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吏学指南》看元代吏员意识

作为元代中期出现的一部吏员初习启蒙读物,《吏学指南》是元代吏员出职制度的产物,也是此段历史的有力佐证。它反映出在元代官员铨选制度下,官府胥吏在具有不同于以往的政治地位的同时,更加形成了独立的自我意识。这种独特的胥吏意识的凸显,在我国政治制度发展史中具有一定意义,应该受到必要的关注和认识。     

论宋代三省冗吏的形成

北宋前期,三省吏制混乱,有吏额配置;中书门下吏人编制齐整,职级渐增并固定化,吏额略增;出现了“守阙”雏形和“私名”.元丰改制后,三省正额吏人数膨胀,机构增多,额外吏职“守阙守当官”出现.南宋时期吏员裁减是主流,正额吏员数额变化不大,鉴于南宋的具体情况,实际是造成了冗吏.其深层次的意义在于,使守阙守当官最终完成正额化,加剧了吏员冗滥.从中书、门下后省吏员演化背后,也能窥得吏员膨胀的苗头.     

两宋刑部尚书人员结构考述——以判刑部、刑部尚书为中心

两宋时期判刑部、刑部尚书共162人。在籍贯分布上,北宋较为分散,以神宗朝为界,有一个由北到南的转移;南宋则相对集中在两浙、福建、江南3路。在入仕途径上,以科举出身者最重,占七成之多,其中又以进士尤盛。但没有"明法科"或"新科明法"出身者。就家庭背景而言,官员家庭者有部分出于司法世家,布衣家庭者在担任刑部尚书前,也大多有着司法历练。布衣家庭出身者比例略高于官员家庭。这种状况反映了寒门庶族由科举走入仕途,迅速成长为新的政治力量。这与门阀士族时期的政治格局有着翻天覆地的变化。     

论明代省级官员的选任资格

明政府对省级官员由何种职务简任及其籍贯和出身都有一定要求.在巡抚制度形成之初,巡抚多由中央官员简任,随着景泰以后巡抚制度步入正轨,巡抚逐渐向地方官员转变.明后期,国家局势动荡,政府又多派遣中央官员任职巡抚.这种变化过程是中央对地方统治方针调整的反映.布政使和按察使的选任在明前期以从本衙门升补者居多.明中期以后,两司开始交叉混补.省级官员无论由何职简任,都优先考虑邻省官员.政府对他们的籍贯选择也尊重这样的地缘因素,除邻省之外,浙江、江西、南直等经济文化发达省份也是重要选择.这种选择与其出身关系密切.明省级官员几乎都出身进士,而东南各省进士额数相对较多.明政府对省级官员的选任方式利于地方行政的运作,具有相当的科学性,被其后的清政府所继承.     

文吏政治与士大夫政治的冲突与整合——兼论秦汉时期政治文化变迁

秦朝在法家学说指导下构建起来一套政治制度,尊崇文吏政治,要求所有官吏都坚守"为吏之道",与坚守自由思想和独立人格的士人形成尖锐的对立。汉朝建立后,奉行黄老无为政治,在政治组织上层将王朝官僚机器的运行成本降低到最低限度,而在低级政治组织领域内仍承袭了秦朝的文吏政治。汉武帝时期,士大夫政治模式的演生,形成了士人与文吏的契合点。在士大夫政治模式下,文吏与士大夫之间的对立与纷争依然存在,士大夫在政治系统中占据着明显的优势地位。文吏政治与士大夫政治的分歧在官员与吏员之间表现得更为突出,官员更倾向于士人之理想,而吏员则倾向于坚守文吏政治。     

明代科举制度对军事的影响

明代科举制度中 ,除武科举培养和选择军事人才外 ,文科科举考试中也有军事的论文考题。此外 ,孔孟儒家思想对中国军事思想也有一定的影响。因此 ,科举制度对明代的军事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影响。一、文科科举对军事的影响　　明代文科科举对当时军事的影响 ,主要表现在二个方面。第一是文科科举进士出身的人担任中央军事武职的人很多。第二是文科科举进士的部分人撰写了少数军事著作 ,形成了自己的军事思想。1 文科科举进士任武职的情况明代 ,进士出身的文人担任政府军事武职的人较多 ,具体情况主要表现在担任兵部尚书和侍郎两方面。明代文科进…     

