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政治哲学的人性规定

人性是西方政治哲学的经典命题,不同政治哲学的人性规定决定其独特的理论品格。认为人性善的思想家通过道德召唤来完善个人的政治生活;认为人性恶的思想家以法治与规则保障政治生活的有序展开。出于对人性善恶之社会功能的权衡,西方政治哲学家通过建构政治制度来“抑恶扬善”,其对人与社会的关系的思考达到相当高的抽象水平,却脱离“现实的个人”与现实政治状况,马克思政治哲学以此为重要思想资源并以“改变世界”的“现实的运动”完成对西方政治哲学的现实超越。     

从"法"人走向"法"国家--中国法治切入点的理性思考

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强调要以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而要把法治导入现实社会，“切入点”的寻找，便成了构建法治国家或社会最现实的首遇难题。笔者认为，就目前我国法治建构的初期来看，应选择“法”人作为“法”国家的“切入点”。只有用法律的手段治住了“人”，社会主义法治建设才能有所作为。一、选择“法”人作为“法”国家切入点的缘由之所以选择“法”人作为“法”国家切入点，主要缘于作为法治主体的“人”，在内心尚未树立起法律权威。在治国层面上，这里的“人”应包括法律赋予一定职权的“为官者”和受“为官…     

上蔡儒佛会通视域下的理学建构

隋唐以来,回应佛道二教思辨化哲学思潮的冲击成为儒者面临的时代课题.谢上蔡在扬弃佛教相关理念的基础上,承继二程,立足于“天理为是自然底道理”之天道观建构,以“敬是常惺惺法”、“下学上达”为入道工夫,最终达致“心与天地同流”之境界,形成其独特儒佛会通视域下的理学之建构.     

论法治与人性的契合和互动

在走向现代法治的过程中,认真看待法治与人性问题,对法治的性质及其构建会有更深入的把握。从人性的外延分析,性恶和性善论两方面统一滋长出法的基本精神,即对权力的限制与对权利的保护;在人性的内涵上,人性既有自然属性也有社会属性,两者的冲突以及人的社会本性内部的冲突决定了法治秩序的必要;对人的理性的理解关系到法治实现的可能性。在法治与人性契合基础上,建构法治的价值目标便是实现人的自由自觉的本性。     

荀子的心论——礼法规范人群的可行性

众所公认的是,礼是荀子的核心思想,而礼(法)都是规范人性而使人合群的需要.心是情欲与礼法之间的媒介,心使礼法约束群成为可行.人性之所以能够受礼义之范导正是通过心的体知来实现的.荀子提出了“虚壹而静”与“诚”来治心,治心之目的是为了保证礼义对人性约束与改造的实现.在荀子看来,人之所以能合群,心的作用不可低估.     

思想政治教育人性基础的转向:从政治人转向社会人

传统的思想政治教育理论学科是以“政治人”作为人性基础,而随着社会建设的深入推进,时代主题发生了根本性变化,现代思想政治教育理论基础也发生了从“政治人”向“社会人”的转向.实现这一转向的理据在于人的社会性能够把人性的其他内容统一起来,包含公民社会的基本价值结构,消除公民教育与思想政治教育的错位.因此,“社会人”能够为现代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的建构提供人性根基.     

中国法治建构的历史语境及其面临的问题

历史即将进入21世纪,这对于正在步入现代化的中国而言.不啻是一个焦虑与期待同在的历史时期.在这样一个时期,讨论中国法治的建构问题,其意义自然是非同寻常的.应当说,自70年代末以来,中国法治的建构.一直是法学界讨论的理论热点问题之一.但若深一步考察,学界关于法治讨论的主旨还是有所变化的.大体上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人治一法治”论辩(70年代末至80年代末).在此一阶段,法学家们就治国方式上到底采取“人治”还是“法治”的问题展开了旷日持久的对话.以此为中心.学界的同仁们还拓展了相关的论题向度,例如“权与法”、“共产党的政策与社会主义法”、“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等等.这次论辩,为中国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开展创造了良好的舆论基础.随着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为基础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初步建立,“人治一法治”的理论论辩已经达到了其所期望达到的目的.第二阶段,“法制一法治”辨析.自90年代以来,尤其是党的第十四次代表大会确定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来,学者们在更为广泛的语境中讨论法治的建构问题,其中最为引人关注的.乃是对“法治”与“法制”之语义的解析.其实,在此之前,学者们已敏锐地觉察到:社会主义法制并不仅仅是一个“有     

