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的天理人欲辨析

朱熹的天理人欲辨析杨达荣一、理欲之辨产生的背景（一）从义利之争到理欲之辨。义利之争，自先秦以来，就是道德伦理争论的焦点之一。程朱继承儒家的义利观，注重道德的社会效应。朱熹曾与陈亮在义利王霸问题上激烈争论过。陈亮从功利主义出发，提出利是义的基础。利义都...     

船山公私观发微——兼论船山与中国传统文化

<正> 船山在其著作中喜言公私之辨。公私二字,看似抽象,然船山对公私之辨中许多别开生面的见解,实已涉及政治心态、历史哲学、夷夏分野、义利理欲等诸多文化领域。对船山公私观的抉发,我觉得不仅是船山著作中     

戴震“理欲之辨”与理解的历史性批判

戴震对理学"理"、"欲"二分思想进行了批判,提出"理存乎欲"的观点,其思想路径是将"理欲之辨"与对理学诠释传统的批判结合起来。戴震在"理欲之辨"中展开了对理学以"自私"为特征的诠释传统的反思,进而提出"无私"与"无蔽"的观念,对理解的历史性进行了批判,同时,其"理"、"欲"统一思想的阐发亦在此过程中得到了完成。     

略论精神文明的思想渊源

中国是一个文明古国，以礼仪之邦著称于世。自古以来，从孔孟的义利说、程朱的理欲辨，到孙中山提出物质文明与心性文明并重的主张，构成了传统伦理学的主体内容，对中国社会进步与历史发展，都曾起过积极地促进作用。今天在我们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程中，全社会都在关注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建设，因此，很有必要研究与借鉴以往先哲对此所作的精辟阐解，并用以古为今用     

从义利之辩到理欲之辩

从义利之辩到理欲之辩杨国荣义利之辩是儒家价值体系中的老问题。孔子而下，不同时代的儒家思想家对义利关系作了种种辩析。作为儒学的传人，理学家同样将义利之辩视为价值观的一个重要方面。程额曾说：“天下之事，惟义利而已。”（《二程集》第１２０页）由此不难看出宋...     

船山于朱熹李贽“理欲之辩”之辨正及其价值摭论

朱熹与李贽的理欲之争,可规约为内外之辨:朱熹以士大夫的视域,以理制欲,涵养身心,向内复礼去欲;李贽以百姓的立场,否认"理"的神圣性,批判了朱熹的道德严格主义,向外逐欲。船山在延续了朱熹存理去欲的传统,对李贽的理欲观有些许承继的基础上,以内外交养之道,自内及外辨正朱熹理欲对垒,亦由外而内辨正李贽理欲混同,集朱熹、李贽理欲观之大成。时至今日,船山之理欲观,于个体修身与社会治理,依旧有其时效性与生命力。     

论墨家的价值衡定与选择

墨家价值观作为中华民族传统价值观的有机组成部分，其特色十分鲜明。在义利之辨问题上，墨家主张义利统一；在公私之辨问题上，墨家主张大公无私；在义生之辨问题上，墨家主张义贵于生。在价值选择问题上，墨家提出了“利之中取大”、“害之中取小”的选择原则，构成先秦诸子价值观中最为精彩的部分之一。     

义利之辨的困境与出路

义利之辨和其他判断一样,要么是分析的,要么是综合的。换言之,义利之辨有两种基本模式:分析判断和综合判断。义利之辨的分析判断和综合判断在理论上催生了其极端形式:道禅两家既不重利、也不崇义,把义利之辨由虚无推进到涅槃,从而否定了义利之辨的可能性和必要性。义利之辨的寂灭只是一种自我陶醉的幻相,透过幻相就可以探求到它潜藏着自由法则的重生因素。义利之辨的先天综合判断扬弃了其分析判断与综合判断,完成了由自然法则向自由法则的历史转变,也在某种程度上综合并超越了功利论和义务论。     

论毛泽东、邓小平的义利观

中国传统文化的主干毫无疑问是儒家思想,义利关系构成了儒家思想的重要内容。毛泽东、邓小平都继承了传统义利观的合理因素,但在超越传统义利观的同时,他们的义利观又各有特色。一、中国传统义利观的演变义利关系是中国传统文化思想中的一个重要问题,也是历代哲人所关注的人生焦点。从春秋战国直至近现代,义利之辨纷争不息,源远流长。粗略考察,义利之辨在我国社会历史上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一是先秦时期,这是义利之辨的奠基时期。对“利”的问题,先秦思想家有三种不同主张:扬朱主张为“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①;墨子主张廉爱(即为…     

义利之辨新释

中国历代思想家对义利之辨进行了探讨和争辨，提出了各种各样的看法，当代中国正处在社会转型时期，义利之辨成为大家关注的问题。本文通过对历史上义利之辨的反思，结合现实，就义利之辨谈点看法，如有不当，望加以批评指正。 一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社会发生大变动、诸子蜂起、百家争鸣的时期，义利之辨成为当时争鸣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儒家对义利之辨十分重视。创始人孔子，其学说以“仁”为核心，强调道德教化。孔子说：“君子义以为质。”（《论语·阳货》）“义”成为君子的内在本质，把社会外在道德内化为道德伦理意识的自觉要求…     