论秦汉的学吏制度

<正> 秦汉时期,不管其官吏登庸制度有何变化,但作为从事具体业务的吏员,或一个出身寒微、无财势可依的人,欲进入吏途,则都是必先有一个学吏过程的,不论通过官学或私学,或向正式吏员去做学徒,总是必须先取得做吏的业务能力与资格,然后再结合长吏的辟置而进入吏途,故汉有“文吏之学”产生,东汉有贱儒生而高文吏之俗,儒生也“用吏为绳表”,朝夕学问。两汉人对此有个专称,叫做“宦学”或“学宦”。今就秦汉时期学吏制度的几个问题试作说明如下。     

从"能吏"到"进士"--临川王氏一段家族史隐匿之因的社会学解读及其意义

宋人王安石有二位叔祖,即“能吏”王观之和“进士”王贯之。但是,长期以来只有后者进入研究视野,学界皆认定王安石仅有一位叔祖王贯之。“能吏”王观之在临川王氏家族史中失落,主因是左右宋代士人选材记事的社会观念已发生变更,即北宋进入“选举社会”之际,诸多观念皆历经一次从尊崇“能吏”向标榜“进士”出身的转变。受其影响,临川王氏家族在朝向“进士之家”迈进时,“能吏”王观之就在新兴精英士人的话语体系中淡出、消失。追寻此段隐匿的家族史,对于深析王安石的个人学术史、归纳北宋中前期地方士人家族的变动模式,以及勾勒中国儒学复兴的观念背景等,皆不无重要。     

明代观政进士制度

"观政进士"的创设是洪武帝对前代以来科举制度的改革措施,在明代基本上是相沿不辍,推行到崇祯末年。明代推行观政进士制度的目的是对进士实授官之前进行岗前实习,增加一点从政的经验。进士的观政从取得进士资格以后就马上开始,观政主要在中央最高一级的文职行政机构"九卿衙门"中进行。观政进士虽不算是正式官员,但已取得了做官的资格,取得议论朝政的权利。进士观政给予所出身俸禄,进士观政时间的长短是不一的,观政进士需要定期考核。办事进士就是观政进士。观政进士制度是对科举制度的完善和补充,是值得充分肯定的。     

元代法律对后世的影响——以盗罪与奸罪为例

元代为中国古代法律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其表现之一就是出现了不少影响后世的新罪名。像传统盗罪衍生出的掏摸与白昼抢夺,传统奸罪衍生出的刁奸与欺奸,均从元代才开始出现,由此产生了不少相关判例与法律解释。这些罪名在当时的法律文献中常有单独篇目,如掏摸与白昼抢夺在《元典章》"刑部·诸盗"篇中列有专目,欺奸在"刑部·诸奸"篇中亦有专目,刁奸虽无专目,但在元后期颁行的《至正条格》中至少有六个条目。元代有关盗罪与奸罪的司法实践,直接影响到以后明清的相关立法。     

试论唐代的"吏道"

唐代有"吏治派"官员,出现了许多"吏道明敏"的人才。在唐代,"吏道"的主要涵义包括四个方面:其一,善于分析和处理复杂问题;其二,与时俱进,具有一定的改革精神;其三,具有较强的经济管理能力;其四,熟悉法律,善于断案。"吏道"是一种综合政务能力。     

略论元朝仕进制度中的民族歧视政策

<正>元朝统治者为始终保持其最高统治权力,维护蒙古贵族的特殊利益,极力推行阶级压迫和民族歧视政策.元朝的仕进制度,既因采用汉法而具有中原特色,又因保留旧制而具有蒙古传统,从而使其新推行的民族歧视政策,在这项制度中有着十分明显的反映和表现.(一)在元代,“仕进有多歧”①而入仁为官的基本途径首先是“根脚”.所谓“根脚”,指人的家世、出身、资历等.因此,元代入仕,首论社会出身.元制:中枢省府台部的高级官员,乃至地方上府州县的长官,皆由皇帝任命勋臣、名门以及儒吏出身且品资相当者担任.人仕重国姓,亲本族,历代统治者莫不如此,而元代尤甚.蒙元时期,怯薛出身是“大根脚”.早在成吉思汗时代,怯薛就是蒙古国家机构的核心.怯薛起源于草原部落贵族亲兵,既是大汗的     

