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解释学的三重维度

科学解释学认为,科学不是无前提的,对科学的理解无法摆脱“解释学循环”。科学是人的一种生存方式,是人的一种生存实践。科学不能在脱离解释学的人类真空(纯粹的自然界)中存在,科学不是与人无关的纯粹“客观的”公理化、形式化体系。它必须在人类“共在”的社会中、文化中和政治中得以生存。对科学解释学的完整理解离不开科学知识社会学、科学微观文化学、科学微观政治学这三重维度。     

我国公共生活的嬗变——以马克思关于人的发展三阶段的论述为视角

审视人的不同存在状态下公共生活嬗变的中国图式,是找寻公共生活现代应然样式的有效切入。从马克思关于人的发展的三阶段论述来看,我国的社会公共生活呈现出人的依赖性存在下的蛰伏异化、人的独立性存在下的虚热畸变、人的共生性存在下的公意确证的图式变奏。这既是马克思唯物史观的现代运用,也是分析我国社会公共生活图式的科学切入。     

为什么要倡导共生型国际体系——与熊李力先生对共生性学说理论批判的商榷

“大航海时代”到来后出现的两大历史发展趋向,一个是以经济全球化为驱动力的共生关系发展趋向,另一个是民族独立、建立与建设民族国家的发展趋向.这两个趋向,后者存在于前者之中,前者依赖后者活动来实现;尽管各具张力但具共生性,必须统一.这种辩证统一性规定了国际体系具有内在的本质上的共生性.尽管国际体系长期以来显示出寄生型、霸权型特征,但是其内在本质的共生性外化为共生型国际体系具有历史必然性.倡导个体利益与共同利益、“私道”与“公道”的辩证统一是实现国际体系历史转型的需要.“熊文”的“竞合型国际体系”说既无合理的实践性又无前瞻性.构建共生型国际体系是当代国际社会的历史使命.     

现代“公民文化”对传统“臣民文化”的扬弃与超越

当今中国社会 ,全球化已成为描述民族生存环境的最为重要的术语。受全球化所主导的未来社会必将是一个推崇新“公民文化”及其价值观的公民社会。奠基于生存本位基础上的新“公民文化”及其价值观 ,本质上是一种具有鲜明时代特质的文化形态。它作为一种现代文化观念 ,标志着人由自在自发的自然状态走向自由自觉的主体存在状态 ;而作为对经济全球化的一种理论应对和民族文化可行性发展路径的策略设计 ,其现实践履 ,则离不开对具有现代“世界公民意识”的合格公民主体的培育及其文化创新实践的有效促动     

器道升替:中国近代进化论的历程

本文拟对中国近代进化论思潮由兴起到落退的历史过程，作一纵向的考察。这里借用中国传统哲学的范畴“器”和“道”来把握中国近代进化论思潮的涌来退去。一、由器而道：进化论思潮的形成“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进化论作为具体的自然科学知识，属于“器”的范围，然而它一旦成了宇宙社会的普遍规律，则进入了“道”的领域。进化论思潮形成于戊戌前后，就是由器提升为道的过程。中国近代中学与西学论争中的“道（体）器（用）”之辩，是进化论思潮涌出的前奏。甲午战争之前，作为自然科学知识传入中国的进化论，并未引起中国人…     

论符号化消费的社会逻辑

“符号化生存”从两个维度解剖着当代人的精神状况,一方面,“符号消费”表征着当代人的需求转向,即从对商品使用价值的追求到对商品所蕴含意义的追求;但另一方面,“消费符号”系统又在一定程度上操纵着现代人的社会生活.事实上,作为一种社会价值观,“符号消费”已经成为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代言人,作为一种社会后果,“符号消费”不仅侵蚀着现代文明的精神底蕴,并且导致一系列的重大社会危害.鉴于此,我们需要认真反思“符号消费”的社会逻辑.     

中国社会的信仰问题及其实质

中国人是有信仰的民族,其信仰主要表现为对“道”的力量的膜拜.中国人的信仰是在传统文化儒、释、道的框架当中的一种内在超越的人文信仰.士大夫注重学理的阐发,讲中庸之道和内圣外王之道,“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而老百姓则信奉“积善余庆,积恶余殃”、“坏事莫为,善事多行”、“头上三尺有神灵”烧香磕头拜菩萨.近代以降,中国社会的信仰遭遇蜕变和阵痛,主要表现为对马克思主义终极关怀和传统人之为人的做人信仰的失落.信仰问题的实质是价值、制度和人的现代化的三重合奏.当下,重塑信仰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发掘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精髓,创造性转化中国元素,将“仁爱”融入核心价值观的培育中,注重“五位一体”、制度建设与心性人格建构的互动.     

