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的娼妓书写与治理——以杭州(1927-1937)为中心

南京国民政府十年时期的杭报娼妓书写,建构了苦难与放荡的双重娼妓形象.杭州政府的治娼行动缘于其铲除社会阴暗面、展现政权尊严的理念.同时,地方政权具体采取何种治娼模式,则受多种因素影响.     

宋明理学在赣南的创立与弘扬

北宋庆历年间,周敦颐调任南安军司理,探究儒学精奥,始创理学;程颢和程颐随父调迁,拜周敦颐为师,从此专心理学.宋理宗赐匾"道源书院",确认赣南是"理学之源".其后,杨时、朱熹、张九成、陈献章、王阳明、罗洪先等许多理学名家都来到赣南寻根探源,并在这里探究理学精义,传授圣学.     

清末铁路总局探析

清末铁路总局起始于光绪三十三年底,隶属于邮传部,尽管存在时间只有四年,但影响清末铁路至大.且其中的人事纠葛直接导致干路国有政策的出台及保路运动的发生,进而则是清王朝的灭亡.首任铁路总局局长梁士诒之所以能持续掌控局面,与袁世凯及其派系人物的鼎力支持关系至密,而梁本人的求实作风亦有相应作用.铁路总局的影响是导致交通系孕育成形,并在民国历史舞台上举足轻重.铁路总局作为一个透视清末社会幕后身影的窗口,研究它,后人可以看到一个丰富多彩的窗外世界.     

外部规范与内心自觉之间——析《论语》中礼与仁的关系

<论语>中礼与仁的关系是外部规范与内心自觉之间的关系.学术界主流意见一直认为在这对关系中仁居于主导地位.这种意见始终忽略一个起点处的问题,孔子为什么无条件地相信礼应该是人生的引导规范?本文由追踪这个起点问题入手,一步步探讨在孔子之前就已经发生的观念运动--礼如何取代神成为精神支柱,这种取代的意义是什么,孔子如何继承这个观念运动并加以改造.以此思想史背景的梳理为依据,本文指出礼与仁之间一种特别的双向关系.     

浅论如何引导和发展茂名特色的年例文化

年例,是流传于粤西鉴、罗两江流域村镇的一种民间传统节日,数百年来盛行不衰,民间素有"年例大过年"之说。据《茂名市志》记载:"年例"唯粤西鉴江、罗江两江流域的村落所独有,清代已十分流行。是当地民     

让孩子快乐地成长

谁不希望自己的孩子快乐呢?可近几年来,激烈的社会竞争催生了许多"紧张型"父母,他们非常注重孩子的早期教育,一些父母为了让孩子能挤进重点学校,要求孩子学这学那,英语、奥数、钢琴、书法、舞蹈等,孩子简直成了学习的机器.正是这些望子成龙的父母,他们一方面智力投资不惜成本,另一方面对子女要求极其严格,放学迟了挨骂,成绩不好挨打,有一点空闲要练琴,作业不能写得马虎.于是,挨批评就成了这些孩子的家常便饭.殊不知,这些在兴趣班里泡大,在父母的压力下长大的孩子变成了一只缺少快乐的小羔羊.那么,要怎样才能让孩子快乐地成长呢?     

权、合理性与司法裁判——古典司法的一种样态考察

守经和行权是古典司法的两种基本样态.行权主张反经而善并怀其常经,是一种坚持原则又灵活运用的法适用理论.权的实质是通过法律的合理化解释,来解决个案中律法不可用的问题.法律的有效性处置和判决的合理性证成问题,是行权司法须面对的两个难题.由于缺失具体的方法指引,行权始终存在擅权和叛经失节的可能.     

电热水器也要“洗澡”

道具:纸巾盒 适用地点:客厅茶几上 方法:用完了纸巾的盒子大家通常是随手扔掉,有没有想过用它来插花呢?为了避免被水浸透,先用塑料薄膜把纸巾盒的内壁包裹起来,再把盆栽的鲜花移植进去.然后用干净的小石子遮住裸露的泥土,让花茎和花头从取纸的地方露出来.只要寥寥几枝鲜花,就可以完成这样有创意的作品,简单而别致.     

