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继一及”非“鲁之常”说

《史记·鲁世家》中的记鲁庄公弟叔牙之言回："一继一及,鲁之常也。"不少学者道认为"一继一及"便是鲁国乃至当时普遍的继承制度。其实,那只不过是鲁国国君继承谱系的表面现象,是叔牙企图使其同母兄弟继位的一个借口。当时实行的制度以"摘长子继承制"为原则,从而按"择贤"、"立长"、"以人"等方式进行的选择继承制。     

楚国的太子制度研究

先秦时期，楚国在太子的确立、教育以及继承王位等方面，形成了一套完整而有特色的制度。忽略这一制度，是导致讨论楚国王位继承制问题众说纷纭的一个重要原因。楚王多内宠，有年轻不立太子的习惯，少夫人之子往往优先成为太子的人选。凡被立为太子，即受到特殊的待遇与教育，具有继承王位的特权。显然，楚国王位继承是一种选立太子的继承制度，幼（或少）子继承制和嫡长子继承制的说法均不甚确切。     

西周王位继承法再探析

西周实行嫡长子继统法,是学界的普遍共识。但也有学者认为,西周初年周公并未创立嫡长子继承制,而是把先周时期的"兄终弟及"改变为"一继一及"制,直至春秋战国之交嫡长子继承制才正式确立。然细考史实,太王迁岐后,周邦继统法是立子以贤,直到武王卒后成王继位,周公摄政七年致政成王,终使嫡长子继承制成为全国施行的一项重要政治制度。立嫡制并不绝对排斥择立庶子,太子死或王后无嫡,即可择立庶子中的贵者或长者继位。同时,先王死后无子,制度上亦可兄终弟及,但逆制性的兄终弟及则是对法定继承制度的违忤与破坏。经过周公改制创立的更为完备的嫡长子继承制,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维护国家安定与发展的积极作用。     

“妇人无刑”质疑

对于《左传》"妇人无刑"之语,绝大多数学者都认为历史上实有其制,从而有不为妇女制刑、妇女无黥刖等内刑、妇女无宫刑、对妇女不妄施公开刑罚等不同见解。然而,这些说法都是难以成立的。传世文献与出土的秦汉简资料证明,不论在先秦,还是在秦汉,皆不存在"妇人无刑"之制。"妇人无刑"是作《左传》者对齐庄公杀戎子并陈尸于朝之事的议论,只能反映议论者的个人理想,而无任何事实依据。     

论北魏前期诸王爵位继承制度的特征

北魏前期,实行虚封爵制,其中王爵是最高等级的爵位.当时国家使受封诸王的后世可以继承王爵.然而,由于对异姓诸王爵位实行降爵继承以及诸王犯罪夺爵和无后嗣继承,因此,并非国家所封的所有王爵都能够为后世继承.北魏国家对为后世继承的王爵实行了嫡长子与非嫡长子继承并行的措施,保证了王爵传承的稳定.同时,还实行了一些特殊继承做法,如过继、复爵、绍封.但这些做法只是对王爵正常继承制的补充.     

略论中国古代的家产继承制度

在世界历史的进程中,与同期西欧社会相泾渭的家产继承制度,是中国古代社会的重要特点之一。它是古代中国的政治、经济、法律、道德的反映。因而,对它的研究是很有意义的。一、中国古代家产继承制的形式 中国古代家产继承制的基本原则是诸子继承。即诸子对家产有同等的继承权。这与西欧中世纪的长子继承制大不相同,它的形成是由中国古代社会的具体历史条件所决定的。     

从商族的婚姻沿革及生活方式看商代的继承制度

关于商代的继承制度,康丁以降,实行父死子继的嫡长子继承制.史学界关于商代继承制度的特点的争议主要在于商代前中期(成汤--康丁).本文试从商族的婚姻沿革、经济生活方式入手,文献、考古材料与甲骨卜辞相结合,来论证商代前中期的继承制度当是以父死子继为主,兄终弟及为辅.这是在商代前中期虽已实行了一夫一妻制,但尚保留大量母权制的孑遗而必然经过的过渡阶段.     

