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紧急侦查行为的法律规制问题

紧急侦查行为既是侦查必要性的需要也是警察自由裁量权的重要内容.因此法治国家均赋予了警察在紧急情形下无需令状直接实施强制侦查行为的权力.但是紧急侦查权缺乏令状的事先司法控制,容易导致权力的滥用.法治国家采取限定紧急侦查行为的范围、种类,提高紧急侦查行为的实体要件,加强事后司法审查以及推广电子令状等多种方式对紧急侦查行为进行必要的控制.     

两大法系国家侦查权配置模式比较研究

侦查权作为一种重要的国家权力,在行使过程中存在着两种不同的利益需要,即确保侦查效率与保障人权。科学、合理的侦查权配置,能够确保国家权得以实现、公民权利得以保障。基于此,笔者对两大法系主要国家的侦查权配置模式、异同及成因进行了比较分析。     

公安机关侦查权的诉讼程序控制

当今世界上,任何国家都存在警察侵犯人权的问题,而警察执法过程中在程序这一环节最易出现侵权问题。在司法实践中,公安机关行使侦查的权力时有扩张,甚至滥用,造成对犯罪嫌疑人权利的侵犯,因此,有必要进一步规范公安机关侦查权的诉讼程序控制,使侦查行为依法进行,从而加强在刑事侦查阶段的人权保障。     

论我国公安机关侦查职权的合理配置

基于侦查价值多元化的考量,现代刑事诉讼中的侦查程序并非仅是行使侦查权的载体,而是与侦查活动有关的多种职权相互协调的过程。因此,只有对侦查程序中的各种职权予以合理配置,才能达到既保障侦查权的充分行使,又能够对侦查权进行必要制约的目的。     

侦查权配置比较研究

侦查权的合理配置对于国家刑事司法机关依法履行职权意义重大。各国对于侦查权的配置各有不同,但主要出于便利侦查犯罪和有效保障人权的需要进行安排。侦查权的配置,应当基于侦查权的基本属性,满足侦查犯罪的交叉管辖和专业化等特殊需要。     

试论我国侦查行为正当性的构建

侦查行为是国家侦查权力运行的具体表现,侦查权的运行在我国具有极强的行政性特征,侦查行为在实施过程中体现出浓厚的强制性、行政性色彩,在性质上属于一种强制性行政调查活动而非司法性行为。侦查行为的非正当实施,常常侵害到公民个人的人身自由、居住自由、财产所有等多方面的基本权利和自由。如何更好地发挥侦查行为对人权的保障功能,实现侦查行为的正当性,充分发挥侦查行为的正向作用是探讨的核心问题。     

对我国刑事侦查启动模式的思考

侦查权作为国家公权力之一,在打击犯罪、维护社会秩序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但因其以国家强制力为后盾,又具有侵犯公民权利的重大可能性。侦查权的这种双面性决定了立法者必须认真对待侦查权,而认真对待侦查权的首要任务必须慎重对待侦查的启动。我国的侦查启动模式是以立案程序作为侦查启动的标志,但是这种繁琐的严格控制型的侦查启动模式既违背了侦查启动的基本原则,在实践中也容易造成诸多弊端。本文从侦查启动必须把握的基本原则入手,分析了我国刑事侦查启动模式所带来的弊端,并提出了一些改进建议。     

职务犯罪侦查权监督制约机制研究

检察机关职务犯罪侦查权在运行中仍存在以下问题:职务犯罪初查工作具有一定的随意性,对职务犯罪立案、撤销案件等缺少外界监督,自侦案件强制措施的采取缺乏有效的审查和监督,上级检察机关对下级检察机关职务犯罪侦查权的行使监督力度有待进一步加强,人民监督员对职务犯罪侦查活动监督制约存在局限性.从权力制衡、程序正义、人权保障、诉讼效益等理论来看,应当建立职务犯罪侦查权监督制约机制,具体应建立外部监督机制和内部监督机制.     

论侦查构造与司法职权优化配置

侦查构造理论和法治国家实际侦查构造的发展趋势表明,控审分离、司法最终裁决已成为侦查程序中司法职权合理配置的基本理念.我国侦查程序中司法职权配置存在的问题包括:侦查机关享有裁判权和司法权无权介入侦查程序.侦查程序中司法职权优化配置,需要科学划分侦查权与司法权,实现侦查权非司法化,并引入司法权,实现强制侦查的司法控制.     

