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性别与招赘婚姻

在我国，招赘婚姻是古老婚俗，也是非正统的婚姻模式，具有女娶男嫁、夫从妇居的特点。中国古代招赘婚姻的存在，其本质原因是宗法制度的要求和传宗接代的考量，社会性别视角是男尊女卑、男权至上。中国当代招赘婚姻的产生，其原因是多侧面的，既有经济、法律因素，又有婚姻观念和婚姻价值因素，是政治、经济、法律、文化、习俗等综合作用的结果。如今，招赘婚姻已显示出性别平等、民主协商、权利义务相统一的特质，是性别平等的生育观和养老观的体现。     

论农民和农民工的主动市民化与被动市民化

主动市民化与被动市民化是从意愿上对于城镇化、市民化的区分.本文探讨了当前中国城镇化中的突出问题,提出要充分认识农民生活的利益格局、农民生活的基本逻辑与市民生活的巨大差别.符合农民利益的城镇化,农民才会有积极性.本文通过对实证调研数据的分析,探索了主动市民化、主动城镇化的多种途径、多种模式.     

外来青年在苏南农村婚姻市场中的地位——文化分析的视角

以苏南农村的并家婚姻和招赘婚为切入点,分析了外来青年在苏南农村婚姻市场中不受欢迎的原因,其中一个重要的文化原因在于双方具有不同的惯习,传统父权制的变迁以文化冲突的方式发生在本地人与外来人之间,试图招赘或并家的本地人作为文化革新者,需要面对的是传统嫁娶婚的父系制力量,因而本地人与外地人之间冲突的真正原因乃是并家婚姻对父权制文化的更改所带来的矛盾。     

农民群体分化与农民工市民化

中国农村现代化的实质就是要完成农民从体现传统社会特性的“村民”角色向体现现代社会特性的“公民”角色的转型，即实现农民市民化。农民市民化是一项系统工程，因为随着城市化、工业化的推进，农民群体内部发生了分化，而且其不同群体市民化的难易程度也不同。我国的农民市民化必须结合实际，坚持由易到难的原则，积极、稳妥、有序地按步骤、分阶段推进，而农民工市民化是农民市民化的首要环节。     

农民市民化的多元动力及其制度基础

农民市民化是我国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在农民市民化过程中多元动力的推动和现存制度的障碍使得农民市民化的进程繁重而复杂。改革户籍制度、土地制度、保障制度和教育制度等为积极推进农民市民化进程创造有利的条件。     

城市化进程中失地农民市民化路径障碍研究

随着改革开放和城市化进程的发展,大量农民因城市自然空间的扩张失去了赖以生存的土地,因此,农民完成市民化进程成为城市化进程的重要任务之一。从空间理论的角度分析失地农民市民化存在路径障碍的原因,可以看出准市民阶段是一个很难逾越的阶段,因此,要着重研究失地农民市民化路径的障碍以及对策,以确保农民顺利完成市民化的过程。     

农民市民化模式及其法律应对

农民市民化是社会现代化的必然要求,也是我国新农村建设和构建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现代社会是权利张扬、权利意识觉醒的社会,农民市民化实质上是农民权利张扬的过程,是农民权利社会化的重要体现。基于权利视野,比较分析农民市民化的国际模式表明,现阶段我国农民市民化进程应选取权利普适型模式,切实保障农民权利的实现。     

农民经济资本层面市民化水平实证研究——“上楼农民”与“居村农民”的比较

对于农民的市民化进程来说,经济资本层面的市民化是基础性的,只有实现经济资本层面的市民化,农民才能进而实现社会资本和文化资本层面的市民化。通过对上楼农民和居村农民在收入水平、生活水平、居住条件、劳动权益和债权债务等经济资本层面市民化水平的比较,可以得出结论:从经济资本层面看,上楼农民的市民化水平高于居村农民。在推进农民市民化过程中,政府要把农民市民化作为一项长期的工作来做;充分考虑不同农村地区的特殊情况,充分尊重农民的个人意愿;加大对农村弱势群体的扶持力度,使其市民化道路能够更加顺畅。     

农村城镇化、农民居住集中化与农民非农化——居村农民市民化路径探析

在城乡一体化进程中,我们不仅要加快农民工和城市郊区农民的市民化步伐,更需要着力推进居村农民市民化,因为它能短时间、低成本地转移更多农村人口.农村城镇化、农民居住集中化与农民非农化既是居村农民市民化的强大动力源,又是居村农民市民化的承受载体.中国农民市民化应该优先发展城镇化,并辅之必要的集中化和非农化.居村农民市民化是农村城镇化、集中区社区化和职业非农化"三化一体"的系统工程,其中农村城镇和农民集中区是居村农民市民化的空间载体,从事非农产业、强化社区建设和健全市场体系是居村农民市民化的重要的经济社会内容.国家政策唯有使"三化"融为一体,才能更好、更快地促进居村农民市民化.     

农民市民化:当代中国社会学的重要研究主题

农民市民化这一概念具有其独特的社会学内涵,目前,无论是从时代背景、政策诉求还是从解决现实问题的角度来看,全面开展农民市民化的研究已极为必要。这种研究的基本进路多种多样,而其中又有一些基本问题和难点问题值得我们注意。     

Growing educational differentials in the retreat from marriage among Korean men

Applying discrete-time hazard models to person-year data constructed from 1% microdata sample of 2010 Korean Census, we explore how men's education affects their transition to first marriage, and how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ducation and marriage has changed across three 10-year birth cohorts of Korean men born from 1946 to 1975. Drawing on Oppenheimer's theory of marriage and review of changing educational and economic contexts of Korean men, we develop a hypothesis on growing educational differentials in marriage. We find that the high educated delay marriage until later ages but catch up to the extent to which they are eventually more likely to marry than the low educated. There is a continued trend across cohorts toward the delay and avoidance of marriage at all educational levels. However, the trend of retreat from marriage has been more substantial for men with high school or less education compared to men with a university degree, leading to growing educational gaps over time in marriage. Among the three cohorts, the youngest cohort, among which low educated men's economic prospects have particularly deteriorated due to rapid educational expansion and economic crisis, shows most pronounced decline in marriage.     

