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成一家之言”被冷落的原因试析

司马迁“成一家之言”被冷落的原因试析俞樟华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直言不讳地提出，他写《史记》的目的，是“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他又一次明确地说，他写《史记》是为了“拾遗补艺，成一家之言”。可见“成一家之言...     

论司马迁“遭李陵之祸”前后的思想演进

司马迁著成千古传世之作《史记》,其原因前人已经作过许多探讨,太史公自己的《报任安书》更是早已剖明心迹。本文在前人研究基础上,试图从现有材料出发,挖掘人所未发,列论人所未论,对太史公“遭李陵之祸”前后的思想历程进行一次梳理,找到其思想演进的深刻原因,最终说明《史记》正是太史公思想历经磨难“蚌病成珠”的结果。     

“太史公”新论

本文用文艺理论中关于典型论的基本原理,剖析传记文学名著《史记》中的太史公。一反“太史公”或是司马迁,或是司马谈,或是书名,或是官名的说法。认为《史记》里的“太史公”是司马迁精心剪裁、集中提炼加工而成的一个“扶俶倜傥,不令己失时”的伟大史官的典型形象。他忠于职守,修史著述,继承了历代中国史官的优秀品质,秉笔直书,惩恶劝善又不失儿女情肠,他是《史记》中众多光辉的人物形象之一。     

《史记》断限考略

《史记》断限,是学术界两千年来一直争论不休的一个问题。本文从《史记》的成书过程和司马迁的历史方法论这一角度,考察《史记》断限。一、《史记》的两个断限计划《太史公自序》三:“于是卒述陶唐以来,至于麟止,自黄帝始。”又云:“太史公曰:余述历黄帝以来至太初而讫,百三十篇。”这两段话是自相矛盾的,因上限和下限都各有两个断限。于是引起了后世学者的争论,焦点集中在下限上。梁启超认为《自序》末段“太史公曰”云云是后人窜入的。其理由是:“同出《自序》一篇之中,矛盾至此,实令人     

《史记》的残缺、断限和增补

我们知道，现存的《史记》绝非司马迁《史记》的原貌。这个问题最先提出的人是东汉的卫宏。因为他在《汉书旧仪注》中说过，“太史公作《景纪》，极言其短及武帝过，武帝怒而削之。”《太史公自序》云：“凡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而现存的《史记》却比原书要多将近三万字。     

刘向班固所见《太史公书》考

刘向《别录》定著“《太史公》百三十篇”,表明刘向《包括刘歆》所见西汉秘府本《太史公书》为百三十篇完帙;《汉志》班注既曰《太史公》“十篇有录无书”,又曰“省《太史公》四篇”,表明班团所见东汉鱼台本《太史公书》已缺十篇,又有四篇重复,班氏校理时删省之。据此可证,班固所见木已非西汉秘府本之旧,它当是以西汉秘府本为主,羼有民间传抄本若干篇卷,系所谓“藏之名山”本与“副在京师”本相混合的本子。根据上述结论,有关《史记》文献研究中的一系列重要问题（如褚先生补史、《史记》在两汉时的流传、亡缺等等）都有重新考察审核之必要。     

枸酱小考

司马迁撰《史记·西南夷列传》,文末以“太史公曰”作点睛之议:“然南夷之端,见枸酱番禺”。说汉代有关西南夷的若干历史事件,是由在番禺(今广州)见到枸酱引发的。     

史记散论二题

一、论褚少孙续补太史公书 《太史公书》又简作《太史公》,即《史记》。研究《史记》续补问题,不仅对《史记》一书性质的了解有帮助,而且也对《史记》残缺问题的研究提供间接的旁证,值得探讨,本文试作条理如下。 (一)褚少孙为西汉时代唯一续补《史记》的人。 据典籍记载,西汉后期续补《太史公》的人有十七家。其中十六人虽以续《太史公》为名,实际是续作武帝以后纪传,也就是接《史记》之后续,写西汉史。只有褚少孙最早而且真正地续补《史记》之未备,不另立事目,故褚补附骥《史记》而行。凡褚补皆述其续补之意,自称“褚先生曰”,详载《史记》各补篇中,不具引。其他十六家皆单独别行。     

《史记》残缺与补窜考辨

《史记》卷一三○《太史公自序》云:“于是卒述陶唐以来,至于麟止,自黄帝始。……凡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为《太史公书》”。又云:“余述历黄帝以来。至太初而讫,百三十篇。”班氏父子云,《太史公书》十篇缺,有录无书,其字数理应少于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但是今中华书局标点本《史记》,不仅一百三十篇粲然具在,而且却有五十五万五千六百六十字,反比原著多近三万字,而记事涉及太初以后事,乃至昭宣元成之际。显然今本《史记》已非《太史公书》原貌。梁启超说:“现     

史学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新地位

司马迁著《史记》,班团著《汉书》,从而确立了纪传体,这对魏晋以后的史学起了极大的推进作用.就这两部巨著的影响而言,《汉书》的作用尤为巨大.西汉时,东平王向朝廷请求太史公书,大将军王凤认为“太史公书有纵横权谲之谋;汉兴之初,谋臣奇策、天官灾异、地形厄塞,皆不宜在诸侯王,不可予.”①王侯尚不易得到《史记》,可见此书在当时流传不广.汉末王允称《史记》为“谤书”,其书讥刺汉武,以致魏明帝为之切齿;又班彪之评《史记》,不满于其某些非正统思想,凡此都足以说明     

太史公笔下有一天下大势——略论《史记》“因人以明史”