检察机关自行补充侦查权研究

检察机关自行补充侦查权是《刑事诉讼法》明确赋予检察机关的一项主动查明案件事实的权利,但实践中,检察机关较少开展自行补充侦查,自行补充侦查权没有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其主要原因是法律规范不完善,且检察机关开展自行补充侦查缺乏监督制约以及责任意识不强、侦查能力和侦查资源有限。针对其问题及原因,在完善自行补充侦查权的运行制度的建议上,本文提出主要从制定详细明确的规范自行补充侦查权运行的规则、加强对自行补充侦查权运行的监督、提高检察机关公诉人员侦查能力三大方面着手。     

建立决策、执行、监督“权力三分”体制的构想

建立决策、执行、监督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权力结构和运行机制是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新探索。决策、执行、监督"权力三分"与西方的"三权分立"制度有本质不同。推行"权力三分"改革是消除我国权力过分集中弊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贯彻科学发展观,实现国家权力配置科学化的必然要求。目前我们需要在宏观政治体制上、行政系统内和执政党内三个维度上思考和构建"权力三分"制约与协调机制。     

明朝侦查制度研究

明朝侦查制度是中国封建社会后期侦查制度的代表形态,它在传统的基础上进一步确立了新的侦查制度,具有承前启后的历史地位。明朝侦查制度具有侦查与行政、审判合一、严密的社会控制、侦查权泛滥和厂卫操纵刑狱等特点。其侦查组织制度涵盖侦查机关的设置、权限和管辖;人事制度包括侦查人员的资格、选拔和考核;程序制度从侦查的启动、运行到终结都有其特色。明朝的侦查组织、人事和程序制度虽有诸多需予批判之处,但也有可为当今侦查理论或制度设计所借鉴的合理内核。     

宪法的本质与宪法规范的价值定位

从本质上讲,宪法体现的是一种控制权力的理念,但控制权力并不是宪法的根本目的,其根本目的是为了更好的保障公民权利.宪法规范必须以控制权力和保障权利为宗旨,合理安排好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公民权利与公民义务和国家权力与国家权力之间的价值关系,最终通过对宪法规范的价值定位,来实现我国宪法的价值转变.     

城市社区自治模式的结构创新：由社区议事局生发

社区自治在与政府管理层级及社区内部各类组织的权力和权利博弈中遇到了纵向与横向的困境。南京市白下区的实证调查中表明，提升社区自治水平应首先从改造社区内部权力结构与议事规则出发，并首创性地提出建立“社区议事局”这一新型社区组织结构，以期寻找一条自上而下的政府行政管理与自下而上的社区自治有效互动的新途径。     

关于印度发展问题的探讨

从印度的IT产业发展、经济增长和核力量展现等方面阐述了印度的崛起,着重分析了印度在大国关系改善方面取得的成绩,指出印度的发展仍然面临着一些深层次的矛盾和问题,这些问题的解决将是印度未来发展不可回避的过程。     

行刑一体化与刑罚执行权的新配置

尽管行刑是刑罚运用过程的最后环节,但是,行刑效果如何则直接关系到刑罚目的能否最终实现。科学合理地配置刑罚执行权将有助于行刑效率的提高与刑罚运行机制的完备。通过对当代中国刑罚执行权的现实考察,不难发现,中国现行刑罚执行权配置并不科学合理,存在着行刑权过于分散、相互之间彼此抵牾之处,这严重地影响了刑罚功能的发挥。因此,树立行刑一体化的理念,科学地配置刑罚执行权,乃是中国刑法理论界与实务界共同努力的方向和目标。     

我国高校内部权力生态研究

高校内部权力是指在高校内部各个管理阶层和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的权力．其形成的权力生态就是指权力的分配以及它们相互间的权力作用关系。一般来说，作用于高校的权力有政治权利、行政权力、学术权力，三者之间的状态决定着大学的品性和发展态势。然而目前我国高校存在着行政权力政治化、学术权力行政化等问题，因此，必须遵循大学内部权力“和而不同”的自身运行规律，建立起新型的、优化的权力生态。     

建立公共权力监督与制约机制的思考和建议

从决策和执行等环节加强对行政权力的监督,保证把人民赋予的权力真正用来为人民谋利益。这既是当前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也是防止腐败,做到标本兼治,正确运用行政权力的一个重要举措。当前在行政运行中存在的问题,必须加快政府职能转变,优化权力运行配置,健全权力运行规则,完善权力运行制度和加强权力运行监督。     

拓展与被监督:中国特色检察监督制度之修构

具有中国特色的检察监督制度是我们在理性择取的基础上并加以民族化改造的成果。在我国权力架构中,为弥补一元分立权力结构模式下权力制衡因素的缺失,实质上是借法律监督之名,让检察机关担当权力制衡的角色。实践中,检察机关一直强调自身司法机关的属性导致其实际权能限缩于诉讼领域,法律监督演化为诉讼监督,这与检察机关的应然角色不符。拓展检察机关具有权力监督内涵的权能是修构中国特色检察监督的首举之棋,应把检察机关对行政机关的监督落到实处,审判权是检察机关诉讼监督的内容,而不是重点。为使检察机关法律监督功能的行使处在一个合理的限度内,与行政权、审判权保持一种相对协调平衡的状态,扩权之前必先找到适合我国权力结构模式和司法体制的监督检察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