史达祖研究百年述论

史达祖是南宋中叶的著名词人,与姜夔齐名.其词作属于醇雅正宗,其词风与创作方法泽被后世、影响深远.近百年的史达祖研究,虽然在词人生平事迹和词作艺术风格方面取得了一些成绩和进展,但总体看来,对词人生平事迹的研究还不到位,有待进一步细致、深入的总结;其晚期作品和表现平戎报国之怀的作品,几乎无人提及.当今,对史达祖的研究需要进入更加深入广阔的层面.     

加缪在中国的译介与研究

上世纪40年代关于法国作家加缪的介绍在中国报刊出现,60年代后其作品部分译入,80年代后其作品的译入更为全面,加缪的译介也已有相当规模.伴随这一过程,关于加缪的研究也渐次开展并不断深入.此一过程迄今已近60年.文章对加缪之译介情况作了较为系统的梳理、对其研究状况也做出总结,这对于全面把握加缪这一课题和进一步深入研究有积极的意义.     

英汉语中“色彩词”的理解与翻译

在英汉两种语言里 ,都有很多表示色彩的有趣词汇 ,它们在文学作品里以及人们的生活中都起着很大作用。本文试图对英语中几个最常见的表示色彩的词 :red ,black ,white ,blue,yellow ,green加以探讨 ,指出它们在不同的语言、文化和社会环境下所包含的不同含义以及如何正确理解和使用它们。     

中国番荔枝科囊瓣木族植物叶表皮形态的观察与比较

番荔枝科囊瓣木族Saccopetaleae Hook,f.et Thomson植物，中国有5属10种,其中囊瓣木属Saccopetalum Benn．，属独活属Miliusa Lesch,ex A.DC.,蚁花属Mezzettiopsis Ridl.,澄广花属Orophea BL.等属的分类位置仍存在一些争议。本文对有争议的四个属的植物，进行了叶表皮形态的观察与比较，为正确划分它们的分类位置提供一个佐证。     

“Horizon”的扩展:西方现象学进展的一种维度

Horizon是现象学运动中的一个重要概念。胡塞尔的Ho-rizon是狭隘的、“平面”的。胡塞尔之后的现象学运动进展的一个维度,就是这种Horizon不断被扩展:伽达默尔将历史的因素补充进去,提出了“视域交融”理论;海德格尔则对Horizon作了一种立体的扩展,Horizon成了人们存在的境域;梅洛·庞蒂在海德格尔存在论的基础上,指出厚度、身体、他者等不可见者都是我们存在的Horizon,丰富了存在的理论;德里达则批判了胡塞尔、海德格尔等人在场的形而上学,将不在场纳入Horizon之中。Horizon的扩展,极大地改变了现象学的特质。     

包头市区售货员和顾客之间普通话与方言语码转换

出于调节与顾客的心理差距、避讳、标志售货员的身份地位等动机,售货员利用普通话与方言语码转换作为语言策略,进而说服顾客购买自己的商品。在包头这样的多方言地区,如果人们能熟练地掌握两种甚至更多的语码,就比别人多了一个交流的工具或谋生的策略。     

文化全球化与民族化

文学或文化的全球化 ,主要是指在世界性的经济交往与交流的带动和影响下 ,建立在民族文化基础上的较为广泛的跨国性的文学与文化的交流与共享。这已经成为世界形态的存在 ,体现为历史的必然性。文学或文化的全球化 ,在时间过程中有从无到有的程度 ,从少到多的程度 ,从交流到合作的程度 ,从被动接受到自觉拿来的程度 ,从接受别国到送去别国的程度。这种种不同的程度 ,就是文学和文化在全球化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限度。而文学或文化全球化问题的提出 ,就是要人在理性上认识这个限制 ,找到克服限度的方法和策略 ,求得用全人类创造的先进文化和文学来丰富自己的国家和民族文化 ,扩大这种文化的共享 ,以更好地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浅析社会时代需求与文学功能的演进