日本近世“义利之辨”的诠释理路：道之宜、羞恶、公利

“义利之辨”既是儒家哲学的重要道德范畴,也是一个极具张力的论题。日本近世“义利之辨”的诠释理路从原理性上克服了朱子学对“理”的依赖性,并用“道”取代“理”的原理性,表现为具有社会规范性质的“义”。“义”通过对“羞恶之心”的阐发建构了与“耻”的联系,形成了适用于武家社会的道德规范,并从学理上承认了“利”内涵下公利的合理性。日本近世对“义利之辨”的哲学诠释超越了朱子学“重义轻利”范畴,体现了儒学日本化过程中所形成的具有异质性的本土思想特征。     

理以导欲:走向真实的理欲关系--王船山论理欲关系的原初形态

理欲之辨是中国哲学中的一个核心论题.在宋明儒学中,存在着一个强大的"存天理、去人欲"的理性主义传统.但是,在王船山看来,这样一个传统,乃建立在对理欲之间的真实关联的错误理解上.必须进一步探索理欲之间的原初的、真实的关联形式.而理欲关系的原初形态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理性的功能不是对于欲求的主宰与抑制,而是对之的引导与燮理;(2)理性的引导功能不能被理解为宋明哲学传统所规定的治疗;(3)感性不是理性的价值承载,而其自身就是作为价值而存在的.王船山把对于理欲关系的批判上升为文化的批判,进一步触及了宋明哲学"存天理、去人欲"传统的文化根源,它本质上起源于一种衰微的、阴性的时代意识.     

论胡安国《春秋传》对于义利之辨的理学诠释

胡安国《春秋传》体现出其鲜明的理学特色。他以二程的理学作为解经的指导思想,对《春秋》作了全新的诠释。胡安国用理欲褒贬取代义利之分的笔法来评判历史事件,既体现了天理正义的存在,又为当世昭示了天理的典范。＂理＂不但是胡安国诠释《春秋》的准则,而且是其发《春秋》＂微言大义＂之所在。胡安国《春秋传》的这一特色,使《春秋》以义利释经的传统转化为以理欲诠释的方式,在《春秋》学上占有着重要的地位。     

二程的“理欲”观与弗洛伊德的“超我”说

宋代,“人欲”在商品经济的刺激下逐渐膨胀。在这种文化背景下,二程率先提出了“存天理,去人欲”的理欲现。弗洛伊德的“本我”、“自我”、“起我”理论与二程的理欲现有异曲同工之妙。今天,我们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大潮中,同样面临着如何处理义利、理欲、本我与超我的关系问题。二程和弗氏所提供的思想资源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与借鉴价值。     

略论二程的理欲观

理欲关系问题,是伦理政治原则与物质欲望之间的关系问题。在中国哲学史上,围绕着理欲问题,展开过长期的论争。生活在北宋中叶的程颢和程颐,在总结前人讨论的基础上比较集中地论述了理欲关系问题,并且将理欲观与天理论联系起来,使之成为伦理道德哲学的核心环节。他们的“天理人欲”之辨,在宋明理学中是具有开创性意义的。     

理学的发展与“三言”中的人欲观

本文探讨了冯梦龙“三言”中的人欲观与理学发展的关系，通过对理学“理欲之辨”和“三言”文本的双重解读，论证了“三言”中表现出的人欲观是辩证的人欲观，和王夫之等人的人欲观有前后辉映之处。     

王船山公观念探析

明清鼎革之际,公观念发生了具有转折意义的发展,王船山以其人性论为基础探讨了理欲之辩与公私的关系,并进一步把人欲分为"公欲"和"私欲",提出天理与人欲可并行的主张。他还以义利论公私,提出不可以一人之义废天下之公义。     

从“义利新辨”中问世的扛鼎之作——评《社会主义义利观——面向21世纪的价值选择》

义利之辨，古已有之，延续数千年而未有穷期。其所以如此，是因为对道义和功利、整体利益和个体利益问题的看法，关系到中华民族的根本价值导向。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条件下，人们对义利问题各抒己见，并展开不同形式的论争。重新活跃起来的义利之辨，可以说是当代中国在世纪之交的“义利新辨”。现阶段明辨义利及其相互关系问题，对于引导人们在社会变革过程中作出正确的价值选择，建设和发展中国先进文化，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近几年来，虽然有不少探讨义利问题的文章见诸报刊，但从新的广度和深度上系统完整地研究社会主义义利观的…     

宋代理学家胡宏的理欲论和圣人论

胡宏(公元1105～1161年),字仁仲,号五峰,福建省崇安人,为南宋初年著名理学家。胡宏的学术思想涉及到理学的各个方面,其中的理欲论和圣人论较有特色。本文拟对这一思想作一探讨。理欲论“理欲之辨”是理学家们热烈讨论的议题之一。胡宏理学思想的特色之一,就在于他对“理欲之辨”作出了不同于理学正统派的回答。这可以从“体”与“用”两个方面来考察。     

“义利之辨”的伦理意蕴及共现代转换

“义利之辨”是中国传统思想论争的一个核心议题。深入考察和发掘传统义利文化的合理内核并进行现代转换．对于我们在现代化社会转型时期构建社会主义新型义利观，实现正确的社会价值导向，促进经济社会和谐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