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英国谋取舟山为自由港的历史始末

明朝末年英国人来到中国,揭开了中英关系的序幕,同时也开始了英国对舟山长达两个世纪谋取舟山为自由港的历史。先是通过舟山这个良港与中国贸易,来打开中国的市场;然后派遣使团来华,试图通过外交谈判来开放舟山;最后是通过军事手段占领舟山,强行把舟山划为自由贸易港。     

近代外国人在华海关行政管理权的取得

<南京条约>签订后,英国等国商人在华大做进出口贸易,海关作为管理中外贸易的中枢机构地位日益重要,并逐渐成为英国等列强觊觎的目标.以英国为首的列强为了控制中国海关便开始酝酿夺取中国海关的行政管理权,他们的第一个夺权阴谋在上海得逞.第二次鸦片战争后,以英国为首的列强又全面取得其他各口海关的行政管理权,从此中国海关便演变成为列强控制中国的殖民机构.     

舟山：依托贸易促进海洋经济发展的新思考

国际贸易对于临港的舟山而言,应该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一个强有力的发动机,但事实并非如此。文章从舟山贸易发展的历史状况、现状以及发展的优劣势加以分析,提出政府政策导向、人才引进、外贸企业培育、发展转口贸易及服务贸易,以及合理利用梯度转移、发挥产业集聚效应等发展对策,以期寻求舟山贸易发展途径。     

英国都铎时期经济上的王室特许权

都铎时期是英国由封建社会向近代社会过渡的分水岭。这一时期民族国家形成,国民经济产生,国王成为全英格兰民族的领导者。国王利用手中的特权发展经济,专利、贸易特权等王室所颁赐的专属特权成为他们发展经济的重要手段。都铎国王利用特许权增加了王室收入;促进了英国制造业的发展;赶走了外国商人,扶植了本国商人;推动英国的海外贸易达到了工业革命前的第一次高峰。为英国以后在海上取得商业霸权奠定了基础。     

从舟山到香港:英国在华殖民战略的调整

鸦片战争时期，香港一度不被英国政府“看好”。英国在华攫取占领地有一个从舟山到香港的目标转换。其间，英国驻华代表对这一转换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浙江舟山“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贸易枢纽港的战略构想

在面临国际国内发展的新形势新格局的今天,我国政府领导人用战略性的思维提出了共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国际倡议,并得到了国际社会的积极响应。作为具有悠久的对外海洋贸易历史的浙江舟山,如何更好地积极投身于这一新的全球发展机遇,重现群岛新区在新时期海上丝路建设中的灿烂辉煌,是一个迫切需要研究的课题。本文着重从新区建设及贸易角度提出了努力将舟山打造成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贸易枢纽港的积极主张。     

论近代早期法国胡格诺教徒移居英国及其影响

16世纪欧洲宗教改革开始后,法国的胡格诺教徒不断遭到维护天主教当局的镇压,他们逃离祖国,寻求避难,其中相当多的人来到了英国.在将近两百年的历史中,胡格诺移民在英国寻得了生存之地,同时也为英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做出了贡献.从另一角度说,近代英国的崛起,离不开胡格诺教徒等外来因素的积极性影响.     

鸦片战争中英军的侵略暴行与中国军民的英勇抗争

列宁指出:“资本主义如果不经常扩大其统治范围,如果不开发新的地区,并把非资本主义的古老国家卷入世界经济旋涡之中,它就不能存在与发展。”因而,侵略中国,并把它象印度一样纳入自己的经济轨道,是英国资本蓄意已久的目的。为了这一目的,英国资本从19世纪初以向中国倾销鸦片来扭转他们在正当贸易中的逆势。伴随着鸦片的大量输入,烟毒在中华大地上泛滥成灾,中国的政治、经济和人的生理心理都遭到严重的摧残。中国人民奋起严禁鸦片。1839年虎门销烟的消息传到伦敦,英国资产阶级立刻沸腾起来,发出一片侵华叫嚣。     

18世纪英国在印度的贸易统治

第一帝国时期,英国在亚洲的历史以18世纪中期为界可分成两个阶段:第一阶段英国东印度公司在印度的贸易和势力渐进发展;第二阶段,东印度公司的政策发生了重大改变,一方面是这一时期印度国内出现一种政治混乱的局面,另一方面,英国与法国等殖民国家在印度的商业竞争日益激烈,东印度公司开始谋求通过获得领土来确立自己的贸易地位,战争成为实现这一目标的手段.     

