忽必烈汗治国思想研究

忽必烈汗的治国思想是元初兴盛和繁荣的理论纲领,其＂以儒治国,以佛治心＂的治国思想确立了蒙古贵族治国的基本国策。在国家的民族文化、儒学伦理、依法治国、经济兴国和国家信仰等方面的国家政策,充分体现了忽必烈汗的治国思想,也是认识和研究忽必烈汗的有效途径。     

耶律楚材诗歌中的儒学思想探析

作为蒙古初期杰出的政治家和诗文作家,耶律楚材对元初文坛产生了重要影响。其诗歌内容丰富,表达了以儒治国的政治理想和华夷一统的民族观念,抒发了“斯文将丧”的深切忧虑,充分体现了耶律楚材的儒学思想。     

汉元帝与经学

西汉元帝受过良好的经学教育,有着深厚的经学功底,尤精于《诗》。元帝尊师重儒,在其大力提倡之下,整个社会儒风蔚然,《诗经》学亦因元帝之力,成为治国主导思想。元帝好儒,选官用人,以经明行修为基本准则,因此儒生布满朝廷上下。元帝对经学的贡献就在于通过习经重儒、治国以儒,使儒学彻底取代了“霸王”之道。     

黄老道家的政治思想与汉初的治国实践

黄老思想是汉初政治的基本指导思想。它在治国理念上倡导“仁性当分”,在治国方略上坚持“无为而治”,在治国原则上强调重民爱民,在治国手段上重视仁义礼法,是一套以道为主,杂之以儒、法等家的兼收并蓄的治国理论体系。它对汉初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论《十一家注孙子》对儒家和兵家治国战略思想的整合

《十一家注孙子》汇集了自魏武帝曹操至北宋张预等十一位注家对《孙子》的注解。从治国战略的角度看,这些注文既阐释了孙子关于民本论、义利论、慎战论和伐交论几方面的思想,同时在注释过程中又融合了儒家的治国战略思想在内,明显体现出“以儒释兵”、“兵儒整合”的思想倾向,是对儒家和兵家治国战略思想的融通。     

试论忽必烈“以儒治国”

元代，以儒治国是其一项基本国策。忽必烈汗为巩固其汗权，“行汉法”、重儒士，备一代之制，成一世之大业。本文从三个方面论述了元代以儒治国之策，即“守成者必用儒臣”、“行汉法”必用儒臣、元初儒臣之作用。本文用较翔实的史料论证元初儒士们，在忽必烈大力推行“汉法”中，云集其周围，出谋划策，使忽必烈实现统一大业。儒士们有了用文之地，发挥才智，名垂史册。元代的以儒治国的政策，是一项行之有效的政策，值得研究探讨。     

为吏品格与执法公正——秦汉时期“吏道”思想的演变

为吏品格与执法公正是儒法两家思考的重要问题。韩非“以法为教”、“以吏为师”思想，推崇法治的根本意义，强调官吏执法教民的治国理念。睡虎地秦简中出现的两种不同“吏道”思想，以及汉代循吏与酷吏的急剧分化，则揭示了韩非“以法为教”思想的终结。《说苑》儒法结合的“为吏之道”为执法公正提供了坚实的人道基础。     

论治国之道--"法"与"德"

江泽民同志提出的把“以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紧密结合起来的思想,是古今中外治国经验的科学总结,是对治国理论的发展,有着深刻的历史内涵。本文从史论结合的角度,用比较研究的方法,论证“法”和“德”的辩证关系:“德”离不开“法”,“法”也离不开“德”,“法”和“德”共同构成了完整的治国之道,并探讨了其理论依据和实践意义。     

党的三代领导核心对"以德治国"方略的探索与实践

“以德治国”是中国传统的治国思想。党的三代领导核心批判地继承了中国传统的“以德治国”思想,探索了“以德治国”思想的新内容,并在实践中走出了一条有中国特色的治国之路。其所积累的丰厚富瞻的积极成果,已熔铸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重要内容。     

论《十一家注孙子》对儒家和兵家治道的整合

《十一家注孙子》汇集了自魏武帝曹操至北宋张预等十一位注家对于《孙子》的注解。关于治国之道 ,孙子与儒家的思想多有相通之处 ,同时又各有侧重、各有特点。这十一位注家在注释《孙子》过程中 ,既阐发了孙子的原意 ,又融合了诸多儒家的思想观念 ,体现出“以儒释兵”、“兵儒整合”的思想倾向。     

耶律楚材“以儒治国”思想初论

针对儒家思想在由非汉族统治全国的元朝依然能取得统治地位,并顺利地传延下来,这虽然和儒家思想的内在性质不无关系,但绝非全部原因,政治家的思想和实践也同样是不容忽视的重要因素,选取该时期最杰出的政治家耶律楚材作为研究对象,运用文本还原、历史逻辑相统一的研究方法,通过对耶律楚材一系列思想的深入分析,得出耶律楚材以儒治国的思想及实践是不容忽视的重要因素。     

