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化转型能否助力我国制造业企业创新提质增效？

通过将数字化转型伴生的数字技术及数据要素效应纳入企业知识投入产出分析框架,实证考察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制造业企业创新质效的影响,研究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能够促进制造业企业创新提质增效。异质性分析表明：公司优先推动采购及运营部门数字化转型、科技高管组织推动数字化转型及在数字基础设施发展较好地区推动数字化转型对制造业企业创新提质增效的作用更显著。机制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通过赋能企业内、企业间合作创新和企业学习来驱动企业创新提质增效。因此,推进企业数字化转型将为制造业创新提质增效提供新动力,这对于探索数字经济下我国如何促进制造业企业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数字化转型推动产业创新了吗？——基于上市公司的微观证据

数字化转型是企业采用新技术转型升级的重要方式,对企业创新有重要影响,而产业融合在这一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使用上市公司数据和投入产出表数据,实证研究了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创新的效应和作用机制,并深入考察了产业融合在数字化转型影响企业创新中的作用。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显著促进了企业创新,产业融合有助于数字化转型发挥推动作用;数字化转型通过促进人力资本积累、增加研发投入和提高技术溢出三种渠道影响企业创新,产业融合可以加强这三种渠道的机制效应;异质性检验表明数字化转型对民营企业和国有企业的效应不显著,对中外合资企业的效应显著为正;与服务业企业数字化转型相比,产业融合对制造业企业数字化转型发挥作用的效应更强。企业创新要重视产业融合的作用,特别是要发挥制造业基本盘的压舱石作用。     

数字中国建设、市场化程度与企业数字化创新

在数字经济时代下,政府部门如何运用政策体系和基础设施建设来服务微观经济主体的数字化创新活动已成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路径。基于中国企业转型发展需求,以数字中国建设的重要政策措施为出发点,考察宽带中国试点政策对企业数字化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宽带中国试点政策对企业数字化创新具有显著积极作用,对于高科技企业和民营企业而言这种驱动力尤为突出。机制识别检验发现,宽带中国试点政策在“宏观-微观”层面都具有显著的优化改善效果,在宏观上能够提升地区风险投资活跃度并优化产业结构;在微观上能够提升企业处理信息能力并降低创新活动风险,这些增益改善都有助于企业数字化创新项目的开展。市场化程度是发挥宽带中国试点政策的重要外部条件,“政府政策—市场环境”的双重拟合能够对企业数字化创新展现出更大的促进“加速度”。     

制造企业数字化转型与创新绩效——人力资本的中介作用和动态能力的调节作用

数字经济高速发展,制造企业逐步投入数字化转型浪潮,但数字技术能否赋能企业创新以及两者之间的作用路径尚不明晰。文章引入人力资本和动态能力变量,构建企业数字化转型和创新绩效之间的作用模型,选取2013—2022年中国制造业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创新绩效具有倒U型影响;人力资本在数字化转型和创新绩效之间发挥倒U型中介作用;动态能力中的吸收能力、适应能力和创新能力均对数字化转型与创新绩效之间的关系起调节作用;数字化转型对创新绩效的倒U型影响在东中部地区、大中型企业、国有及民营企业中显著。研究结论丰富了数字化转型与企业创新之间的非线性关系研究,为企业数字化转型战略决策提供了有益启示。     

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国际化发展韧性的影响研究

在国际环境不确定性风险日益增加的背景下，企业如何利用数字化转型提高应对各种风险的能力、增强国际化发展韧性、实现高水平“走出去”成为极为重要的议题。本文基于2007—2022年上市企业数据和海外投资数据的实证分析发现，数字化转型可显著增强企业国际化发展韧性，且对国有企业以及具备海外背景高管的企业促进效果更明显；数字化转型主要通过提升内部资源配置效率、促进上下游供应链分散化来提升企业平稳发展的组织能力以及面临外部风险的抵抗能力，进而增强企业国际化发展韧性；数字化转型增强企业国际化发展韧性是一个长期效应，短期内由于冲击事件复杂多样且相互叠加，其影响并不显著。     

中国产业数字化对供应链结构的影响——基于A股上市公司的行业异质性分析

产业数字化转型对于提升供应链韧性与安全意义重大。基于2012—2021年沪深A股非金融上市公司数据,利用多期DID的稳健估计方法,对产业数字化转型对供应链结构的影响展开实证研究。研究发现,产业数字化转型显著促进了供应链结构多元化。异质性分析表明,数字化转型对竞争性行业、制造业,特别是技术密集型制造业的供应链结构多元化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机制检验表明,数字化转型主要通过降低外部交易成本和内部代理成本来重塑主体企业供应链结构。研究不仅揭示了产业数字化转型对供应链结构演进趋势的直接影响,也为提高供应链韧性、安全水平及打造现代化供应链体系提供政策启示。     

政府数字化转型何以提升区域创新绩效?