重婚罪管窥

我国刑法第二百五十八条规定了重婚罪,重婚是指"有配偶而与他人结婚或者明知他人有配偶而与之结婚的行为".对"有配偶"应理解为不仅包括法律上的配偶,也包括事实上的配偶,即欠缺形式要件但已形成事实上的婚姻关系中的事实丈夫和妻子.事实婚姻是是我国特有的法律概念,基于从我国的实情出发,前婚是法律婚,后婚是事实婚的自然构成重婚罪;前婚是事实婚,后婚是法律婚或事实婚的也构成重婚罪.在认定重婚罪时,要正确把握重婚罪的罪与非罪,才能在既有规范的限度内,更有效地保护婚姻关系.对重婚案件的审理中应注意审判管辖问题、职能管辖问题和证明责任的分担问题.重婚者在承担刑事责任的同时,还应承担民事损害赔偿责任,主要是因重婚行为而产生的侵害配偶权的精神损害赔偿责任.     

中西方婚姻观中女性地位的不同及成因分析

爱情和婚姻是人类生活的重要方面,而婚姻观是人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中西方婚姻观不同,反映在女性身上比较明显。从家庭、社会、政治方面对比中西方婚姻观中女性地位的不同,并从其地理位置、传统文化和价值观方面探究成因,便于中国女性摈弃一些封闭落后思想,适当吸取西方婚姻观中的精华和合理部分,对未婚及已婚女性树立正确、科学的婚姻观都具有一定的现实指导作用。     

文化流离、仪式变迁与农村“闪婚”现象的发展——基于赣南B村农村闪婚现象的考察

农村青年闪婚现象是农村婚恋研究领域新近关注的重点和焦点,本研究从文化的角度来探讨农村闪婚现象的产生以及快速发展。在对婚姻礼仪与过程的对比中,我们可以发现农村婚姻原有的文化意涵逐渐远去,这也即是本文所称的文化流离。婚姻仪式的极大简化不仅仅是传统文化无力的表现,更是现代性观念冲击农村青年婚姻观念的客观结果。农村传统文化的流离与解体是农村青年闪婚的内在原因,而农村婚姻市场化程度的提高也是通过传统文化的消解对农村婚姻产生影响。     

传统到现代:新生代农民工的婚恋转型及困境

调查发现,新生代农民工的婚恋正经历着由传统到现代的转变,其婚恋观和婚恋行为现代化特征增强,主要表现为追求婚恋自由、婚恋自主,婚恋理性化和时尚化程度提高;同时,新生代农民工也面临着一些婚恋困境,困境的消除需要从新生代农民工自身、政府、社会三方面入手。     

从《琴瑟乐》看清初山东婚姻礼俗

婚嫁礼俗是中国古代礼俗的重要组成部分,以儒家思想为主体统治思想的中国社会的婚姻礼俗遵从《礼记》婚姻"六礼"之制,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地区、不同的阶层或有变异。旧传为清代蒲松龄所作的《琴瑟乐》是一篇描写女子婚姻的俚曲作品,叙述了从少女思嫁到夫妻美满的整个民间婚姻过程。它所反映的清初山东民间婚俗,仍以《礼记》"六礼"为基本框架,一方面传承着"六礼"传统,同时,受民间经济和世俗社会的影响,这一时期的民间婚俗向着更务实、更世俗、更喜庆的方向发展。     

高丽王室族内婚制及其变化

高丽在近 50 0年统治历史中 ,王室一直都实施族内婚制 ,由初期同父异母兄弟姐妹婚 ,亲族关系极为密切到中期亲族关系逐渐疏远 ,到后期从律令上禁止族内婚 ,经历了一个发展变化的过程。     

婚姻自由原则背后的矛盾冲突--抗战根据地婚姻变革的分析

婚姻自由原则不是一种纯粹自由主义者的理念,它的实现受特定社会条件给出的边界限制。边区政府在抗日根据地倡导用婚姻自由原则变革旧式婚姻而引发的矛盾冲突说明:婚姻变革只有在社会结构整体改变的基础上才能够实现。     

“婚内强奸”的伦理思考

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丈夫违背妻子意志使用暴力手段强行与妻子进行性行为是否构成强奸罪?!本文通过对"婚内无奸"、"丈夫豁免"的语义和历史考察,揭示了"婚内无奸"的社会基础业已丧失,"婚内有奸"观念已悄然确立,进而论证了婚内性暴力的反理性、反文明性、反道德性和违法性.     

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的军婚问题

抗战期间,陕甘宁边区政府实行了婚姻制度改革,其中军婚不同于普通婚姻,处理军婚问题时既要考虑到保证前线战士的抗战积极性又要照顾到因丈夫长期不在而产生不安情绪的抗属,若处理不当极易影响边区政权稳定。边区政府为解决军婚中存在的问题和矛盾,采取了一系列积极措施并取得了良好效果。这一时期的军婚改革实践推动了边区民主建设进程,为现代军婚的确立和发展积累了丰富的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