以佛诠儒 返本归儒－－论袁宗道对“四书”的诠释

袁宗道是公安派中的首开风气者 ,他通过诠释“四书” ,为晚明文学思潮提供了重要的学术依凭。与李贽及袁宏道的“狂禅”气象不同 ,袁宗道诠释“四书”虽出入佛禅 ,但归本于儒。他与宏道和而不同的学术取向 ,体现了公安派文学思想的多样性。宗道的“四书”诠释 ,对张岱的《四书遇》亦有启迪     

元代汉儒民族思想的发展进步

元朝的统一为多民族经济文化的交流、民族思想的发展提供了条件。在理学、史学、政治等领域,元代汉儒的民族思想从故国思绪和"夷夏之辨",逐步转向以务实态度承认元朝统治、认识多民族统一的历史意义、平等看待各民族的历史地位和关系。元代进步的民族思想在总结多民族历史、促进民族融合和国家进步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包世臣与晚清今文经学经世思潮的传承

经世思潮的盛行,源于乾嘉年间常州学派的提倡,而至龚魏时则大为显耀,成为学术界的翘楚。传统观点认为．今文经学在常州学派的提倡下,转变为经世思想,后被龚自珍、魏源等接收,演变为道光年间的显学。然而,学术界对两者之间的承接却讳莫如深,或者牵强。事实上,包世臣扮演着中间者的角色,将常州学派的思想传递给龚自珍、魏源等,进而导致了鸦片战争前后经世思潮的盛行。     

张东荪定位儒学的三个前提

张东荪对儒学的定位是一种典型的“儒学退缩论” ,主张儒学从治国平天下的领域从“外王”的领域退出来 ,只管修身 (至多管到齐家 ) ,只管“内圣” ,只管“内心修养一方面” ,只管“个人心安理得的做人方面” ;治国平天下则完全仰仗科学与民主 ,完全仰仗西方文化 ,仰仗这个“整个儿的理智性的文化”。东荪先生如此定位儒学是取决于三个前提 :一是东荪先生对儒学之实质的理解 ,二是其对整个现代文明的理解 ,三是其对现代政治之实质的理解     

论哈萨克族思想家不忽木父子对儒学的贡献

儒学与中国少数民族传统思想文化的交流是双向的.不忽木父子为康里氏(哈萨克族的重要族源之一)人,是元代著名的"华化"的少数民族政治家、文学家.在元代复杂的民族关系与政治环境中,他们父子均极力推崇儒学,主观上是为了革除元代吏弊,但在客观上,却以其特殊身份为发扬中华传统文化、弘扬儒学做出了突出贡献.     

能行中国之道则中国之主——郝经“用夏变夷”的思想和实践

儒家思想在由非汉族统治全国的元朝依然能顺利传延,虽然儒家思想的内在性质非常重要,但如果忽视人在其中的因素,则无法对该问题完全解释。选取该时期著名的思想家郝经为研究对象,运用文本还原、历史逻辑相统一的研究方法,通过对郝经＂能行中国之道,则中国之主＂的深入分析,发现汉儒在少数民族优势地位下对中国文化的理解及其反应,郝经的＂用夏变夷＂思想及实践对于历史发展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     

元代科举与程朱理学关系探析

元朝建立之后,蒙古贵族长时间停开科举,士子通过读书应试博取科举功名入仕的通道被彻底阻断,士子们读书、研究的功利目的因此减少了,这为元朝科举以程朱理学对儒家经典的阐释作为考试标准奠定了学术基础。与此同时,士子们学习儒学、程朱理学的热情显著下降,导致读书人的数量明显减少。理学家不仅是元仁宗恢复科举的主要推动力量,也是程朱理学成为科举考试内容的设计者。科举恢复以后,程朱理学的官方思想地位得到稳固,这对程朱理学的发展有直接的推动作用。然而,士子们为获取科举功名而学习程朱理学,与真正潜心研习程朱理学还是有本质区别的,尤其是部分士子将程朱理学视为谋取利禄的手段,使程朱理学失去了发展的内在动力。     

试论汉文化对中国社会的深远影响——以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为例

汉文化,是指两汉时期所形成的社会生活方式和文化典章制度价值观念等。汉文化自形成以后便对后世中国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中,从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开始,就确立了儒家思想在中国思想史上的正统地位。"儒术"的内容涉及个人修养和治国理念,关系重大,影响深远。"儒术"作为一种治国方略,涉及社会生活多个方面,只有全面贯彻,不可顾此失彼,才能取得预期的目的和效果。"儒术"是经得起历史检验的有生命的学说,是符合社会发展规律的,作为国学应继承发扬并光大之。     

民初尊孔读经问题辨析

在戊戌维新和清末新政时期,随着民主化运动的发展,孔子和经学的地位逐步动摇。民国建立,道变统改,孔经随着帝制大厦的轰然倒塌而被剥夺了政治伦理的斑驳外衣。在民主共和方生,尊孔读经方死的过渡时代,袁世凯利用人们依恋孔子和经学的文化心理,复辟帝制,尊孔复古,从而激起了由反孔狂飙而卷动的五四新文化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