政府数字化转型既是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也是建设数字中国、实施创新驱动战略的先导性工程。如何发挥数字政府建设的创新引领示范作用成为理论界和实务界共同关心的问题。本研究运用2009—2019年232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以政务云计算中心试点启用为政策干预构造准实验，运用双重差分法回答了政府数字化转型是否以及如何影响区域创新绩效的问题。实证研究发现：(1)作为政府创新示范的政府数字化转型能够提升区域创新绩效；(2)政府数字化转型不仅能够提升本区域创新绩效，而且对于经济和技术水平接近的区域具有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3)政府数字化转型作为一种政府内部管理的创新活动，其影响区域创新绩效的一种可能机制是通过权威主体的创新示范，形成鼓励创新的社会规范型助推，从而提高区域创新绩效。     

社会网络对公共医疗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研究——以江苏为例

公立医院资源配置效率是公共医疗资源非均衡治理研究的焦点问题。基于社会网络理论,探讨公立医院资源配置的利益格局和社会网络环境,运用Malmquist指数法测度江苏公立医院资源配置效率,并实证检验网络中心性、网络密度和网络结构洞对江苏公立医院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结果显示:江苏公立医院资源配置效率具有显著的差异性和区域性特征,网络中心性、网络密度和网络结构洞都对公立医院资源配置效率有着显著影响,落后地区对发达地区的网络关系影响表明公立医院资源配置存在地区"马太效应"和"空心化"问题,抑制了资源配置效率的提升。建议从建立网络互惠性的双向机制、加强医师共享制度的队伍建设和强化资源配置的市场化导向等方面来提升公立医院资源配置效率。     

品牌构建导向下制造业企业网络嵌入的价值悖论——基于战略一致性的边界作用

企业品牌价值的提升对制造业转型升级具有重要意义,而企业在社会网络中的嵌入性是否有利于提升品牌价值始终存在理论悖论。本文基于网络嵌入视角,分析关系嵌入与结构嵌入对品牌价值的影响以及社会责任的中介作用,并将战略一致性引入分析框架,探讨战略一致性对社会责任中介作用的调节效应。研究结果显示:关系嵌入与结构嵌入具有显著的价值效应,嵌入程度越高,企业品牌价值越高;社会责任在网络嵌入与品牌价值关系中具有显著的中介作用,即网络嵌入能够通过强化社会责任的履行来提升品牌价值;战略一致性对社会责任的后半路径作用具有调节效应,战略一致性越高,社会责任对品牌价值的促进效应越显著。本文不仅有利于阐释网络嵌入性的价值悖论、丰富品牌价值理论相关研究,还能为中国制造业的品牌塑造与转型成长提供实践依据。     

企业数字化转型与绿色技术创新——来自制造业上市公司的证据

数字化转型赋予了企业新的创新发展动能,传统制造业通过数字化带动新的技术进步,推动企业绿色技术创新,从而实现数字化绿色化协同转型发展目标。本文利用2007—2020年中国A股制造业上市企业的年度数据,探究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有助于提升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水平,对于国有企业和高新技术企业而言,这种提升效果更加明显。机制检验表明,提高企业数字化转型水平,不仅能提高企业信息透明度,加强市场正面预期,而且会促进企业加大研发投入,进而提升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水平。本文的实证结论可为政府部门推动制造业绿色创新以及驱动高质量发展战略,进而促进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实现提供参考。     