文学具有诸多潜在的功能因素,它因社会时代的需要而被彰显和确定,由于不同社会时代人的需要有所不同,同一社会时代人的需求也是千差万别,从而使文学的功能的显现也呈现出主次、变化和不断丰富的特点。本文就中国文学发展的大致脉络分析了文学的教育、审美和娱乐功能如何在社会时代的需求中演进和交替变奏。     

论实践检验真理的过程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但对于实践检验真理的过程,尚需进一步研究。应从主体与客体的认知关系,从信息转换以及从系统分析考察实践检验真理的过程。实践检验真理的过程具有相对性。     

中国古代哲学中的时间与存在

人类生活实践的深化导致精神对实践的反思日益深入,影响到中国古代思想对世界的存在与时间性的理解。在殷人的意义世界中,时间是神话时间和历法时间的交织;时间与存在混然同一,是唯一普遍的存在关联。在周初思想中,实践的深化强化了人们对事物因果性的意识,导致时间开始被去神话化和伦理化,蜕变为一种普遍的宇宙和伦理时间。在春秋以降的思想中,对实践的内在反思最后使事物的存在呈现为完全由自身因果性决定且在时间中自身持续的,即具有自身必然性的、现实的存在,与之相应的是儒、墨等家思想中的现实的时间,而后期道家则企图解构这一时间。这些思考决定了中国古代哲学对时间与存在的基本理解。     

当代共和主义者对罗尔斯自由观的误读

昆廷·斯金纳与菲利浦.佩迪特是当代著名的共和主义理论家。根据他们的观点,共和主义政治哲学的基础乃是一种独特的自由观。从这一立场出发,他们对其他学者(尤其是自由主义者)的观点提出了质疑。作为自由主义领军人物的约翰.罗尔斯也受到了批判。在斯金纳看来,罗尔斯忽视了公民美德的作用和必要性,从而过分强调了人的自私倾向和包容这种倾向的制度设计,并进而支持一种对公民生活实施最少干预的国家。而在佩迪特看来,与共和主义的无支配自由观不同,罗尔斯持有的是一种消极的、无干涉的自由观。后者满足于实际干涉的阙如,而前者则要求能够抵御专断干涉的保障。然而,两人的批判均是建立在对罗尔斯著作的误读之上的,因此不能成立。     

"中国哲学"和"Philosophy"

随着众多学者对中国哲学研究现状不满足感的日益增长 ,试图改善它的期望也变得越来越强烈了。这也就为我们提出了一个在通常情况下往往不会去考虑的问题 ,即重新认识我们所从事的中国哲学研究这项工作“自身”的性质 ,反省和检讨我们对它所采取的各种研究方式及其有效性。我们之所以愿意参与到这项反思工作之中 ,是因为我们也感到困惑和不安 ,并渴望找到一种新的重大途径和方式。不管问题是以什么尖锐的形式提出 ,甚至是让中国哲学经受一次被审问的严峻考验 ,但我们确实需要触及问题的要害 ,并最终使中国哲学获得新生。正是基于这种意图和目的 ,在姜广辉等先生的筹划下 ,2 0 0 3年 11月 ,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主办 ,清华大学思想文化研究所、西北大学思想文化研究所、湖南大学岳麓书院、江西上饶师范学院朱子学研究所等单位协办 ,在北京召开了“纪念侯外庐百年诞辰暨中国思想史学术研讨会” ,学者们围绕作为会议主题之一的中国哲学的困境和正当性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提出了许多积极的建设性意见和见解。这里发表的一组文章 ,就是其中的一部分 ,希望能引起大家进一步的关注 ,并参与到对这一问题的讨论中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