怖主义威胁、朝鲜核问题、中国军力增长等成为美日同盟面临的新挑战。安倍二次上台后，先后提出“自由与繁荣的印太”与“自由与开放的印太”概念，日本逐步形成自己的“印太构想”。与此同时，美国也从奥巴马时期的“亚太再平衡”战略转向更为广泛的“印太战略”。在此背景下，美日同盟进一步强化，日本正在逐步摆脱战后的种种束缚，深化同澳大利亚、印度等国的关系，由此形成了美国主导下的印太地区多边体系，其针对中国的意图更为明确。     

中俄日三角关系的互动规律

近年来,中日关系的不稳定引发俄日、中俄关系的变化。本文通过对中俄日三角关系及其相互影响规律的研究,认为日本加强与俄罗斯的合作有着多层的战略考虑,其基本意图是满足国内经济需求,改善日俄关系,平衡中国的崛起。从长远来看,日本虽极力拉拢俄罗斯,但对中俄两国合作产生的负面作用有限,中俄关系的发展前景更为乐观。在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不断加强的趋势下,中俄日三角关系的互动始终呈现两边长、一边短的状态,这与日本和美国建立、发展紧密的同盟关系,从而对中俄两国构成直接的安全威胁有关。受中俄日三角关系特点的制约,东北亚地区的多边合作很难展开。     

超越台日关系中的“特殊情结论”——以台日青年大学生相互认知问卷调查为基础

台湾问题涉及中国国家主权、领土完整等国家核心利益,属于中国内政。但由于其历史形成的特殊性,长期以来实际上超越纯粹的内部事务范畴占据了中国外交很大空间。由于在历史上日本曾对台湾进行过殖民统治以及现在日美同盟关系的存在,台湾问题一直以来都是影响中日关系的重要因素之一。对此不少学者认为台日之间存在的"特殊情结"为日本右翼势力和岛内"台独"势力伺机提升台日政治关系提供了社会环境。本文认为台日"特殊情结论"是一个由少数台日知识精英利用冷战结束后中日战略关系新框架没有得到及时更新的背景下,通过媒体放大制造出来的一个现象,这一认知甚至被内化为中国大陆看待台日关系的基本框架,这实际上是相对于中日关系不紧密而反射出来的误认知。本文通过对台日青年大学生相互认知进行问卷调查的方式来对台日关系中"特殊情结"的认知加以考察,并以此为基础,重点从中日关系的视角分析"特殊情结论"的形成机理。为突破台日"特殊情结论"的思维框架,中日双方需要减少"美国中心思维范式",构建新的良性战略互动关系。     

冷战后美日同盟的三重战略指向

作为冷战产物的美日同盟并没有随着冷战的终结而走向衰亡,相反却日益巩固.这一战略态势的形成,主要是美国基于同盟内外状况深思熟虑、运筹帷幄的结果.控制日本“异动”的战略需要,孕育了美日同盟日益巩固的内部动力；而遏制朝鲜“威胁”和制衡中国“崛起”的战略诉求,则构成了美日同盟不断强化的外部推力.在这三重同盟战略目标的导引下,美国对美日同盟的角色定位和功能指向进行了深入调整,使它逐渐适应了冷战后的新现实.     

复交40年:中日关系中的美国因素

中日复交以来两国关系中的"美国因素"的本质,是日美不平等对中日关系的影响。进入21世纪,日美关系的不平等进一步加剧。美国"重返亚洲",阻碍了本来是亚洲国家的日本"重返亚洲"。钓鱼岛问题是1971年美国向日本归还冲绳之际在中日之间埋下的"地雷"。复交40年的一个重要教训是中日两国需要以和平方式"共同排雷"。"双管齐下"模式是推动中日解决矛盾、进一步落实中日战略互惠关系的有效做法。     

论全球金融危机背景下的日美同盟关系

由美国引发的全球性金融危机,其恐慌程度,波及的范围,所引发的全球性问题都是空前的.它影响着国际社会人们生活的各个领域,影响着国际秩序、国际关系格局的变化.同时,也影响着日美同盟关系的转型与走向.本文试以全球金融危机为切入点,来分析日美同盟关系在新形势下的再强化与转型,进而从日美同盟关系的变化来揭示其对东北亚区域合作的影响.     

美国学者对日本安全政策变化的研究

美日同盟是美国亚太联盟体系的基石,日本安全政策的变化对美日同盟具有重大影响,自然成为美国学者亚太安全研究的核心议题之一。美国学者对日本安全政策的变化做了"渐变论"和"质变论"两种不同性质的判断,并从多元维度分析了这种变化的背景和因果机理。透过美国学者的研究,不仅可以使我们了解美国在日本安全战略转型问题上的总体认知,也有助于对美国亚太联盟体系转型的发展趋势做出准确的把握。中国需要保持战略定力,采取有针对性的政策,尽可能降低美日同盟对中国崛起造成的风险。     

菅直人内阁对外政策调整浅析

菅直人内阁成立后改善日美关系,在钓鱼岛事件后加快调整对外政策,重视日美同盟,完成防卫大纲修订,加强对华防范和构筑制约中国的国际联盟,同时在经济等领域开展与中国的互利合作,并积极参与美国主导的环太平洋战略经济合作伙伴协定。菅直人内阁对外政策依美防华的特点,反映了日本在中国国力上升形势下重建对华关系的新思考和新动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