范式转换视野下的道器之辨

从程朱理学到明清之际的王船山,中国哲学发展史上的道器之辨实现了一次范式转换,即从程朱理学本体论范式下的"道体器用"说转换为明清之际王船山生存论范式下的"治器显道"说,而生存论范式开启了不同于伦文主义的人文主义新视野.     

生存论视域下人的存在方式的本质道说

人类历史是一部感性生存的历史,生产实践是人类存在方式的根本内核,也是人本质力量的自我确证,其存在论基础在于“对象性活动”或“感性活动”.马克思三大社会形态理论表征了人存在的三种样态:以人的依赖关系为基础的存在;以对物的依赖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存在;实现个人能力全面发展和生产能力的自由个性的存在.马克思扬弃了形而上学的传统知识论,开启了一条关注人感性存在的生存论路径,为我们评判当下人类的生存境遇提供了有益启示.     

中国近代进化论思潮形成的内在逻辑

按照“形而上学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的界定，进化论作为具体科学知识属于“器”的范围，然而它一旦成为宇宙社会的普遍规律，则进入了“道”的领域。中国近代进化论思潮形成的内在逻辑可以概括为：由器而道。戊戍前后形成的进化论思潮，就是将其从前者提升为后者。     

“占有”抑或“存在”：马克思对幸福主体生存样态的澄明

占有欲望不是人性的一般特征，而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的人性的具体表现，把对对象的占有欲望的满足当作幸福的源泉，是私有制社会的特征，占有与人发生联系的所有事物的欲望则是资本主义社会特有的产物。人的“占有”生存看似是人的主体力量的发挥，却显示了人对物的奴性依赖关系；人的“占有”生存看似是人对物统治的背后，却显示了人被异化成为了物的附属物。马克思认为，幸福的生成逻辑在于人从各种依赖性的关系中解放出来，以“人”的全面方式“存在”。只有实现对幸福“占有”主体生存样态的扬弃之后才能摆脱“物性”主体逻辑的束缚，实现人的本质的复归，并真正获得“属人”的幸福。     

完整的"真实":事实存在与境界存在

任何一种人生境界的形成都是人现实存在状态的反映。同时,任何一种人生境界又构成人的现实存在状态。也就是说,人有什么样的存在状态就会形成对宇宙人生的什么样的觉解,就会形成什么样的现实生存境界。因此,境界既不是绝对的事实状态,也不是纯主观的虚幻,而是人的客观状态和主观状态、现实状态和理想状态、自在状态和自为状态的完整统一,是虚中有实,实中有虚。对于人的“真实存在状态”,过分强调其中任何一个方面都会违背人的存在的“真实”。人可能有不同的生存境界,但人作为境界存在物这一点却是共同的,只有自觉地认识到这一点,我们才能真正自由地对待自己的生命,而这本身又构成了一种新的人生境界。     

“上帝死了”语境下人之存在的哲学追思——兼论保罗·蒂里希之“存在的勇气”

从西方思想的发展来看，“存在的勇气”问题曾经曾一度以隐性的形式遮蔽在伦理学、生物学、神学和其他学科之中。但是随着“上帝死了”的哲学思潮和虚无主义的到来，人的生存受到无意义的威胁，使“存在的勇气”这一问题开始在哲学的视域以显性的方式彰显。无意义的威胁在人的意识中被体验为一种焦虑，被存在主义所充分揭示。存在主义充分传达出现代人对“存在的勇气”的强烈吁求而成为一种揭示世界和人自身的存在根据和意义的思想活动，它体现出人时自身存在状况的忧虑和对人自身有限性的揭示。与存在主义一样，保罗·蒂里希对人的生存处境的关怀是从人的存在性焦虑出发的。蒂里希认为，面对空虚、无意义的威胁，只能深入到人生存的本体结构中寻找解决的办法，而面对人的本体性焦虑这种深层困境，必须用“存在的勇气”加以克服。保罗·蒂里希试图超越哲学和宗教的界限，从存在论角度对存在的勇气问题进行深刻发掘，希冀为人类走出生存困境挖出一条林中小遭。其恩想蕴含着深刻的现实意义——对个人之存在的意义、价值的自觉澄明无疑也是通达建构和谐社会的重要渠道。     

