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工商性会馆的作用及其与商会的关系

近代以来，传统的工商性会馆继续存在，并随着社会变过日益损失自己的功能。在建立行业规范、对外开展商战，稳定社会秩序等方面商业性会馆都发挥了积极作用。商会与工商性会馆有一些共同的职能，会馆可成为商会的团体会员；会馆组织是一种有效的社会整合组织，而商会却先天孱弱，因而在许多地方不如会馆那样具有凝聚力。     

清代前期的会馆和手工业行会

明清时期,在我国一些主要城市里,出现了不少会馆与公所,对这些会馆、公所性质的分析,关系到对中国手工业行会的认识。本文试就清代期间的会馆、公所与手工业行会谈谈自己的粗浅看法。 (一) 行会,是封建社会中手工业小商品生产者,为了防止竞争,反对贵族掠夺而建立的同行业的封建组织。对明清时期出现的会馆和公所,开始有人认为它们就是行会。后来有的学者指出,其中由士绅所建的同乡会馆和四川移民所建的移民会馆不属行会。有些     

“听鼓者”对晚清地方吏治的消极影响及其原因

“听鼓者”是晚清官绅对有官职而无实缺的地方候补官员的一种形象称呼。在晚清，“听鼓者”的数量大大超过了社会需求，其质量也难以适应社会需要。候补官员的大量存在及其不良行为对晚清地方吏治具有破坏性的冲击，候补官员的腐败只是晚清官僚整体性腐败的组成部分。文章简要阐明“听鼓者”的内涵、职事的性质和方式；重点论述候补官员对晚清吏治所带来的消极影响，并分析造成这些影响的基本原因。     

明清山陕会馆管理思想简论

以山陕会馆为例,从会馆建筑、主体文化设计、行规业律和会馆管理功能等层面对工商会馆的管理思想进行实证分析,特别是对工商会馆管理思想中中国文化特色给予了论证。这一历史遗产对于建设和完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管理思想可以提供历史借鉴。     

民间信仰与清代四川移民社会整合

作为一种重要的精神要素,祠庙、会馆所体现的民间信仰在清代四川移民社会整合中起着重要的作用。移民入川之初以会馆为舞台、以神灵为媒介而进行的对抗与融合体现了地域文化的对等交流和移民试图融入新的家乡的愿望,清代中期之后会馆祀神出现的分祀、兼祀、合祀甚至改祀等情形体现了移民和土著通过神灵信仰实现社会整合的努力,而清代后期会馆、祠庙纷纷改祀、兼祀关羽的情形则充分说明了移民社会走出狭隘乡土的局限和移民社会整合的实现,同时反映了巴蜀文化的开放性和试图融入全国的努力。     

清代北京会馆的政治属性与士商交融

清代是北京会馆迅速发展的时期,既有众多的士人会馆,也有不可小视的工商会馆。北京士 人会馆的出现与发展始终都与官僚政治体制有着密切的关系,表现出鲜明的政治属性。而无论是士人会馆还 是工商会馆,其作为以地域为纽带联络同乡同籍的公益机构,在修睦、敦谊、敬神庥的过程中,也为士商两个阶 层、两种文化提供了一个相互交融的空间环境。     

这就是一种生活方式

在今天,不论是社区会所,或是公共会所,它们的整体配套和经营模式都是由外引进的舶来品。而且在高尚场所遍布的同时,纯属商业经营的普通场所也随处可见。我们之所以接受并认同极快,不可忘记的是,这种"宾客"相聚的场所,在几百年前的中国就已存在,只不过,彼时的叫法为"会馆":宾客汇聚的房舍。在明永乐年间,安徽芜湖人在北京设置了芜湖会馆。此后,各省在京师纷纷建立自己的会馆,倒有点像近日的"驻京办"。明清时期,各省在北京的会馆和工商会馆达500余处。北京的湖广会馆馆长翟建庆先生对此颇有研究。他指出,彼时的会馆分为两类,一种叫"试馆",专门接待到京城考试的学子,在北京的会馆里,大约占到八成以上,还有一种叫"同乡馆"。另外还有"行业馆",这样的会馆多半不以赢利为目的,跟很多的商业会所不同。     

上海广肇公所的重建及其职能

旅沪广帮在晚清时期上海社会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1872年重建后的广肇公所,不仅充当同乡移民自治机构的角色,还举办各项公益事业。广肇公所重建后,与粤、港、澳其他慈善组织、商人团体的联系日益密切,反映了近代中国商人社会地位的上升。     

长沙抢米风潮中的官绅斗争新探

史学界已经对长沙抢米风潮中的官绅斗争进行了一定的研究,但是,研究者大多将目光集中在四大劣绅与政权之间的矛盾斗争上.其实,长沙抢米风潮的官绅斗争中,尽管有一些劣绅、旧绅参与其中,但正绅、新绅无疑是与政权斗争的主要力量,绅权与政权之间的矛盾斗争明显具有新旧斗争的性质,这对晚清湖南政局产生了重要而深刻的影响.     

重庆移民会馆产生和兴盛的原因探析

重庆历史上出现过六次移民,而最有影响力的应是明末清初的"湖广填四川".因移民而出现的移民会馆遍布四川及重庆地区.其中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要数重庆湖广会馆.本文作者将对移民会馆的产生和兴起原因、会馆的特点与职能做一探索;并对具有代表性的重庆湖广会馆的艺术价值与文化内涵进行挖掘.以期人们对这一历史文化现象有较为清晰的认识.     