制造业企业数字化转型、外部压力与碳绩效

制造业企业的数字化转型对实现我国经济增长和节能减排的双赢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将“两化”融合管理体系贯标试点作为准自然实验，基于2010—2019年中国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数据探究了数字化转型对制造业企业碳绩效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能够提升制造业企业的碳绩效，市场竞争、融资约束和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等外部压力深刻影响了该提升效应的可持续性；机制分析结果表明，协同创新、两业融合以及管理效能提升是数字化转型影响制造业企业碳绩效的可能路径；受企业特征、所在地区特征以及政策冲击行政级别的影响，数字化转型对制造业企业碳绩效的提升效应具有异质性。     

中国装备制造业竞争力提升:基于创新集群网络视角

从创新集群的理论演变和系统研究中,我们可以得出一些启示,创新集群是获得竞争优势的有效组织形式;在知识化、信息化和全球化作用下,创新集群跨区域网络的建立可以提升产业竞争力.从创新集群的视角对我国装备制造业竞争力存在的问题及原因进行分析,并从创新集群网络功能整合和跨区域网络体系建立的角度来思考如何提升我国装备制造业的竞争力水平,可以得出要提升我国装备制造业竞争力,既需要提高企业的集成能力,也需要重视创新平台网络的软件建设,还需要制度与环境的配合.     

中国城市绿色创新效率的空间演化及影响因素

城市绿色创新效率是全球经济绿色转型关注的热点,推动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必须考虑城市绿色创新发展.利用SBM-Undesirable模型测度2005-2017年中国286个地级市的绿色创新效率,揭示其空间演化特征及影响因素,结果表明:城市绿色创新效率整体偏低,呈规模效率＞纯技术效率＞综合技术效率的特征,且表现为全国波动上升、东部跃迁、中部塌陷、东北停滞的态势.经济外向度、金融发展水平、制造业集聚等对绿色创新效率具有显著的正向效应,而经济发展水平、环境规制、知识密集型服务业集聚对城市绿色创新效率的提升作用不显著.因此,提高城市绿色创新效率,促进城市可持续发展应当强化科技创新驱动,加快地区绿色创新协同发展,同时提升产业集聚水平,优化绿色创新环境.     

制造业数字化转型升级的机理研究

党的二十大报告为数字经济与制造业提出了两个不同而又紧密交织一起的新时代发展战略——“促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推动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这将成为新时代驱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方向。本文基于熊彼特创新理论和波特创新驱动理论,将经济学理论与中国制造业数字化转型升级实践相结合,分析认为制造业数字化转型升级是一种包含产品创新、技术创新、市场创新、资源配置创新以及组织创新在内的产业升级的综合创新模式,从而创新驱动了产业结构高度化、价值链高度化和加工程度高度化三大效应,进而在三大效应联合作用下实现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当前,我国制造业数字化转型升级仍面临着瓶颈制约。为此,需要坚持市场在制造业数字化转型升级中的主体地位,发挥好政府生产要素创造和提升机制,同时强化基础性技术攻关,合理引导新一轮大中小企业有序转型。     

网络组织演化中的企业创新合作博弈分析

网络组织因其能够提升企业创新绩效、降低创新成本,已成为创新合作的首选模式.伴随着网络组织从简单到复杂的演化过程,结点企业间存在着复杂的既合作又竞争的博弈关系.本文通过博弈模型的建立及博弈均衡的分析方法,比较研究网络组织各演化阶段下企业间的博弈过程及创新收益,在此基础分析提出网络组织内企业创新合作博弈均衡的影响因素.     

中国—东盟旅游合作联系网络结构特征与韧性演化

引入旅游能级概念,修正万有引力模型,选取中国、菲律宾、柬埔寨、老挝、马来西亚、缅甸、泰国、文莱、新加坡、印度尼西亚等国家2010—2019年的相关数据为样本,测度中国—东盟各国间的旅游合作联系,刻画其合作网络,并利用中心度、网络结构洞等指标与技术系统分析网络结构特征,利用鲁棒性、传输性、聚集性、层级性、匹配性以及障碍因子诊断、网络中断模拟等指标与技术系统综合评估网络结构韧性,结果显示：中国—东盟旅游合作联系网络呈现多向化、密集化、纵深化发展趋势,中国逐渐承担起网络中的核心角色,扮演“媒介”作用,而且中断模拟显示2013年后网络结构韧性始终受中国失效影响最大,中国对于网络结构韧性发展具有重要作用;中国—东盟旅游合作联系网络整体结构较为不稳定,网络鲁棒性较弱,抵抗外界干扰与风险侵袭能力较差。为加强中国—东盟旅游合作联系网络建设,应坚持全面协调发展,提升合作密度;注重角色分工,强化示范效应;强化分类提升,增强结构韧性。     

