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综合艺术的审美特征和审美意义

综合艺术是以表演艺术为本体的，在戏剧、电影、电视剧三大类表演艺术中，后两者是戏剧的派生物。表演艺术共性的审美特征有六点：情感表现的直观性；人生图像的全方位性；人生故事的现实性；场景的连续性；文学基础的戏剧性；由俗趋雅的多层面观赏性。而三大类综合艺术又分别有个自审美特征。三大类综合艺术的审美意义为：表现人生具有最大的深广度；情感表现具有最强的诗情哲理内涵；最富现代感、现实性和意识形态性。     

原始思维及原型再生——解读当代民族史诗小说的（原始）神话特征

神话作为原始先民意识形态的综合表现,对现代社会文明特别是对当代少数民族文学有重要影响。中国当代民族史诗小说在真诚叙述本族故事、风土人情时,作家往往自觉不自觉地进行了原始思维,其所塑造的人物、描绘的场景往往隐隐地指向了原始神话形象;少数民族的生活地域、宗教信仰习俗往往对民族作家的原始思维惯性产生持续性的重要影响,使他们的作品即使是写并不久远时代的故事,但原始思维的惯性却又把他们的创作思维引向了对神性力量的赞美。     

经典的瑕疵:评话剧《雷雨》第一幕

美国作家悉德·菲尔德曾对戏剧性结构作品的开始部分提出这样的任务:"应该向你的观众或读者介绍三件事:(1)谁是你的主要人物;(2)戏剧性的前提是什么,亦即故事讲的是什么;(3)戏剧性情境是什么,亦即围绕你的故事的戏剧性情况是什么。"本文通过在《雷雨》中寻找这三个问题的答案,来分析第一幕存在的问题。     

论现代文学史上日记体小说的文体特征

现代文学史上的日记体小说具有"对话性"的文体特征.它执着于心理真实的开掘,使文本中的人物与自我的对话异常激烈;它以日记的形式和"不完全叙述"的故事唤起读者的参与,形成了作者与读者共同的"声音";而文本所代表的"作家话语"又同文本之外的各种"社会声音"进行了对话.     

试论《洛丽塔》的叙述框架

纳博科夫在《洛丽塔》中运用了类似于中国套盒式的三层叙述框架:叙述者纳博科夫、约翰.雷博士和亨伯特.亨伯特分别处于故事外叙述层、故事内叙述层和元故事叙述层,但使用的目的和效果已经远远超出了中国套盒的结构现实主义。纳博科夫利用三位叙述者使自己远离小说的中心人物和中心故事,但同时又在每个叙述层上设置有类似特征的叙述者并把他们同作家自己混同起来,以增加阅读、理解和阐释的难度。     

郁达夫前期小说个性化特征及其成因

郁达夫前期小说是以浪漫的、"自叙传"式的主观抒情形式为主要文体特征,这种叙述方式,让作家的思想感情同作品中主人公的思想感情融成了一体。作者以忧郁哀婉的笔调、典型的抒情方式以及鲜明的现代色彩,使自己获得了一种独特的与世界对话的艺术形式。郁达夫前期小说的个性化特征,是特定时代客观环境及作家在创作中主动探索的产物。     

《祖堂集》叙事的戏剧性探微

《祖堂集》作为人物传记式的禅宗灯史,在记述禅师的生平履历和传法故事时,带有明显的戏剧性特征。从其叙事注重发挥语言和动作的戏剧功能,带有强烈的戏剧冲突,善于设置戏剧情境,营造滑稽幽默的喜剧故事四个方面探讨《祖堂集》叙事的戏剧性特征。《祖堂集》叙事的戏剧性特征有助于接受者了解禅师的戏剧性人生,更加深刻地认识这部灯史的文学价值,同时应注重研究禅宗灯史乃至禅宗的世俗应用价值。     

戴来小说中都市人生存和心灵的双重困境

戴来是新生代作家中引人瞩目的一个,她的小说以远离作者女性自身经验的男性视角,对当代生活中小人物的命运和生存状况及其孤独、警觉、焦虑的内心世界进行理性冷静的叙述,加之结局的戏剧性转折,使其小说形成了区别于同时代其他女性作家的独特风格。     

南方民族叙事诗的“时长”

作为一种语言艺术,南方民族叙事诗叙述故事在时间上不可避免是线性的,但不可能与"真正"的故事时间完全一致.表现在"时长"上,叙述时间的总量不可能与"真正"的故事时间的总量完全相等,它们之间的关系有省略、概要、场景、延缓、停顿等.     

多舛命运况味人生——欧大旭《丝之谜》的无穷意味

马来西亚旅英华裔作家欧大旭以《丝之谜》获2005年英国惠特布莱德小说奖。该小说以20世纪40年代的马来西亚为背景,通过华人林强尼充满神秘色彩的人生故事,叙写马来西亚华人在英国殖民势力和日本帝国主义夹击之下的艰难图存,多舛命运,况味人生。殖民时期的华人,必须与不同的族群及政治利益集团结交周旋,以寻求自存之道,他们的奋斗故事错综复杂有如"丝"之谜团,裹挟着复杂的人性,精彩纷呈。小说采用多角度叙述手法,不同叙述者讲述同样的人生故事,产生多层次艺术效果,历史真相扑朔迷离,小说故事真假难辨,给读者的启发意味无穷。     