春秋时期楚司马系列考述

春秋时期楚国司马的系列,《左传》、《国语》诸书虽然有所提示,但在不少地方仍然含混不清,或多存缺环.古今史家对此系列的论述亦不乏错误之处.以下,笔者想从分析史料、辨正诸说的途径入手,对这一时期楚国的司马依次作一考述,以图能显示出一个大致无误的春秋楚司马系列.斗子良若敖之孙,伯比之子.这是见于《左传》的楚国首任司马.不过,《左传》不是正面记载,而是以追叙的笔法,将他任司马一事补记于鲁宣四年:"初,楚司马子良生子越椒."子良是令尹子文之弟.子文任令尹长达二十八年(前664-前637),子良为司马亦当在这一时期.子文任令尹的前期,有职掌相当于司马的莫敖屈完主管军事,后期司马为成得臣(详下),故子良任司马当在子     

论楚国封君制的发展与演变

楚国封君制肇端于楚惠王早期,至楚亡之时,前后盛行两百多年。可以说,在战国七雄中,实行封君制最早的是楚国,封君数量最多,封邑分布地域最广的也是楚国。《战国时期楚封君初探》、《包山楚简“封君”释地》、《楚国封君封邑地望续考》三文,对之作过一些清理与探讨。然言犹未尽。现仅就楚国封君制的发展与演变,再作论述如下。     

聚讼纷纭论易筮——关于《左传》、《国语》筮例的评说

<周易>的原貌乃是古代占筮之书.<左传>、<国语>所记载的十六则"神奇灵异"的<易>筮实例,令后世学者论说纷纭.历代学者关于<左传>、<国语>筮例的论述,需要进行全面的梳理,寻绎其中有价值的内容,在此基础上,可以对<左传>、<国语>筮例提出拟议和评判.     

《左传》叙事结构研究

叙事结构对于作品的重要性人们早已熟知,对《左传》叙事结构也早有分析,但大多还局限在中国传统文艺理论的基础之上,也相当零碎,其研究有进一步拓展之必要。从西方叙事学理论来看,《左传》叙事呈现出了依"经"而行的时间结构"、众星拱月"的板块结构与"散点串珠"的隐性结构三大特征。这些特征背后体现了《左传》最大的"隐义"所在——既继承了《春秋》记事特点,又与《春秋》相迥异——《左传》应别为一家。     

“执圭”杂考——兼论楚国爵制

周代是宗法制盛行的时期,与此相联,周代实行着一种在宗法制基础上的等级制。西周等级制中有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那就是爵位制。《左传·襄公十五年》有一段记载;“王及公、侯、伯、子、男、甸、采卫、大夫各居其列”。后世对是否曾这样划分爵位,多有疑问,但周代确实实行过封爵的等级制,却是众所公认的,周代的等级制与官制基本是合一的,有爵位就意味着有官职,而且是实行世卿世禄制。各等级之间界限分明,权力范围明确,组成了一个等级严明的宗法社会。这种状况在周代所封诸侯国中皆有表现,一直到春秋后期直至战国,社会出现大动荡,才受到大的破坏。楚国在政治制度上从未秉承过周代的宗法制,也不搞世官世禄,其等级制也不象周代那样有明确的划分。楚国的等级制中包含     

鲁国“一继一及”继承现象再考

鲁国“一继一及”继承现象再考杨朝明在商周史的研究中，继承制度是不可忽视的重要问题。当年，王国维《殷周制度论》风靡一时，于是，殷人“以弟及为主，而以子继辅之，无弟然后传子”，周人实行“立子立嫡之制”，殷周制度有很大差别，成了很有影响的看法。王国维以来，...     

周先王继承制度研究

关于三代时期的继承制度 ,以往殷、周迥异说影响很大 ,其根源多因对《史记·周本纪》关于周先王世次的记载认识有误 ,又受古公父立少子季历、文王立次子武王及武王传位等所造成的假象的影响 ,从而对周先王的继承制度认识比较模糊。学界的最新研究证明 ,殷商甚至夏朝时期与西周一样 ,都是实行嫡长子继承制 ,周先王当也如此     

先秦卿大夫家族"立後"述论

立後在先秦时期是极为人所关注的一件事情,立後的意义在于使该家族祖先得以奉祀、家系得以传承,并因被立为"後"者继承官守而使该家族得到经济上的保障;立後在原则上实行嫡长子继承制,但例外的情形也十分多见,嫡子个人的素质、重要人物的好恶倾向以及家族的实际需要等都可能改变嫡长子继承的常规.立後在方式上一般包括家内选立和公众认可两种,但"後"作为国君臣属其还必须得到国君的批准.     

