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尼采到马克思： 鲁迅的思想转变

鲁迅的尼采式“反启蒙的启蒙”的个人主义具有启蒙与反启蒙的两歧性以及“排众数”与“觉民众”的内在紧张,其以“超人”为典范的“立人”理想难免带有浪漫主义审美乌托邦的虚渺。五四以后,从《娜拉走后怎样》起,鲁迅开始疏离尼采及其早年任个人、重精神的启蒙主义,并逐渐转向马克思主义。马克思的共产主义与尼采的个人主义位于现代思想光谱的左右两极,作为资本主义19世纪文明的批判者,他们都提供了各自矫正与补救现代性的方案。鲁迅是一个启蒙者和现代性批判者,他批判“至偏而伪”的资本主义19世纪文明,而冀望于20世纪新文明。当鲁迅的尼采式个人主义幻灭,马克思的共产主义提供了可替代的人类解放的新理想。     

列斐伏尔现代性理论的思想渊源

启蒙现代性追求自由、个人主义、世俗化,崇尚理性,相信进步;审美现代性具有求新、感性、乌托邦取向和自反性,二者构成现代性的内在张力。尼采、波德莱尔、黑格尔和马克思的现代性思想为列斐伏尔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源。列斐伏尔继承了黑格尔的理性主义、主体性、历史意识等重要的现代性理念,又从黑格尔走向马克思,坚守马克思主义的信念,继承了马克思对现代性的总体批判,拓展了现代性批判的视域,丰富了马克思现代性理论的内容,对中国现代性建构具有启迪意义。     

尼采与启蒙二重性

有着明显反启蒙立场的尼采为何又声称要唤回启蒙精神?尼采到底是启蒙的敌人还是新启蒙主义者?本文从尼采与卢梭、尼采与伏尔泰的复杂关系入手,解析尼采启蒙思想的悖论性,即政治上的反启蒙立场与哲学上的新启蒙主张之间的紧张状态,并认为这种悖论姿态的根源是蕴含在尼采哲学深处的二重性思想。     

酒神精神:逃离启蒙辩证法魔圈的符咒--尼采《悲剧的诞生》的现代性解读

为了疗救现代性所带来的日益严重的社会疾病,尼采在<悲剧的诞生>中主张复苏以酒神精神为根基的审美的悲剧文化,将生命本能从理性的压制下解脱出来,倡导超于善恶之外、享受心灵的自由和生命欢乐的审美人生.这种获得形而上之"醉"的酒神精神作为生命的"极端体验",通过激发人内在充沛勃发的生命力祛除了与理论和实践的联系,从而否定和颠覆了日常性经验,挣脱了现代性"同一性"的磨难.尼采所开出的疗救处方既不同于黑格尔所开创的启蒙辩证法的内在批判之路,同时又与早期浪漫派以建造恢复已丧失统一性的新神话的方式区别开来,显示出他企图逃离启蒙辩证法魔圈的别样的运思理路.     

从“审美自律”到“文化启蒙”：存在主义与中国现代文论建构的知识谱系

存在主义文论不仅是一种理论建构和知识资源,更是成为关注人性的启蒙话语,并敏锐地发掘主体在现代社会中生存的种种"异化"场景。存在主义文论契合了中国20世纪的理论"焦虑",并作为重要的知识学资源被译介和引入中国。尼采的"酒神精神"和"强力意志"都极大地肯定了主体个体的存在价值和文学艺术的独立精神,这给中国"五四"时期的新文化运动以及20世纪80年代的新启蒙运动提供了强大的理论资源。海德格尔理论则通过理论思辨、艺术自律、美学独立等方式与中国现代文论产生"融通"与"共鸣",推进了中国文论的现代性进程。与此同时,萨特存在主义"人学论""自由观""介入论"等思想与中国新启蒙的时代诉求进行联系,成为推进现代人道主义思潮的知识学资源。存在主义文论深刻影响了中国20世纪文化现代性的进程,并作为一种有效的知识学资源渗透到当代文学、文论、美学和文化研究中,促进了知识本体论和方法论层面的调整。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现代性启蒙话语

"启蒙"作为一种现代性话语,其衍生与发展的基本语境源于西方社会。与西方的现代性进程相比,中国现代性的发生源于外部压力,呈现出非自主的性质。如何将西方的启蒙话语置于中国社会的土壤中,是近代以来中国思想界所要面对的问题。马克思主义不仅仅是现代性的产物,同时也是在现代性与资本主义高度发达的社会背景下对西方现代性进行反思与批判的产物,因而具有启蒙与批判的双重特质。对中国而言,马克思主义所具有的启蒙与现代性批判的双重内涵,可以为中国的现代性进程提供可靠的理论支撑。     

宗教衰落之后的审美神话--尼采论悲剧的再生

在<悲剧的诞生>中,尼采追溯古希腊悲剧的起源,根本目的在于对西方现代性问题进行诊治.西方现代性问题主要是现代启蒙理性所导致的生命的衰弱与文化的分裂.尼采通过对古希腊悲剧的分析、理解,呼吁悲剧精神在现代的再生,以救治欧洲现代文化中的精神赢弱,并由此提出艺术形而上学的理论构想来寻找文化的整合性力量.     