试论《白鹿原》中作家主观思想的渗透

思想性是文学的一个显著特征，是作家的创作实践在作品中流露出来的倾向性。即便描写或叙述一件比较小的事情，里面也渗透着作家对社会、对人生、对世界的看法，同时也包含着对某种新发现的独到理解。《白鹿原》在刻画鲜明的人物形象的同时也渗透着作家对传统文化、家族文化、婚姻文化等方面的独特见解，使人们能够深深地感受到作家的文化观、历史观、人生观。     

构建“新国民性”——郭澄清的文学史位置

郭澄清是善于叙述“新国民性”的小说家。在17年文学的格局中,他的文学叙述是对山西作家群与陕西作家群的综合。在叙述内容上他几乎与陕西作家群完全一致,即着重于新时代、新人物的叙述,对于旧的因素和“中间人物”他基本上保持沉默。但在叙述形式上却兼有陕西作家群与山西作家群的特征。一方面不乏横断面的结构,另一方面也同样善于以民间的传统的故事风格进行叙述,乃至两者的巧妙结合。这显示了郭澄清作为那个时代的作家,对主流叙述规范的遵守。     

故事化：调查性报道的一般叙述传统

调查性报道通过记者深入调查展现“新闻背后的故事”。很多时候 ,这个过程 ,具有象虚构的小说那样戏剧性的故事情节 ,耸人听闻的现场 ,甚至是催人泪下的情感要素。笔者认为 ,“故事化”是调查性报道的一般叙述传统。笔者进一步认为 ,戏剧化的叙述模式、多维化叙事视角、人本主义的叙事立场是使新闻“故事化”的基本手段。     

"大团圆"的私了——对中国现代文学一个现象的法文化解读

中国现代文学缺乏典型的诉讼表现,在文本当中我们可以发现,不论是现代通俗文学也好,精英文学范围,对于故事的叙述,对于关涉诉讼的场景,大多选择的是"大团圆"般的私了。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本文正是探索"大团圆"的私了背后的"无讼"国民正义追求。     

叙述者的凸显：小说真实性的建构与颠覆 ———解读王安忆小说《叔叔的故事》

《叔叔的故事》中有凸显的叙述者和叙述声音,这使小说具有了明显的元小说特征;但其客观性的叙述动作能取信于读者,并没有完全消解小说的深度和文本世界的真实,与完全的元小说又有不同.凸显的叙述者使小说产生双层次叙述和多层次故事,且各层次间相互对话使它们交织在一起产生复调效果,使小说具有了更丰富的内涵.而小说的不确定叙述者解构了“叔叔们故事”的崇高性,并与其他右派小说互文性地关联,发掘出两代知识分子人生的悲剧性与残酷性,使这篇小说具有了耐人咀嚼的韵味.     

隔海犹唱后庭花——《台北人》中"风尘女性系列"的叙述学读解

<台北人>中的所谓"风尘女性系列"指的是<永远的尹雪艳>、<游园惊梦>、<金大班的最后一夜>与<孤恋花>这样四篇小说作品,它们讲述的都是风尘女性(曾经的或现在的)的故事,并且拥有近乎相同的故事结构框架:风尘女子与豪门巨商的恩怨情恨纠葛.这篇论文试图从叙述学的角度解析这些小说文本是如何戏剧性地呈示处在不同人生阶段的风尘女性的命运情状与性格心理的,并揭示这些小说文本之间所具有的结构关联.     

世俗人生的日常书写——论池莉小说创作

池莉是新写实小说的代表作家,她的作品世俗化特征十分显著。她的小说对市井故事的偏爱,对社会转型期大众心理的细微精确的把握,写作时采取的平民视角,以及对生活点滴的惊人的观察与把握能力,使她的小说有一种前所未有的“毛茸茸”的质感,展现了生活混沌的本相。池莉的小说是现代生活存在困境的镜像写作,借之可以透视作家对于生存困境的思索。在对市民生活的仿真式生态记录中蕴含着作家对“彼岸”世界的悲剧消解和对平民人生生存哲学的肯定。     

明晰和复杂的高度统一——试析《一小时的故事》的空间叙事

空间叙事是凯特.肖邦的短篇小说《一小时的故事》中的重要内容。空间场景的“锁闭式”循环使小说结构明晰而浑然一体,而现实空间场景中的象征性的场景描写、人物的内心独白以及反讽性的对立,又让小说显示出复杂的“开放式”特征。明晰和复杂的高度统一正是作家对人的内在精神困境的结构性的象征式表现。     

恒河岸边的悲喜剧--试论普列姆昌德短篇小说的"戏剧性"

小说吸收、汲取戏剧养料之后,更能引人入胜。普列姆昌德就是娴熟地运用戏剧技巧于其短篇小说的一位艺术大师,他善于通过场景描绘和情节安排来营造氛围,极富戏剧性,在印度同时代作家中别具一格。     

佩内洛普·菲茨杰拉德短篇小说的结尾艺术

英国当代女作家佩内洛普·菲茨杰拉德以其短篇小说集《逃遁的方式》向读者呈现了10篇反映不同时期、不同地域的不同人物命运的故事。作为当代小说家,其短篇小说故事结局总是出人意料之外却又在情理之中,具有明显的"欧·亨利式结尾"的特点。作者通过故事开端的系列铺垫,引导读者形成对结局的猜想,而故事结局却又与开端发展形成对比,从而使读者对故事人物命运感叹不已,深化了故事表达"背叛、失望、孤独、恐惧、误解与无助"的现代主题,体现了作品的悲剧性、戏剧性或讽刺性的创作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