楚国诸敖考释

(一)《左传》、《史记》等典籍中记载了有关楚文化的专有名称若敖、莫敖、?敖、霄敖、堵敖、郏敖、訾敖、共敖等诸敖,除霄敖、共敖外,均见于《左传》.这些"敖"作何解释?历来学者对它们的注释处于比较零乱的状况.先以杜预《左传集解》为例.     

《周易》占卜灵验辨说——兼与杨伯峻先生商榷

在《左传》、《国语》等古籍中常常可以看到用《周易》进行占卜的现象,而且有时还很灵验.如《左传》闵公元年载:"大子申生将下军,赵夙御戎,毕万为右,以灭耿、灭霍、灭魏.……赐毕万魏,以为大夫.……卜偃曰:'毕万之后必大.……'初,毕万筮仕于晋,……辛廖占之,曰:'吉.……公侯之卦也.公侯之子孙,必复其始.'"毕万是周代毕国的后裔,到他本人,早已衰微,沦为一般自由民.到这时,他刚到晋国作官,作战有功,得到魏邑的赏赐,职位为大夫.《左传》作者说毕万所占得的卦是"公侯之卦",他的后代一定会"复其始",意思是恢复为国君.后来,毕万的后代魏斯果然称侯,是为魏文侯.     

马王堆汉墓帛书《春秋事语》和《左传》的事、语对比研究——谈《左传》的成书时代和作者

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帛书《春秋事语》,见一九七七年《文物》第一期。所谓《春秋事语》,是整理小组根据其内容记载春秋时代的事实而命名的。又因为其事实多见于现在流行的《左传》一书,整理小组的《释文》(见同上),只谓《春秋事语》的某件事见于《左传》的某年。这是认为《左传》在前,《事语》在后的。因他没有谈到这两部书的成书时代及孰先孰后的鉴定。为了弄清这个问题,我写了“马王堆汉墓帛书《春秋事语》和《左传》的事、语对比研究”。     

清初《左传》研究复兴原因及其表现探析

清初《左传》研究的复兴,是明亡清兴的重大社会变革和明末以来"通经复古"和经世致用等学术风气双重作用的结果。其复兴的主要表现是:官方对《左传》的关注及其影响下的《左传》研究蓬勃兴起;以考据方法研究《左传》成果丰硕;毛奇龄、万斯大、姚际恒等著名学者对《左传》的关注。上述研究不但为乾嘉时期《左传》研究的鼎盛奠定了坚实基础,而且有力地推动了清代学术思想的发展。     

关于《左传》中的的“丞”“报”婚问题

在人类社会两大部类生产中,人类自身生产占有重要位置.而婚姻是实现人类自身生产的唯一方式.人类的婚姻史是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经历了许多阶段.由于年代久远,后人对早已消失的婚姻制度和礼俗会产生种种误解,对《左传》中记载的“烝”婚和“报”婚就发生了这种情况.什么叫“烝”婚和“扳’”婚?这是曾长期存在于奴隶社会的一夫多妻制的婚姻形式之一.所谓“烝”婚和“报”婚是指这样一种婚姻形式:在父亲死后,儿子继娶庶母为妻,叫“烝”;在兄或叔父死后,弟弟或侄继娶嫂或婶母为妻,叫“报”.如果从女方言,则是转为庶子或夫弟、侄子之妻,所以又叫收继制婚或转房制婚.在《左传》里,关于“烝”婚的记载有六次,关于“报”婚的记载有一次.这种婚姻在当时是合理合法的,所以《左传》只做了客观地反映.但后人对此不能理解,以封建的伦理道德来看待此种婚姻,把它等同于“通”或“淫”,亦即“通奸”,这实在是一种误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