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枭河桥记事》中的不可靠叙述阐释

短篇小说《枭河桥记事》之所以有着扑朔迷离的叙事效果,其中的第三人称不可靠叙述功不可没。文章从韦恩.布思有关不可靠叙述的原初概念出发,借助费伦有关不可靠叙述的三大轴（类型）理论主张,探讨《枭河桥记事》中第三人称不可靠叙述对读者和叙述者的间离作用,拨开不可靠叙述的叙述迷雾,找到文本中＂泄露天机＂的＂细节＂。文章分析《枭河桥记事》中第三人称叙述的不可靠性在事实/事件轴上的动态变化,阐释叙述者对隐含作者在价值/判断轴上的背离所带来的不可靠叙述而产生的反讽,揭示在知识/感知轴的不可靠叙述所蕴含的主题意义,体悟不可靠叙述在小说艺术表达中的张力。     

莫泊桑短篇小说中的第一人称叙述

莫泊桑的短篇小说堪称一绝,在叙事上独具特色。与其他现实主义作家不同,莫泊桑喜欢采用第一人称叙述,他笔下的叙述者"我"并非都是全知全能,大部分叙述者权利有限。更为独特的是,他在这类作品中首创的叙述分层的手法,使得人物成一种对话关系。他对叙述者权利的限制使得作品意义留有空白。叙述语调的中立要求读者积极参与作品意义的建构,这极大增强了短篇小说的可读性,也使他的作品带有现代主义的气息。     

少数民族小说叙述可靠性与民族身份认同

中国少数民族小说中叙述可靠性与民族身份认同、构建存在密切关系。少数民族小说叙事呈现出不同的叙事交流方式,可靠叙述往往体现为单向度的叙事交流特征,不可靠叙述则因增强了文本的交流对话特性而呈现出丰富的交流层次。中国少数民族小说大多采用可靠叙述的形式展现民族身份,表现本民族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显现出的民族习俗、风物人情、民族心理等方面的变化。20世纪90年代以来,不可靠叙述成为中国少数民族小说的重要叙述方式,少数民族小说常常采用有缺陷的人物充当叙述者、二度叙事等叙事策略展现出作者对于民族身份的反思以及对于民族文化建构的探索。     

论叙事作品中的叙述声音与叙述者

在叙事虚构作品中,不能将作品的作者等同于作品的叙述者、将作品中的叙述声音等同于作者的声音。二者的混同将给作者的创作与读者对作品的理解带来诸多弊端。叙述者是作者所创造的角色,正是叙述者的身份及其在叙述文本中所表现的方式与参与的程度,决定了叙述者发出的叙述声音,也决定了叙述文本的基本特征。     

论叙述视角中虚构世界的不完整性

现实世界在本体论上和内容上是完整的,而叙事虚构世界是不完整的.在叙事中,故事可以无限地延展,但因为文本的限制,叙述者只能选择一定的叙述视角进行叙述,这必定会造成叙事中虚构世界的不完整.叙述者在叙述过程中不可能面面俱到,他选择叙述什么,选择不叙述什么,都与叙述者的伦理取位紧密相关.影响虚构世界的不完整性的因素除了文本本身的边界之外,还有文本残缺、文类规则、作者风格、美学追求、文化特点等因素.以上这些因素,除了文本残缺之外,都与叙述视角有关,并且能够折射出不同叙述视角所蕴含的伦理价值及其意义.     

老舍短篇小说的叙述方式

老舍短篇小说的叙述形式与其文化观念互为表里。在老舍的短篇小说中,其所选择的叙述形式整合了传统与现代的诸多艺术表现手法,形成现代的受"拟说书人"程式影响的叙述者和叙述过程中的"叙述空隙",并以此表征特别的文化意义。从对老舍短篇小说中的叙述者类型和"叙述空隙"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窥见特定时期的社会文化形态和作者隐秘的文化心理。     

戏剧不可靠叙述类别模式探究——以《茶馆》为例

不可靠叙述理论首次呈现于布斯的《小说修辞学》,后经众人沿袭与发展,主要呈现为探讨虚构类文体中叙述者可靠与否的理论。戏剧隶属于虚构类文体,因此,学者在研究戏剧不可靠叙述时总将小说不可靠叙述模式嵌入到戏剧不可靠叙述的研究中,而忽视了戏剧文中叙述者的隐身对叙述交流过程产生的影响。戏剧不可靠叙述研究要着力于第二文本中叙述者的脚印和人物叙述者的声音。剧中人物叙述者的不可靠根据参照方式不同可以分为第二文本参照性不可靠性和叙述间不可靠。同时,考虑到戏剧固有的超/主/次叙述层叙述可靠性不同,又增加了异叙述层叙述者不可靠性。     

论叙事结构和叙述话语

本文着重讨论了结构主义对叙事形式的研究，认为这一研究建立在对叙事、故事和叙述三者的不同内涵所进行的区分之上。对叙事和故事及其关系的分析，涉及的是叙事结构，它属于文本本身的“客观形式”。而对叙述语态的研究则关涉的是叙述话语，与叙述者的“主观形式”相关联。叙事结构分析分别以托多罗夫对具体叙述文本和布雷蒙、格雷马斯对叙述逻辑图式的探索为代表；而叙述话语的分析则以热奈特对叙述时间、叙述层和叙述者的剖析为代表。上述研究，既表明结构主义对结构形式的关心落实到操作层面，也表明叙述主体是如何在叙事中被结构化的     

德语叙事理论中的叙述人

所有的叙事作品都有一个叙述人,有一个叙述人在读者和故事之间发挥作用,这是叙事作品的文类特征.传统上叙述人往往被等同于作者,建构论意义观确立之后,文学语言本身的建构或读者对文学对象的建构受到重视,文本同作者的关系便分离开来.文本内的叙述人不等于文本外的历史作者,已成为广泛的共识.但是,叙述人与作者之间究竟是怎样的关系?20世纪50年代,德语叙事批评界就此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并出现了"小说精神"、"叙述功能"等概念.本文旨在对德语叙事批评中的叙述人概念进行辨析.     