北宋宰辅的家庭出身及入仕途径分析

北宋作为贵族政治的没落时期 ,其最高级官员宰辅的家庭出身呈多元化趋向。一方面虽然中央官员的后代所占比例仍较大 ,但出身社会中下层者也开始占据高位 ;另一方面 ,宰辅的入仕途径则愈益集中于进士科。析其缘由 ,约与北宋实行重文轻武政策 ,并以较为完善的科举制迫使官宦子弟遵循一定的入仕模式相关。是制度、社会与士人的良性互动使北宋高级官员家庭出身的相对平民化有了可能。     

东汉南阳太守述略

南阳乃东汉"帝乡" (光武帝刘秀出生地),于东汉一朝有着独特的政治地位,因此南阳太守群在出身、政绩、与朝廷的关系等方面,都有着与其他郡太守不同的特征.本文略述东汉南阳太守的群体特征和主要政绩,并以此为切入口,剖析东汉时期选官制度,地方政权与中央政权的关系以及东汉末年分裂割据局面形成的原因.     

张照与徐用锡交游考

张照与徐用锡为清康熙四十八年(1709)同年进士,又以诗文书法名于当时。张照与徐用锡为官期间受朝廷之命共同编纂书籍,而各自曲折的为官际遇又在他们诗文唱和中多有体现。作为书家,张照与徐用锡在书法上亦有交往,这种交往从侧面也反映了当时官员公务之外的生活。     

宋代蓝色的崛起

蓝色是传统五正色、五间色之外的原色,由于至汉代才有颜色义,其地位被青色所代替,且与青色一样有多义的表达。宋代蓝通青、通绿,青蓝常被混用,但另有单独的蓝色,且新出现一批表示蓝色的新词语和创新的“内蓝”。宋人分得清蓝色与青色。宋代有两样以蓝命名的服饰知名度较高：蓝袍,一指新科进士的服装,另指低级官员品服,其虽非官方词语,但在史家记叙朝廷事务时也有使用;萌发于晚唐、流行于宋朝的蓝绶,无中生有,表示入仕和等级较低的官员。鬼神的形象多蓝肤、蓝衣。宋代呈现的蓝色意识崛起迹象,意味着随着社会发展,文化色彩的丰富,人们对色彩辨识度增强,从青色中分辨出蓝色单独命名使用。11世纪,是世界范围的蓝色崛起时代。     

明代天津地区的河南籍官员

明代天津地区河南籍官员的表现,是明代全部河南籍官员表现的缩影,明代天津地区河南籍官员在从政中的种种贡献和亮点,是唐宋以前河南地区从政者较多自觉奉行仁政观念优良传统的继承和发扬.另外,也再一次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着其时河南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总体发展仍保持着相当高的水平.然而,河南地处内陆,在得知国外信息、传入国外事物上有其相对不便之处,从而限制了其时河南出身者的眼界.     

一幅北宋王朝的末世图——论金本《水浒》对封建社会的批判

《水浒》(金本,以下同)所描绘的不仅仅是一个个梁山泊好汉的英雄谱,而且是一幅幅北宋王朝的末世图。施耐庵对于封建统治阶级乃至封建制度揭露和批判的大胆、直率、有力、全面、至微,在古典小说中可以说是无与类比的,上至朝廷权臣,下至贪官猾吏,政治制度,民风世俗,无一不受到辛辣的嘲讽和无情的鞭挞。本文拟以管见所及排列以发作者之大义。     

以德治吏的历史反思

中国古代吏治的显著特色是以德治吏。以德治吏在官吏的选拔、考绩和监察制度中均有典型表现 ,并在中国历史上取得过巨大的成功 ,中国封建社会的几度盛世与以德治吏有着必然联系。中国古代以德治吏的范式和操作体系 ,在世界文官制度中占有不可替代的地位 ,并对近现代世界文官制度的形成有重要影响。中国古代以德治吏的成败得失及经验教训 ,对我们今天的以德治国和干部队伍的道德建设也有重要借鉴意义     

清代福建解元研究

清代福建共有解元106名,在附郭县、沿海县、驿站经过的县集结现象明显.清代福建解元考中进士的比例迭29.25%,是普通举人中进士比例的2.17倍.三举以内而中进士的解元占清代福建解元总数的74.19%,福建解元在仕途上并不显达.清代福建解元既有来自科举大族的士子,也有来自贫寒家庭的读书种子,其中不乏林旭、朱仕琇、郑孝胥、张腾蛟等名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