戴震对程朱“气质之性”的批判与重释

戴震以批判程朱“气质之性”为基础提出气质之性是人的本然之性。程朱以“理”为人之性善的本体论根据,将人性“恶”的来源归于“气质之性”。戴震论性的思想模式不同于程朱,力主“气质之性”为善。天道观上,他在“天道—天德”中建构“气”与“善”之间的内在联系;性命论上,他从人性结构内部推导出由“血气”之自然到“善”之必然;心知论上,他以“血气心知”为人性的基本实体,通过对“心的本质为气”“心能扩充”的诠释,揭示心知觉道德的能力来源于气,“心”通“事物之则”不惑乎所行。他强调“气质之性”不仅为“善”而且有创造善的能力,彰显了道德主体在道德实践上的能动性。     

市场经济下的法制与道德 ——新政治人的“经济政治学”分析

市场经济下的法制与道德──新政治人的“经济政治学”分析陈云引言：在开始本文之前，我想纠正一种流行的说法：人性恶是法治的依据，人性善是德治的依据──这是不科学的。人性本没有善恶，善恶之分是社会对人的行为的评价──而这些行为的出发点是什么，这才是问题的关...     

人性假设的理论发展与时代价值

人性假设是一种理论研究的方法,也是研究人的方法论,并为人的研究提供基点和参照系.“经济人”、“社会人”、“道德人”、“生态人”等人性假设是人性研究与人性实践在相关领域的人性概括和具体应用.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的实践存在性决定了人性处于动态生成中,人性假设理论蕴含着丰富的时代价值.人性假设理论为人性研究提供了理论前提,为人性涵化提供了实践指导,同时,也为人性发展提供了实现步骤.     

阳明心学的价值取向

心学的观念不仅体现了独特的哲学进路,而且展现了其价值的取向。心学以良知为核心观念,在价值观的意义上,良知内在地包含人性关切或仁道关怀,不把人看成物或工具。心学的另一重要命题是“心即理”,其涵义之一表现为个体意识和普遍规范或普遍原则之间的统一。这种统一背后的价值意义,表现为对个体权利与群体责任的双重肯定。以心为体所隐含的意义关切与良知所内含的责任意识相结合,进一步引向天下的情怀。在王阳明那里,这种天下情怀具体表现为万物一体的观念,其中蕴含着走出封闭的自我、以仁道方式对待他人的意向。以“心”为体所隐含的意义关切、“良知”所内含的责任意识、“万物一体”所涉及的天下情怀,同时面临着具体落实的问题。在王阳明心学中,这一问题与“知”和“行”的关系相涉,后者意味着现实世界或意义世界是以人的参与和建构活动为基础的,而真正的参与同时表现为实际的做事过程。     

论社会分工对现代人性的型塑

作为制度根据的人性为社会分工所规定，所以，分析社会分工所型塑的人性结构的历时性与普遍性具有重要的意义。而发达的社会分工及其社会结构——公域与私域决定了现实的人性结构是：个人意识与集体意识的中道平衡；人的自利心与利他心的中道平衡；个人利益与共同利益的中道平衡；自由与秩序的中道平衡。因此，从人性的角度看，我国和谐社会建设的关键在于：在正当程序中实现多元价值的中道平衡——追求价值的程序论证为法治之要。     

重视社团组织 共促合作治理

《重庆社会科学》2011年第1期“市场与法治研究”栏目刊发的《参与式治理的基本理念与操作方式》一文,就参与式治理的理论基础、现实依据、基本理念与构建路径作了全面的分析。应该说．这篇文章倾向于展现政治学的建构理性,即侧重于将参与式治理以制度化。     

法治秩序论

建设社会主义的法治国家是当代中国的必然选择，社会主义法治的提出，反映了法治建设是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统一，因而必然体现出明显的民族性特征，这也为法治发展的历史与现实所证实。法治民族性的载体就是法冶多元与多元结构，法治多元结构及其变量构成法治民族性的主要内容，而其基础则为人的灵性、德性与理性，人性是构建法治秩序的逻辑起点。     