论中国中产阶层的冷漠现象

中国中产阶层的“冷漠”已成为一种带普遍性的社会问题,其存在是我们民族（社会）凝聚力的一种缺 损,是国民精神支柱的一种剥离。“冷漠”现象的形成与社会转型时期道德价值观的变迁、社会心理变化、人的 精神追求等许多方面有着极为密切的联系&消除中产阶层的!冷漠"应从如何理顺社会关系的失调入手&具体 措施有：营造良好的社会环境,坚持正确的价值导向,以道德法律化促进道德发展等。     

王船山的“体”概念——对宋明道学“道体”论的重构

宋明道学的“道体”被认为是与“今所谓本体意同”的真正本体论。程颐始以“道体”来解释“子在川上曰”,并以“与道为体”论述“道体”,朱子认为其“体”字为“体质”义,而非体用之体,即非体用论意义上与“用”相对的“本体”义。与此相应,朱子认为《中庸》“体物不遗”的体物也不过是“物之体”的意思。王船山延续了程朱的道体论,亦强调“体”即形体义。然船山基于其气学立场,认为道体无非是道之体,强调“道体自流行于天下”这一宇宙论形态的道体流行观。对船山而言,道之体即阴阳,也就是阴阳为道之体,故道与阴阳(器)构成了世界的整体结构。然而道与器并非分属形上形下,亦非两种“异体”,相反,道器构成“交与为体”的一体关系。重要的是,在道器结构中,器为基体,道为属性,因而只可说“道者器之道”,却不能说器者“道之器”。这是由于世界的实在性唯在于“器”,故曰“天下惟器”。总之,船山哲学通过对宋明道学“道体”论的重新诠释,建构了“形形皆有”“体用胥有”的气实在论,而这一理论特质印证了张岱年所说的中国哲学本体论肯定“万有众象同属实在”的论断。     

从“存在”到“生存”--以祁克果生存思想的形成为例

被称作“存在主义之父”的祁克果关注的实际上更多是“个体的人的生存”这一基本问题，而并非由他肇始的存在主义思潮中纷繁不一的各种“存在”问题。从西方哲学史上对“存在”问题的探讨出发，通过梳理祁克果对施莱尔马赫和黑格尔关于“存在”和“生存”等概念的扬弃，找出祁克果生存思想形成的根源。     

“人的问题”研究中的五个重大问题

人是在实践活动中得以生存的,实践改造和发展着人的自然属性,生成和发展着人的社会属性和精神属性,实践因此构成了人的存在方式或生存本体;人是自然属性、社会属性和精神属性的统一,人的社会属性并没有消除人的自然属性,而是改变了自然属性.合理的社会制度不是压制、扼杀人的生物性需要,而是以一种合理的方式满足这种需要,并不断提高这种需要的质量和水平;“人的本质”与“人的本性”既有联系又有区别.构成人的本质的不是生物学上的类,而是社会关系,即使是人的类本性,也会受到社会关系的制约和再塑造;人生活在社会关系中,社会关系又生成于人的活动中.社会关系并不是独立自存的,而是在人的对象化活动中产生的对象性的存在;人只有通过创造生命价值的活动时间,才能获得“价值生命”,只有通过占有自由时间,才能获得自由个性,时间是人的发展的空间.     

先秦儒家的价值自觉探讨

在社会发展的变革时期，选择什么样的价值观，往往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春秋战国时期，“道”作为一种最重要的哲学范畴，是各家各派的经验、价值、思想与意志的集中体现，是诸子百家对社会历史发展趋势的理性自觉。“道”是先秦社会思想的本质与灵魂，是考察先秦的社会思想的起始点与落脚点。“士志于道”体现了中国知识分子的理想、信念和终极价值取向。     

小康目标与社会经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

人类不能离开自然界而独立存在。人类所创造的社会经济和处于人类宿主地位的自然环境之间,存在着一种互利共生的关系。但是在人类的理性与智慧还不足以了解和控制自身活动的条件下,人类寻求生存和发展的活动又使这种互利共生性经常遭到破坏,使不同地区的社会经济与自然生态出现不同程度的失调,进而导致社会运行的停滞、偏轨或畸型发展。因     

“中国梦”与当代大学生价值观的教育

“中国梦”以一种新的言说社会理想、奋斗目标的方式表达了当今中国的重社会理想,“中国梦”对青年大学生群体具有显著的价值观引导和激励作用。在“中国梦”的社会理想引导下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对当代大学生进行价值观教育：“中国梦”赋予当代大学生的社会历史责任;“中国梦”对大学生价值愿景的丰富;“中国梦”提供了实现大学生个人价值的切入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