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体识鉴录(三则)

史诗、诗史、咏史诗,指的都是诗歌,又都和历史搭界,貌看,同胎的三姐妹,然而,稍作深入探究,则不然,它们之间的差异大着呢。 先说咏史诗。我国古代的“咏史”诗,肇端于东汉的班固,他的《咏史》诗,咏赞了西汉少女缇萦进宫上书代父请罪、汉文帝为之感动而赦其父罪的历史故事。中国是一个诗国,又有悠久的历史,班固咏史诗的推出,等于是亮出了一个指示牌:这里也是诗歌题材的一个矿藏,一片沃土!于是,大家的眼睛骤然一亮,继而你来挖,他来垦,王粲、曹植、左思、鲍照,大多有“咏史”为题之诗作,到南朝梁肖统编选《文选》时,已专列“咏史”一门。由     

“鸡鸣”古歌与班固《咏史》典故源流考

班固《咏史》诗通过叙写“缇萦救父”故事抒发自身感慨，并将缇萦的形象凝缩在“鸡鸣”古歌的典故中。借“鸡鸣”意象抒发情感源于《诗经》,其中郑风《女曰鸡鸣》以“鸡鸣”交代谈话时间，《风雨》通过风雨中的鸡鸣起兴，《齐风·鸡鸣》和《小雅·庭燎》则保存着周代“鸡人呼旦”的礼乐仪式信息。司时卫士模拟鸡鸣报时，曲调雄壮高亢，直到汉代军中和宫廷依然沿用，并配乐收入乐府，但也带来曲调和风格的分化。《史记·项羽本纪》的“四面楚歌”,或是军中“鸡鸣歌”的变调。楚调激昂凄婉，与缇萦的急切心情相契合。“鸡鸣”典故承载着班固的激情，也凸显出班诗内敛、含蓄的学者型诗风。将事象、文化背景融入一个名词性典故，是汉代文人诗叙事兼抒情的艺术特色，也是汉诗由实用性向审美性的过渡。钟嵘评价《咏史》“质木无文”,是基于南朝的审美观念，有失公允。     

谈李商隐的咏史诗

晚唐诗人李商隐,字义山,号玉谿生。生于公元812年,卒于公元863年,他虽然仅活了五十二岁,可留下来的诗却有六百余首。这些诗从内容上看可分为三大类,即咏怀诗,咏史诗和爱情诗。这里只谈李商隐的咏史诗。李商隐的咏史诗,有的通过咏史来劝诫统治者,有的以咏史而抒志。后者与他的咏怀诗有相似之处,但又不尽相同。咏史抒志,虽是抒写情怀,但它是在咏史的基础上而借史抒志的,而咏怀诗却是通过借景、借物来抒写情怀的,细细品读作品,咏史诗中的咏史抒志和咏怀诗还是不难区别的。咏史诗中最突出的一类内容是通过咏史来告诫晚唐统治者,让他们能以历史为借鉴,不要重蹈历代统治者荒淫亡国     

陶渊明《读山海经》的幽愤与娱情

陶渊明《读山海经》是一组兼有咏史与游仙内容的诗歌，通过咏史表现了诗人对社会“淳风日尽”的幽愤，通过游仙表现了诗人对现实生活缺憾的补偿。咏史与游仙统一在诗人“自娱”的创作目的和审美标准基础上，从而给组诗的思想内容和艺术风格带来了多样性，也给陶诗的美学思想带来了丰富性。     

谭嗣同狱中题壁诗真伪辨简介

顷读《社会科学战线》今年第一期何泽翰《谭嗣同狱中题壁诗新解》,深有启发。此诗曾引起史学界的论议,惟多谈论“两昆崙”的解释,而不怀疑其诗的真实性。谭氏此诗初见于梁启超的《谭嗣同传》,其诗曰:“望门投宿(止)思张俭,忍死须臾待杜根,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因梁谭的亲密关系,无人怀疑此     

左思《咏史》八首的通变性论略

左思《咏史》八首,冠绝千古,备受后人推崇。文章通过对唐前"咏史"诗体(诗题、诗风和诗材)纵向发展的剖析和比较,力图阐释左思《咏史》八首在"通变"和创新方面的艺术成就。进而指出,左思不仅在继承前人艺术特质的过程中有所突破,而且开创了"咏史"诗新的艺术境界。     