中西德治与法治思想的历史生成及其人性论基础

本文从人性论的角度探讨了中西德法之治的历史生成及其特点：西方法治理论或以“原罪”说的神圣预设，或以人性恶的世俗预设为前提，主张以外部法律约束人的行为的必要性；中国德治思想则以人性善的预设为前提，提倡从人的善性出发推己及人，通过道德教化的方式，从内部实现对人的治理。中西不同方向的政治建构可以互补并济。内举德治，外举法治，缺一不可。     

和谐社会视野中德治对法治的“超越”——兼论社会治理范式的当代转型

德治对传统法治的“超越”,是在工业文明向后工业文明转型的全球大背景下,我国社会治理范式的历史性飞跃。这种“超越”,是跨越“卡夫丁峡谷”理论在实践中的尝试,它以和谐社会理念为现实基础,以人的道德存在为其存在论依据。作为一次现实行动,这种社会治理范式的转型,需要以德治建设为逻辑起点,在批判地继承中国传统社会德治模式的基础上,在德法辩证统一的层面上实现德治对法治的当代“超越”。     

儒道人学思想辨析

老子道家和孔子儒家都是重人道并以人道为终极关怀的。其所不同的是,孔子儒家着眼于人际关系的和谐和人性的自由自觉,从而建构了一个以“天命”为本体,以礼乐文化的合理性为基础,以“仁”为价值中心,以“克己复礼”为价值实现途径的道德人文主义的人学思想体系。而老子道家则以人与自然的原始和谐为基础,从而建构了一个以“道”为本体,以“自然”为本位和价值中心,以“返璞归真”为价值实现的自然主义的人学思想体系。二者之间的异质互补,为实现人性自由、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和谐和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思想资源。     

“信息人假说”的当代建构

信息是构成世界与人的基质。信息社会与网络时代所构建的“虚拟时空”,改变着人类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也改变着人们对人性的传统认知,使得以往种种关于人的本性假说在信息网络时代面前显得缺乏解释力和说服力。在网络空间中,“信息人”是活动主体,是网络伦理所要调节规范的道德对象,同时也是网络精神的主要体现者。网络社会所赋予“信息人”的自由、平等与多元,不仅仅是一种道德原则和伦理要求,也是信息人作为网络伦理的主体所应享有的权利,更是一种深刻的人性需要。这种人性需要,为信息科技推进网络自由、共享、平等、多元提供了社会动力,也使得“信息人假说”有了现实的基础与依据。“信息人假说”通过人的生存状态的更本质层面即信息交互作用层面,重新透视人的存在与人的本质,将为人们超越以往传统社会的人性假说,获得网络时代人的行为解释的特定视角,求得对信息时代网络伦理与全球伦理发展的重要突破开拓一条全新的道路。     

儒学心性论述义

儒学的心性论,是一种心、性合一论。在人的精神、生命的动态展开、生成、创造历程中显现人性和人的存在的整体性,而不是作预成性的抽象静态分析,这是儒学理解人或人性的方式。“心”的反思功能不是单纯对象性的理论认知。心被理解为一个自觉和体验、感受着自身的意志情感表现。通过教养的创造活动重现身心、知情的本原合一,在体验性的直觉中亲证和展现性体,是儒学心性合一论的根据。但儒学不是在直觉与逻辑相对立的意义上理解直觉。儒学反对以心为空寂的“顿悟”说,标明了一种直觉证悟与名言逻辑相统一的精神。     

另一种视角：法的美学内蕴观照

美的本质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在人为其生活的追求与努力当中 ,便无时无刻不体现出其独特的审美旨趣与美学思维逻辑 ;而作为人的一种生存式样与生活方式 ,作为人的一种秩序性追求的制度安排 ,法也反映并体现着现实的人自身的审美情结与美学内蕴 ;法蕴涵着美的内质 ,体现出美的内容和价值。实践昭示着我们 ,正是法治的审美在制约着或推动着法治的实践及其进步的程度。因此 ,在全社会广泛地培育起具有高尚的法治审美意识与道德情感的法治主体 ,使其具有健康的法治的心态 ,乃是我们的当务之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