就业生态视域下绿色创新人才数字韧性的本土建构

“双碳”战略实施迫切需要绿色化创新发展,绿色创新人才高质量充分就业为此提供了重要保障。数字技术作为创新驱动的引擎,在赋能创新价值实现的同时,结合就业生态特征,也给创新人才数字韧性建构带来新的挑战。数字韧性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减少数字风险带来的损伤,帮助个体更好地适应数字化生活。本文采用扎根理论方法探析绿色创新人才数字韧性内涵,提出包含数字心理韧性、数字行为韧性、数字技术韧性、数字环境韧性4个风险应对维度及其12个构面,以及“数字心理韧性→自主韧性”“数字行为韧性→自主韧性”“数字技术韧性→培育韧性”“数字环境韧性→治理韧性”共促数字韧性建构的内涵要素模型。从就业生态视角来看,源自个体、学校、社会等各方面的因素,都会不同程度影响数字韧性,使个体形成应对绿色化数字化环境中风险挑战的复原力。本文结合当前就业生态环境对绿色创新人才就业的影响,提出促进数字韧性建构、进一步推动该类人才高质量充分就业,从而助推“双碳”战略实施的建议。     

产业集群网络结构对企业创新发展的影响——基于上海港口物流产业集群的实证研究

产业集群网络结构是集群重要的内在特征之一,与集群和集群企业创新发展密切联系。分析产业集群网络的结构特征对集群企业创新发展的影响,提出研究假设,并通过问卷调查的方式以上海港口物流产业集群为例获取集群网络和企业创新发展相关数据,运用社会网络分析及多元回归分析法对提出的假设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表明,节点度数、中介性和簇系数等因素对企业创新发展有正向作用,而结构洞、连接强度因素对创新发展的影响不显著,但对企业创新发展的正向作用在小企业样本分组中得到了验证。     

科技服务业与高技术制造业协同集聚对创新效率的影响

在建设创新型国家进程中,科技服务业与高技术制造业协同集聚已成为优化创新资源配置进而推动创新发展的重要载体.采用2009—2017年中国28个样本省区市的相应数据,运用网络SBM-DEA模型和面板Tobit模型,检验科技服务业与高技术制造业协同集聚对高技术制造业技术研发阶段和成果转化阶段创新效率的影响及区域差异,结果表明:在样本期间样本地区高技术制造业的创新效率整体较低,且成果转化效率低于技术研发效率;科技服务业与高技术制造业的协同集聚水平有待提升,并呈东、中、西部地区梯度递减格局;从总体来看,无论是在技术研发阶段还是在成果转化阶段,科技服务业与高技术制造业协同集聚的创新效率促进效应均显著;这种创新效率促进效应,在东部地区的技术研发阶段和成果转化阶段均显著,而中部地区仅在成果转化阶段显著,西部地区仅在技术研发阶段显著.因此,应积极引导和促进科技服务业与高技术制造业协同集聚,充分发挥其促进创新效率的作用,并通过技术交易市场化促进成果转化;同时,应结合区域比较优势培育竞争优势,推进产业集聚的区域差别化发展.     

数字化转型的环境绩效研究——来自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的微观证据

全力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是我国经济社会实现绿色转型的重要环节，文章基于2007—2014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与中国工业企业污染排放数据库的匹配合并样本，实证考察了数字化转型对制造业企业环境绩效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能够显著降低制造业企业的污染排放强度，该结论在一系列检验下依然稳健；机制检验表明，数字化转型主要通过推动绿色技术进步、提升管理效率这两类渠道来改善企业的环境绩效；异质性分析显示，数字化转型的降污减排效应在高科技属性、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以及位于东部地区的上市企业中更为明显；此外，人工智能、区块链、云计算、大数据等数字技术的应用有利于降低企业的污染排放，前端治理在数字化转型助推企业二氧化硫减排过程中扮演着更加重要的角色。研究有助于深化对数字化赋能企业降污减排的作用效应机制的认知，为我国探寻制造业绿色转型发展新路径提供学理依据及决策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