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的粮食仓储管理

抗战时期,面对严重的粮食问题,国民政府实行田赋征实,将粮食问题纳入战时统制经济轨道。在田赋征实过程中,国民政府采取一系列措施解决粮食的仓储问题,包括仓库建造、粮食运输、粮食入仓以及入仓后的管理等,取得了较好成效,为保障粮食的分配和供应奠定了基础,对支持抗战起了一定作用。     

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的粮食统制政策述论

1940年至1941年,国统区爆发了严重的粮食危机,粮食缺乏,粮价高涨,对军民生活和抗战进程产生了重大影响.为了克服这一危机,国民政府不得不实行粮食统制,加强战时粮食管理,实行以田赋征实、征借、征购为核心的统购政策,实行军粮、公粮统一供应的统供政策,实行粮食平价公卖、调剂有无的统销政策,并严厉打击囤积居奇.这些政策的实行,对于缓解当时的粮食危机发挥了积极作用.     

抗战时期关吉玉财经理论与实践述评

关吉玉是民国时期著名的财经问题专家,也是财政部高层官员.抗战时期,他就中国战时财政经济问题提出了自己的政策主张并主持了田赋征实工作.其战时财经政策主张符合国防经济学基本原则,但过于理想,难以贯彻实施；其主持的田赋征实工作符合中国国情,适应了战争要求,取得了良好效果,为支持抗战起到了重要作用.     

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田赋征实政策再认识

为了应对抗战中期出现的粮食危机,国民政府决定实施田赋征实。但因为以不触动地主土地所有制为前提,田赋征实的负担很大程度上被转嫁给贫苦小农。因此尽管国民政府通过这一举措使抗战中的粮食危机暂时得以化解,但随着时间的推移,社会矛盾也愈积愈深,导致粮食危机再度爆发。     

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实施田赋征实制度原因探析

抗战时期,促使国民政府实施田赋征实的主因有二:一是财政危机；二是严重的粮食问题,尤其是后者,实为政府最终实施田赋征实制度的决定性因素.它是国民政府在抗日战争特殊环境下的必然选择,与其说是国民政府自身调整政策的结果,还不如说是战争逼迫下的产物.     

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的土地陈报

抗日战争爆发以后，沿海地区相继沦陷，关税、盐税等各项商业税收锐减，田赋在国民政府的财政收入之中尤显重要。1941年4月初，国民政府接管各省田赋及土地陈报，并推行田赋征收实物，以解决战时财政问题和粮食问题。土地陈报取得了一定效果，但也存在明显的不足。     

“抗粮”与“敛费”:咸同之际山东田赋锐减的团练因素

咸同之际,山东取代东南数省而被清廷视为新的财赋之区.然而,山东提供的田赋收入恐怕要远低于清廷的预期.个中原因颇为复杂,但山东团练的抗粮和敛费行动在当时已被认作导致田赋锐减的关键.团练的抗粮和敛费行动固然与绅民不满官府加重攫取乡村资源有关,亦应看到清廷团费自筹政策产生的意外后果.     

土地陈报与赋税征收——试论民国时期江宁实验县的土地陈报

20世纪30年代,为了整理田赋以提高政府财政收入,新成立的江宁实验县在其境内举办了一次土地陈报。经过统计,土地陈报之后的江宁额征田亩与前相比大为增加。田亩增加的同时,政府的税收也获得了很大的增长。这同时也就为江宁此后的进一步变革打下了良好的铺垫,为今后的各种建设工作提供了一个基本的前提。因此,此次土地陈报具有十分明显的＂建设＂意义。然而,江宁县更多的将土地陈报与田赋征收连接起来,因而在强调建设的同时也带有浓厚的控制意味。     

粮食购销政策新思路谈农业税费改革可以有效地完善粮食购销政策

一、农业税制改革可与当前的粮食购销政策相结合 ２０００年 ３月 ２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行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工作的通》，确定安徽为试点省，在取得成功经验的基础上，明年即向全国推行。新税制的推行将从根本上减轻农民过重的负担并长期稳定。但笔者认为，如果把农税改革与粮食购销政策结合起来同步进行配套的改革，还能极大地完善当前的粮食购销政策。所谓与粮食购销政策结合起来进行配套改革，就是将农业税征实，采取农民无偿交纳公粮的办法（粮钱并行），以公粮代定购，即取消粮食定购政策，在国家牢牢掌握足够的储备的前提下，…     

安徽农村经济发展的突破口

一、农业丰收与财政困境大包干,使大批长期难得温饱的安徽农民过上了温饱有余的生活,安徽也因此一跃成为对国家有较大贡献的农业大省,粮、棉、油、麻生产均跃居全国前列。1992年,安徽粮食总产2311.9万吨,棉花总产26.3万吨,油料总产140万吨,分别比1978年增长58%,1.3倍和3.3倍。成了全国仅有的七、八个调出粮油的省份之一。然而,这些成绩却难以使人乐观。作为农业大省,同时又是财政穷省。1992年,全省人均财政收入居全     

叙事学语境中的“自我”与“他者”——浅析福音书的“作者”与“读者”

"作者"与"读者"是叙事交流语境中的重要环节.本文尝试从隐含作者与隐含读者、叙述者与叙述接受者的角度,分析福音书的文本,以此强调其中的意识形态内涵:认信耶稣是基督,耶稣基督向世人传报救赎的好消息,使世人更加笃定对上帝的信仰.这种神学观念的彰显既是福音书的著书目的,又凸显出了其自身独特的综合意识形态特征的审美价值.     