试论唐代道教诗人吴筠的咏史组诗

吴筠的《高士咏》与《览古》诗是前代少见的咏史组诗。《高士咏》的创作目的是为了批判当时社会上的伪隐之风,对历史上的高士进行咏赞。《览古》诗则从道家哲学观、社会观的角度,对历史发展、演变作出了哲学思考,告诫士子应全身远害。吴筠的咏史组诗有其艺术特色与价值意义:具有浓厚的道家色彩;达到了人物形象塑造的共性与个性的统一;体现出平和冲淡与悲沉凝重两种艺术风格,并有强烈的理性色彩;标志着大型咏史组诗的出现,并对后世产生影响。     

汉魏六朝咏史诗对《史记》人物意象的拓展

《史记》对汉魏六朝诗歌最直接最显明的影响即体现在咏史类诗歌题材上。汉魏六朝咏史之作，无论是侧重人、事重现的传体咏史，还是借理抒情的论体咏史，亦或是吊往伤今的怀古咏史，都在取材《史记》的过程中，通过古今时空的连接，拓展了《史记》人物意象的精神内蕴，并增加了诗歌自身的抒情厚度。     

从左思《咏史》诗看其思想变化之轨迹

左思的《咏史》诗完整地展现了左思一生情感历程的变化轨迹。诗人由早期的渴望建功立业到功业难就之后的失望与愤懑乃至最终步入超脱这一思想变化脉络 ,都在其《咏史》诗里表现出来。对此变化过程及其成因作进一步的探讨 ,有助于加深对诗人创作的认识和评价     

图像性的减弱： 汉代咏史诗的一种解读

 咏史诗从班固到建安诗人,表现出一种图像性减弱和个体情志增强的趋势。班固的咏史诗的特性从正面看是具有较强的图像性。从历史记载来看,缇萦故事很可能是班固经常见到的画像故事,他的诗歌当与之有较强对应关系。到了阮瑀与王粲的咏史诗中,情节的概述似乎不那么被看重,图像性减弱的同时,诗人的情志被凸显。这种倾向在曹植《三良》诗中有最充分的表现,显示出建安时期,咏史诗向抒情诗靠拢的倾向。     

论《鲁诗》形成渊源及其特色

依据三家《诗》研究的成果,可以分三个部分全面探讨《鲁诗》在先秦时期的形成渊源及其特色:一、通过《毛诗》、《鲁诗》与《左传》中的“引诗”相对照,说明《鲁诗》最接近先秦诗义古貌;二、从《鲁诗》诗说本身的特色,揭示班固“鲁最为近之”之说;三、从仅有的保留材料中,分析《鲁诗》诗篇、诗句存在的原始状态。     

采诗与删诗

《诗经》共三百零五篇,简称《三百篇》或《诗三百》。关于王官采诗的说法,始见于《礼记·王制篇》: 天子五年一巡守,岁二月东巡守……命太师陈诗以观民风……。其次又见于《汉书·艺文志》、《汉书·食货志》及《公羊传》何休注。《礼记·王制》篇可能是西汉文帝时的博士所作。班固、何休都是东汉时人。近代有不少学者认为,汉人的说法都是晚出的,真实性不可能很大。我认为不能说汉代学者的说法是杜撰的。其一,远在汉代之前的春秋时代的《左传》襄公十四年,有下面一段记载,显然是汉人诸说的根据: 自王以下各有父兄子弟之补察其政:“史为书,瞽为诗,工诵箴谏,士     

《汉武》唱和诗述议——兼论《西昆酬唱集》的缘起与特征

《西昆酬唱集》卷上《汉武》唱和诗与真宗封禅无关,更无讽喻真宗西祀东封之意。《汉武》唱和诗及《西昆集》中的其他咏史之作,是杨亿等秘阁文人在编修《历代君臣事迹》(后改名《册府元龟》)时,在披览典籍、分类部居、采摭铨择之际对历史典故的感怀之作,也是对传统题材的再抒写,不必作"过分诠释"。整部《西昆集》离不开《历代君臣事迹》的编纂,从诗歌内容上看,近似一部创造性的、文学化的《历代君臣事迹》,这对宋诗特征的形成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悲愤诗》的写作时代考

《悲愤诗》的写作时代考张晓兵《悲愤诗》笔力遒劲，感情激昂，从内容的角度来说，无疑是上好的作品。过去的考据者对这首诗的作者有所怀疑：或疑骚体章非蔡琰所作，或疑两章均非蔡琰所作。怀疑的中心点，如范文澜先生所说：“（蔡琰之父）蔡邕为董卓所尊重，蔡琰被南匈奴...     