《史记》是一部举世公认的“文史结合”典范巨著。正确认识和评价司马迁“文史结合”的成功创作经验,总结并继承这份宝贵的文史遗产,是《史记》研究中的一项重要课题。旧时文章家论《史记》,往往有重文轻史的偏向,甚至有谓:“《史记》,史家言也,离史以求之,面史公之文乃见。”①于是乎一部《史记》几视为一部“太史公文集”。“离史以求文”之风     

“太史公曰”与新闻评论倾向性

《史记》中的“太史公曰”对所述人物、事件、故事等评论对象发表议论,以言简意赅、画龙点睛而成一家之言,司马迁的个人倾向性表露无遗。本文着重论述了“太史公曰”与新闻评论倾向性之间的关联。     

《史记·屈原贾生列传》“太史公曰”发微

“太史公曰”是《史记》中司马迁评价历史人物与事件的标志之语。学界对《史记·屈原贾生列传》“太史公曰”的理解仍存在着歧义,而如何理解这一问题涉及到如何认识司马迁对屈原的态度问题。结合屈原的作品和司马迁的思想,可以看出,其传赞高歌了屈原热爱故国、坚守高洁和追求美政的精神。传赞还反映出,司马迁对屈原的认识也受到贾谊的影响,但最终经过反思,仍然肯定了屈原殉国的崇高精神。     

《史记》小考

司马迁的《史记》最初没有固定的书名,或称《太史公记》,见《汉书·杨恽传》;或称《太史记》,见应劭《风俗通》卷二;或称《太史公书》,见班彪《略论》和王充《论衡》。司马迁马书时也常用“史记”一词,如《周本记》中有“太史伯阳读史记”,《十二诸侯年表》中有“左丘明国孔子史记”,《六国年表》中有“史记独藏周室”。可见“史     

读史戋札

囊年读史,每心有所得,或觉词义艰涩,辄手记之,积稿亦累累.十年动乱中散失大半.今重检剩简,名之曰“戋札,盖一得之虑云尔.史记“史记”一词,原指史书所记,并非书名,《史记·六国表序》及《天官书》提到“史记”的地方都是此意,《汉书》亦同.颜师古注《汉书·五行志》所提“史记”说:“此志凡称史记者皆谓司马迁所撰”,是不对的.《汉书》称迁著书为《太史公百三十篇》.称《史记》是后来的事.     

《离骚》为屈大夫之哭泣 《史记》为太史公之哭泣——也谈“无韵之离骚”的意义

“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是鲁迅先生对《史记》史学价值、美学价值的高度概括和精辟评价。“绝唱”者,窃以为“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之意。是就太史公之胆略,《史记》之“实录”精神,及其在中国史学史上的地位诸方面而言的。那么,“无韵之离骚”的意义又是什么?《离骚》这首抒情长诗与经传体的通史《史记》之间到底是何种关系?笼而统之,似乎简单明了,然而比较准确详尽地阐释则似乎又非易事。下面就自己学习过程中的体会,试做一粗浅的回答。一、“千古第一知《骚》者,莫如太史公”。在《楚辞》研究史上,司马迁及其《屈原贾生列传》,是屈原及其《离骚》的第一位研究者,和第一篇学术文章。关于屈原的事迹,先秦典籍不见记载,司马迁的《屈原列传》可视为第一篇记载屈原生平事迹的文章,成了后人研究屈原的最重要的资料。在司马迁笔下,屈原首先是一个具有内政外交才能的政治家。他在楚怀王时为左徒,“博闻强志,明于治乱,娴于辞令。入则与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付诸侯”,曾     

刘邦项羽新论

《史记》对刘邦和项羽的描写,其基本感情倾向是抑刘扬项。司马迁运用高超的文学手法,对历史上的刘邦和项羽巧妙地进行了整体上的重塑,奠定了刘邦流氓无赖和项羽刚烈英雄的基本格调,千百年来产生了巨大影响。透过《史记》的描写,拨云见日,可得刘邦和项羽两人的历史真实面目,而太史公如此定调,亦自有其主客观方面的原因,是“情不自禁”而为之。     

浅谈《史记》的评论艺术

《史记》在我国历史、文学领域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史记》的评论艺术对后世有着深远的影响。它与先秦古籍、汉初文赋、太史公的创作目的有着密切联系 ,其“寓论断于叙事”、“夹叙夹议 ,叙议结合”、“直抒胸臆 ,画龙点睛”等评论方式也引起了后人的高度重视 ,产生了深远影响。     

试谈司马迁对人物的褒贬

司马迁是一位才识卓荦的史学家和文学家,他在《史记》中充分运用文学描写方法表现历史人物,通过众多历史人物的活动形象地显现出历史面貌。《太史公自序》:“夫《春秋》,……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这虽是就春秋说的,实际也是他自己写作《史记》所遵循的准则。《史记》中的“本纪”、“世家”、“列传”,都是专写人物的。由于司马迁对人物的事迹作过多方面的了解、调查,又能秉笔直书,“不虚美,不隐恶”,并于其中倾注着自己饱满的感情,因此在     

再探《史记》的创作动因

司马迁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提到《史记》的创作动机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并提出著名的"发愤著书"说,故此古今学者以"发愤著书"为《史记》定论,并把"李陵之祸"作为"发愤著书"的缘起,甚至有学者把《史记》的成功归结为"李陵之祸"。但从"发愤著书"说提出的时间、《史记》前后思想内容和感情基调的不同来看,这种观点又有不妥之处。《史记》的创作具有多种动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