根本之守与应时之变——鸦片战争后失事官员责任追究透视

鸦片战争结束后,清王朝并无我们期待的深刻反思。他们所进行的善后工作中一项重要的内容是战败责任追究,这包括道德拷问和法律责任追究两方面,这两者是王朝要坚守的根本。但承担责任的地方官员,对一场力量悬殊的中外战争中职守责任的理解与朝廷存在差异,同时他们更关注如何应对战后外部的压力和复杂的局面,要求朝廷能做一些变通。根本之守与应时之变的分歧构成战后政治变动的内在张力,并预示着整个晚清政局的走向。     

明清科举制度对民营教育的促进

明清时期是科举制度实施得最充分的时期。经过明初的反复,科举制度确立起了至尊的地位。官学无法满足大众接受教育的欲求,各种民间教育形式便大行其道,仕宦望族、商人子弟、一般民众的子弟都积极致力于此,形成了文化教育的全面繁荣。其中,科举制度是民营教育发展的关键动力。尽管科举制度的实施存在这样那样的弊端,但由科举促成的民营教育的发展却为明清时期的政治建设发挥过积极作用,也产生过诸多正面的影响。     

康雍时期的特使与中日贸易

清代康雍时期两位帝王出于各种目的．都曾派遣特使东渡日本。康熙帝两次直接派遣官吏赴日．雍正帝起初授意沿海地方官吏雇佣商人担任朝廷特使,商总制度建立后,商总成为朝廷兼职使臣。这些正式和兼职使臣的历次出使活动影响了两住帝王对日本的看法,进而对当时的中日贸易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     

明清时期青海山陕会馆的创立及其市场化因素

通过分析明清时期山陕商人在青海的贸易活动,论述了明清以来山陕商人在青海进行会馆建设的基本情况,并进一步评述了这种经贸活动和会馆建设对保证山陕商人经贸事业的顺利开展,促进青海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市场经济因素发育所起到的积极作用。     

从北宋科举制度的变革看洛蜀党争的起因

王安石在熙宁变法中,将诗赋取士改成经义取士,这一改革举措,在元祐更化时引起了争议。以程颐为首的洛党支持经义取士,而以苏轼为首的蜀党支持诗赋取士,双方由此产生政治分歧。产生这种政治分歧的根本原因,是双方都希望通过控制科举取士制度巩固和扩大己方的政治影响力。洛蜀党争的导火索,是司马光的去世,使得科举制度之争的政治格局发生了改变。随着党争的日益深入,科举取士的制度天平也随之发生倾斜。南宋以后,经义取士制度也随着程朱理学的崛起而日益稳固,并逐渐发展成八股文取士制度。     

从"行"到商会 --宋以后商人社会管理中的官民互动

作为官方认可并向官方承担义务的"行",因官方需求无限增加,行户纷纷脱离而衰落.商人们建立起以同乡关系为纽带的会馆,以维护自己权益,形成了官牙外的自我管理.官府除了颁布政策规范牙行行为、禁止私牙设立外,逐渐让会馆合法化.会馆也纷纷向政府申请备案,承担部分社会管理责任.商会成为商人们的领导机构后,会馆也多演化为商会的团体会员,或转化为同业公会.总体上看,商人的管理经历了官方管理到民间自我管理,再到官方强化对商人的管理的循环上升过程.     

洋务运动科举复兴的悲剧命运

洋务运动是晚清统治者寻求自强的一种努力,科举考试在这时也得以复兴,并迫于时局而进行了变革的尝试。但由于这时期的科举被赋予了化解社会危机的政治重任,晚清统治者企图以功能之需去强化科举,不仅没有因时救弊,反而进一步强化了清朝科举固有的弊端,直接导致了清末科举被废除的命运。     

清代桂籍儒官陈继昌政见探析

清代广西临桂横山陈氏家族是当时声名显赫的官宦学术家族。陈宏谋为雍乾时著名大学士和理学名家,其玄孙陈继昌为中国封建社会史上的最后一位“三元及第”的著名士子和清官。文章分析陈继昌的乡试、殿试文章,认为察贤任能、天人和谐、守创结合、君臣尽职、借古鉴今、盛极必衰、无为而治、立教为先是陈继昌的主要政治思想。陈继昌的思想和生平,反映了嘉道年间清代由盛转衰的过程和这位爱国学者对治国安邦的关切,对当今也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清季新政时期外官监察制度的变革

清朝特别重视对官员的监督,有一系列制度设计和制度安排,企图确保皇权的至尊、官员的清廉和吏治清明.文章重点对清季新政时期外官监察制度几个方面的变革做阐述和分析.清朝廷不仅对原有的监察制度进行了修正,而且还创设了新的监察制度.由此,清朝的监察制度朝着专业性和近代性方向发展,其监察制度具有了新旧杂糅的特征,开启了近代监察制度的先河.     

明清之际桂西土官政治抉择之考察

明清之际,帝国边陲的桂西土官在面对清、农民军余部以及南明政权时表现出坚定的政治立场,他们奉南明政权为正朔;出兵勤王、纳粮助饷;桂西土官如此抉择不仅仅是深受国恩的报恩行为,也有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原因,更有深层文化认同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