《世说新语》叙事艺术个案分析

《世说新语》叙事艺术个案分析李雁《世说新语》是部有关历史人物言行的笔记小说，应该如何认识其所记之事的真实性呢？作为历史，其真实性受到了普遍的怀疑，我们从刘孝标的注释中即可看出这一点产唐人刘知几在《史通·杂说》中认为：“临川王义庆著《世说》，上述两汉三...     

首先怀疑“孔子删《诗》说”的不是孔安国

首先怀疑“孔子删《诗》说”的不是孔安国许廷桂司马迁在《史记·孔子世家》中称：“古者（诗》三千馀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三百五篇。”后人据此概括为“孔子删《诗》说”。司马迁的这一说法，自唐代起始受到学者怀疑，但程俊英教授在《诗经漫话》中说...     

知人论世：韩婴诗学的再解读

韩婴诗学不仅在汉初得列官学，而且有《韩诗外传》存世。关于《韩诗外传》著述性质的讨论，无论是司马迁的“推《诗》之意”,还是班固的“推诗人之意”,关注点均在文本意义上的诗学层次，而不是发挥诗义方式上的诗学层次。“诗”与“诗人”的一字之差，其实体现了司马迁与班固在各自经学观下对《韩诗外传》的不同理解，可视为探讨《韩诗外传》相关问题的学术参照。只有着眼于韩婴其人及其诗学系统，将之放在区域文化史背景下作深入分析，才能更加客观地评论《韩诗外传》,并充分认识韩婴诗学的学术价值与历史地位。韩婴质朴的学术品格、分明的处事风格，以及包括诗学传统在内的燕赵地域文化的滋养，对《韩诗外传》的命名、特点、传播等诸多方面确实产生了重要影响。     

“联圣”钟云舫《振振堂诗稿》艺术风格论

《振振堂诗稿》的艺术成就,其七言古风大有李太白遗风;七言律诗饱含杜少陵、李商隐余韵;钟云舫的“新乐府”诗焕发出白居易的风采;其“无题”诗与李商隐“无题”一脉承传;钟云舫七言绝句有李白七绝的韵味;七绝“咏史”与杜牧七绝“咏史”神似.钟云舫一人而兼唐诗几大巨擘绝技.另外钟云舫诗歌长于抒情,善用比兴,又远宗“诗骚”,熔《诗经》的写实与《楚辞》的浪漫于一炉.钟云舫诗歌还长于铺叙,爱用典故,杂糅先秦两汉散文大师笔法,从而形成钟云舫诗歌独特的艺术个性.钟云舫还不愧为内地“诗界革命”的先驱,为旧体诗的通俗化、白话化、大众化,努力创出一条新路.     

《咏史二十首》与王国维早期审美观

王国维少年时期的诗文创作及其审美特性,我们所知不多。他的少年窗课,如骈、散文、古今体诗等,都没留下来。今天略可考见王氏少年时期审美观点的,只有他的《咏史》诗二十首。这二十首诗不载于《静安诗稿》(刊于1905年,均为“戊戌四月”以后的诗作),只在王氏逝世后,由《学衡》主编吴宓从罗     

杜牧行踪考辨与《清明》诗

《清明》诗随《千家诗》问世以来,千载传唱,因其风格与杜牧诗风浑然一体,人们认可为杜牧诗。最近有人以《樊川集》中未收此诗,怀疑为他人伪作。怀疑当然可以,但不足为据。因为古代历史资料中,长期佚失而偶有发现的现象是不少的。《樊川集》中没有,应该允许《千家诗》的编者发现。如果没有可靠的历史资料来确证《清明》诗非杜牧作,仅凭怀疑、推测是不能服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