明初舟山群岛废县徙民及其影响

元末明初，舟山群岛是方国珍及其余部反元抗明的最主要根据地。朱元璋为防止他们与内陆的反明势力联合，以防止“倭寇”为名，在舟山实行迁卫、废县、徙民措施，接着在全国实施严厉的海禁政策。舟山群岛的废县徙民不仅造成舟山的渔农业长期荒芜、交通停顿、文教中断，而且引发海上武装走私猖摄，并导致所谓嘉靖年间长达几十年的“倭患”和“平倭战争”，使舟山及东南沿海的经济遭到更大的摧残。     

明初浙江都司昌国卫的建置及变迁

昌国卫的创置是明朝初年洪武帝经营浙东海疆的重要措施,对明王朝加强浙东地区的统治有着重要的作用.倭患的兴起和舟山不利的交通状况引起了明王朝海防布局的调整,最终导致了昌国卫的内迁.昌国卫的创置和内移反映出明王朝在浙东海疆的海防政策变化,并对舟山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明代双屿国际贸易港港址研究

新航路开辟后,葡萄牙海商和中国、日本以及南海诸国海商在浙东宁波双屿港建立起当时远东最大的私人贸易基地,促进了中国海外贸易和江南商品经济的发展。在海禁政策之下,明政府于1548年春调集闽浙两省海军剿平双屿海商,并以木石筑塞港口。此后,双屿港便消失在人们的视野之中,并成为历史的谜团。关于双屿港港址所在,至今学界仍众说纷纭,难有定论。本文在前人研究基础之上,提出：在今舟山六横岛西侧“大麦坑与张起港之间的棕榈外湾和椋榈湾所组成的单一港口,可能就是16世纪那个闻名于世的国际海商贸易基地”。     

一口通商对早期中英贸易的影响

清初,清政府沿袭明代的海禁政策,对外贸易的主要形式为朝贡贸易。1684年,康熙皇帝开海禁,设立江浙闽粤四海关,管理对外贸易。但四口通商对早期的中英贸易影响甚微,一方面是因为英国没有被清政府纳入朝贡体系,英商不享受相应的优待政策。对于缺少贸易中转站又不了解中国市场行情的英国商船来说,即便到达四口也难以售出货物,更无力购买大宗的中国商品。另一方面,四口都缺乏同英商长期贸易的准备,一时难以组织英商所需的货源。为了加强对英商的管理,1757年,乾隆皇帝将中英贸易限定于广州一地,并推行公行制度。同年,东印度公司职能发生转变,实力强大的“公司国家”垄断中国与欧洲的茶叶贸易,中英贸易进入大发展时期,鸦片贸易成为东印度公司平衡收支的重要筹码。     

明代广东的市舶太监

广东是明朝的外贸中心,其市舶贸易管理备受重视。自永乐朝派遣宦官提督市舶后,广东的市舶事务就基本上处于市舶太监的管理之下,明初的市舶管理体制被改变。明代中叶以后,广东市舶太监权势不断扩张,更加横行无忌,引起官民的强烈反对而两度被裁撤,最终无权干预广东的市舶事务。我国历代有差遣宦官直接参与广东海外贸易的传统;在宦官专权最为严重的明代,派遣宦官主导广东市舶事务是中央加强经济控制的必然趋势和宦官势力扩张的结果,同时也与中央强化海禁和朝贡贸易政策有关。     

从明日勘合贸易的历史进程看“宁波争贡事件”

明代中国与日本的朝贡关系确立于永乐初年,而废止于嘉靖中后期,前后持续近150年之久。日本自应仁之乱以后,室町幕府的权威每况愈下,由其主导的对明勘合贸易逐渐落入大内氏与细川氏的掌控中。为独占贸易权,大内氏与细川氏明争暗斗,各不相让,嘉靖二年更是发生了著名的“宁波争贡事件”,对此,明朝并未予以深究。大内氏在独占对明勘和贸易后,先后派出两批使团,为明朝所接纳。其后,大内义隆为其陪臣陶晴贤所弑杀,明日勘和贸易失却了支持,遂告断绝。     

明代中朝使臣的走私贸易对朝鲜的影响

据《朝鲜李朝实录》记载,中国明代时期,朝鲜与明朝之间的使臣走私贸易曾经十分活跃,但由于政治和军事上的藩属关系,两国使臣的走私贸易也具有了不平等性质。作为个人行为,明朝使臣的走私贸易虽然具有"掠夺"性质,给朝鲜政府和人民带来经济负担和痛苦,但这种个人行为却与有着政府背景的朝鲜使臣的走私贸易共同解决了朝鲜政府和人民在军事、经济和社会生活等方面的各种需求,客观上起到了互通有无,相互交流,满足社会需求的积极作用,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朝鲜社会的的开放。     

明代海禁政策下的中国海外贸易

明代是我国历史上由开放逐渐走向封闭的一个逆转时期,这在一定程度上归咎于明初的海禁政策。明代前期海禁政策下的"朝贡贸易"作为当时国家海外贸易的唯一合法形式,充当着对外交往的主要媒介。然而官方对海外贸易的垄断并不能满足民间对贸易的需求,随着朝贡贸易的衰落,私人贸易兴盛起来。     

明朝实行海禁政策的原因探究

探讨明代实行海禁的原因，分别从政治、经济、思想文化以及突发历史事件造成的影响等方面分析明政府终止宋元以来鼓励航海贸易政策的原因，进而阐明在不同时期海禁政策体系的强化过程，并得出结论。     

策彦周良两次入明朝贡与海禁

明嘉靖年间日僧策彦周良两次渡海入明朝贡的经历,证见了明朝廷对日勘合贸易的某些政策,以及浙东沿海倭患和海禁情状。对此,人们可以从中了解当时舟山的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环境状况之一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