《金瓶梅》中的"大官(儿)"

“大官 (儿 )”是明代《金瓶梅》以及其他一些小说、戏曲中出现频繁的一个称谓词。然而现今许多辞书对这个词或是失收 ,或是解释不够准确。该文通过考证古代多部文献 ,进一步解释了它的意义 ,并指出这个称谓词在历史演变中曾出现过的一种“泛化”现象。     

中庸之"中"探微

中庸之“中”字的涵义是全面的,也是自成系统的,与其相关的“执中”、“中和”、“时中”等概念均由“中”字衍生而来。在“中”与道德的关系上,中国儒家所言“中庸”是“至德”,而古希腊中庸思想的集大成者亚里士多德则认为中庸是区别于自然界的人事界之“中”,是最高的善。中庸以适度为原则,但它不容易达到。人的行为必须以理性为指导,才能达到中庸。     

"落红"与"幽月"--浅议宋词中的言"愁"意象

"愁"作为人们一种普遍的情绪体验,在宋词中经常得以表现。在具体创作中,词人往往借助某些具有特定文化内涵和情感指向的意象进行传达。本文着重指出"落红"与"幽月"二意象来阐释词人的言"愁"情怀。     

论《浮士德》中“善”与“恶”及“美”与“丑”的辩证关系

分析了歌德在《浮士德》中构建的天帝与靡非斯陀、浮士德与靡非斯陀和浮士德自身的"善"与"恶"的冲突及其辩证关系。认为歌德笔下的"善"与"恶"的冲突无所不在,既相互斗争,又相互依存,既相互对立,又相互渗透。它揭示了矛盾运动的普遍性及人类社会发展中前进与停滞的矛盾斗争,反映了人性深处的拼搏和内在矛盾。他所刻画的"丑"中有"美","丑"转为"美",使"恶"与"丑"也具有了重要的审美价值。这些体现了歌德成熟的辩证思想和美学思想。     

儒家文化中"和""同"思想及其发展

“和”与“同”的思想随着先秦天下纷争的局面而出现,有着深厚的文化历史背景,它首先是人们自然观在社会、政治、人生诸方面的伦理展开。“和”“同”思想在现代社会、科学技术、经济政治等各方面得到不断的发展和完善,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成为当代中国的重大战略任务。     

论艺术语言“形”与“神”的相互制约

艺术语言的"形",既包括视觉上的形体,也包括审美上的形象。本文从艺术语言的形的生成,形与神的相互制约,艺术语言的鉴赏三方面,对艺术语言的"形""神"关系进行了分析。     

"策问"中的"历史"--晚清中国"历史记忆"延续的一个侧面

“历史记忆”之延续构成晚清思想演进重要的象征,并明显受两个因素的主导,一是由“反满”所催生的恢复汉族的记忆;一是西方因素开启的关乎中国历史的记忆。“策问”作为参与国家考试时的答卷,无论是设“问”者还是应“策”者,大致都恪守于官方意识形态,分析“策问”中的“历史”,可以了解这些历史文本是如何想象“中史”与“西史”、接榫“历史”与“现实”的。由此,“历史记忆”在晚清中国如何延续,也通过具体的文本“呈现”出来。同时,由于“中史”与“西史”并非单纯时间意义上的“过去”,中西历史“会通”所催生的“历史记忆”的延续,也并不单纯,实际与立足于“反满”立场对历史的重塑,适成对照。由此,晚清中国“历史记忆”延续的多向度,也随之得以“呈现”。     

论中国哲学中的"不言说"与"言说"

中国哲学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哲学?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的差别究竟何在?其中的一个回答是,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的最主要差别在于中国哲学以"不言说"的实践方式作为探索和表达真理的手段,而西方哲学则以"言说"的方式作为探索和表达真理的手段。中国哲学虽然也有"言说",但其"言说的"的价值最终要由这"不言说"的实践来决定,因为这个原因,所以中国哲学对于用以"言说"的文字就不甚重视,往往有"得意忘言"的情结。中国哲学因其以"不言说"作为探索和表达真理的手段而表现为一种非逻辑的心灵体验哲学或实践学。     

《后汉书》中核心词“你”初探

从核心词的角度讨论《后汉书》中的"你"的早期形式,并比较"汝、尔、若、子、卿"在使用频率、句法功能和谦敬功能上的异同,可以看出其中的演变:"汝"字占较大优势,且这一时期新生的"卿"字使用得也越来越广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