现代性重建与后现代主义批判--哈贝马斯对后现代的回应

哈贝马斯以论战者的姿态介入现代性问题的思考 ,对贯穿于尼采、海德格尔以及福柯之间的反启蒙理性观点进行了批判 ,并倡导交往理性 ,转向一种主体间性的社会理论范式 ,进而提出了重建现代性方案 ,这是现代主义者面对后现代主义的攻击作出的积极的回应     

启蒙现代性与文学现代性的冲突和调适--梁启超文论再评析

文学理论的现代性既可以体现为审美(文学)现代性,也可以体现为启蒙现代性.从"现代性"的角度审视梁启超的思想与文论,启蒙现代性是其主导精神,但启蒙现代性与文学现代性的冲突和调适也贯穿其始终.这使他既不同于恪守艺术自律性的王国维,又不像一些研究者所误解的那样,只是强调文学的政治工具作用,而无视审美与艺术特性.这种复杂性,正是作为中国现代性生成期代表人物的梁启超的个性所在.     

理性缺位的总体性批判——论哈贝马斯对《启蒙辩证法》的批评

哈贝马斯用“总体化”批判来概括霍克海默与阿多诺在《启蒙辩证法》中对启蒙理性进行的反思,将其视作马克思意识形态批判的极端化。总体化批判本应完成对启蒙的启蒙,但不幸的是,总体化批判不仅摧毁了批判的理性基础,使批判陷入尼采式虚无主义,而且将启蒙反思变成反启蒙,使其在自我指涉的反思中迷失方向。对于哈贝马斯的批评,学术界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究其缘由在于,哈贝马斯与霍克海默、阿多诺使用相同的概念,如“理性”、“启蒙”、“现代性”等,但却做出了不同的理解,而研究者出发点的差异又无意识地扩大了理解上的歧见,使得共识更难达成。     

现代道德哲学的边界何在——兼论麦金太尔对现代西方道德哲学的批评

自启蒙运动以来,由于亚里士多德的德性传统被摒弃,德性已经退居边缘地带。为寻求摆脱道德困境的出路,麦金太尔在追溯以亚里士多德为中心的德性传统的同时,试图以他的德性伦理来摆脱西方社会的道德困境,并由此展开对现代西方道德哲学的深刻批评,提出了走出道德困境的若干可能性尝试。本文所关注的核心议题是麦金太尔与尼采的关联、麦金太尔对现代西方道德哲学的批评以及麦金太尔伦理思想对于当代中国伦理学发展的启示。     

尼采对基督教的批判

尼采全面、深刻地批判了基督教 ,着重谴责它否定人生的虚无主义本质。尼采确立了肯定人生 ,肯定生命 ,尤其是它的非理性方面的基本原则。尼采对基督教的批判在西方文化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萧萐父先生的早期启蒙说——以《中国哲学启蒙的坎坷道路》为中心

萧萐父先生早期启蒙说的核心问题是:"中国是否曾有过自己的哲学启蒙或文艺复兴?"这一问题逻辑地蕴涵了四个层次的追问:第一,什么是"哲学启蒙或文艺复兴"?第二,中国有没有"自己的哲学启蒙或文艺复兴"?第三,如果有,它"是什么"?第四,"为什么要提出这个问题"或"这个问题有什么意义"?萧先生的启蒙论说在某种意义上就是对这些问题的回答,而他的回答对于我们思考"文化现代化"问题仍具有启示意义。     

开启一种本源性的诗思关系——论早期尼采的悲剧文化观

早期尼采对希腊悲剧时代的文化状态作了大量的讨论.与通常关于前苏格拉底时期"哲学与诗歌"之争的解释不同,尼采关注的是希腊"悲剧艺术"和"悲剧哲学"的特性,意在探索一种本源性的艺术-哲学、诗-思关系,从而为"知识冲动"失去控制的现代文化寻找一个救治方案.     

杜维明“启蒙反思”论述评

由于启蒙运动及其精神遗产对人类社会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启蒙反思成为当代人类的一项紧迫任务。为此,在肯定启蒙精神积极意义的同时,亦必须正视启蒙精神的三大盲点。在此基础上,要通过调动包括非西方文明与原初传统在内的多方资源,在对话中超越启蒙心态,成就多元现代性。儒家天人合一的人文主义可以在自身、社群、自然和上天四层面为超越启蒙凡俗的人文主义提供思想资源。前辈现代新儒家主要是要将儒家思想在基本精神方向上纳入启蒙理性的范畴之内,与之不同,杜维明更为自觉地突显了儒家思想与以启蒙理性为基础的西方现代性的不同取向。如何更完整地突显建立在儒家智慧精神基础上的中国式现代性的核心价值,是现代儒学有待进一步解决的课题。     

新启蒙主义思潮的演进轨迹

文革结束后,五四的启蒙主义传统被新时期的知识分子重新拾起.20世纪80年代初的启蒙主义与国家意识形态有合谋的倾向,因此,一些学者倾向于把1984年后的启蒙主义称为新启蒙主义.加世纪80年代新启蒙主义既有渴慕西方现代化的同质性诉求,又有对其进行批判性反思的潜在性格.20世纪90年代以来,新启蒙主义逐渐丧失批判和诊断当代中国社会问题的能力,走向了分化,但是启蒙作为一种社会批判和自我反恩的文化立场和话语方式,仍然具有存在的理由.     

试论英国启蒙运动兴起的历史条件

英国启蒙运动作为欧洲启蒙运动的先声具有其相应的历史必然性。除去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兴起的基本历史条件外,英国分层而富于流动性的社会结构、独特的政治文化传统、科学革命和轰轰烈烈的宗教改革运动都起了各自应有的历史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