鲁迅名作《伤逝》中的叙述者研究

叙述者是叙事文本的重要特征,它与叙事视角一起构成了叙述.在小说《伤逝》中,鲁迅用一个缺席叙述者的身份,代表了隐含作者的思想规范和价值判断,是一个可靠的叙述者.同时,鲁迅创造性的采用了叙事者的话语干预来表达自己的立场态度与情感倾向.《伤逝》中叙述者的独特运用体现了鲁迅对现代小说叙事技巧的革新和开拓.     

双层叙事下底层生活的真实——论雷蒙德·卡佛讲述式小说《肥》

雷蒙德·卡佛创作前期最具代表性的“讲述”式小说《肥》,运用讲述的方式间接表现了美国底层平民的艰难生活.在《肥》所构建的叙事世界中,文本双层结构的对比显现出叙述者“我”是作为不可靠叙述者而出现的.外视角与内视角间的视角转换则隐含着叙述者讲述故事的心路历程,暗含了叙述者“我”对第二层结构的虚构.而真实作者与隐含作者的相互作用又阐发小说文本意蕴与卡佛现实生活的内在关联,由此还原出第二层结构中隐瞒和虚构的生活真实.卡佛通过自己的亲身经历和对底层生活的清醒认识,用小说揭示了“美国梦”背后底层平民的生活真实.他在小说中建构的双层结构既是一种叙事的修辞,又是一种对底层生活的真实讲述.     

多重不可靠叙述的伦理反应——《孔乙己》文本分析

<孔乙己>不可靠叙述表现在多个层面:叙述者的身份制造掩藏着不可靠性;叙事视点游移不定显示了不可靠性;"伪现在时"所遮蔽与模糊了的叙事隐喻;以及发出声音者的态度和价值判断体现的内在分裂,这些都造成叙事的开放性与不确定性,读者在多重不可靠叙述的阅读行为中完成了持续的伦理反应.     

不可靠叙述:从叙事策略到文学观念

不可靠叙述是叙事学研究领域中的一个重要问题。修辞方法与认知方法是当前两种主要的研究方式,对于文本叙述可靠与否的判定,修辞派以隐含作者的观念为标准,认知派则以读者的规范为参照,而这两种研究方式的理论争鸣也引发了学界对二者进行综合的理论探求,不可靠叙述研究已然呈现出多维发展的景观。当前对于不可靠叙述的理论探讨,基本上将其视为一种重要的叙事策略,应突破仅仅将不可靠叙述定位为叙事策略的限定,从文学观念的高度对其进行把握。     

《泄密的心》的听觉叙事研究

学界以往的研究普遍认为《泄密的心》是爱伦·坡的哥特式恐怖短篇小说,缺乏伦理关怀,充满了不可靠叙述。从听觉叙事的角度来看,该小说充满了听觉意象,主要事件都由听觉勾连起承,作者在故事世界中建构起了比“视觉空间”更大的“听觉空间”,其中的声音景观从可能世界理论看来,具有其内在的逻辑性与真实性。这样,当我们将文本中的叙述者“我”当作文本现实世界中的一个真实人物进行分析时,可以更好地阐释其中的伦理意义。叙述者“我”和老头身份的模糊化使该小说的伦理批评更具有普遍意义。叙述者“我”的幻听将自己的谋杀行径暴露是该文本正确的伦理取位的结果,符合了阐释社群的阅读期待。
     

莎士比亚《第十二夜》中的叙述不可靠性解读

通过对小说叙事理论有关叙述不可靠性的分析,论述戏剧与小说叙事交流模式及其叙述不可靠性的异同,并在此基础上着重分析<第十二夜>剧本文本中奥丽维娅和托比老爷的不可靠叙述,旨在揭示不可靠叙述在戏剧文本中的功能及剧作者运用这一创作技巧的深层意图.     

莎士比亚《第十二夜》中的叙述不可靠性解读

通过对小说叙事理论有关叙述不可靠性的分析，论述戏剧与小说叙事交流模式及其叙述不可靠性的异同，并在此基础上着重分析《第十二夜》剧本文本中奥丽维娅和托比老爷的不可靠叙述，旨在揭示不可靠叙述在戏剧文本中的功能及剧作者运用这一创作技巧的深层意图。     

作者与读者共谋:“不可靠叙述”的审美构建作用

以美国文学批评家韦恩.布斯"不可靠叙述者"的文学观为理论依据,论述作者与读者的共谋是文学文本建构的基础。认为"不可靠叙述"在文学文本中的审美构建作用,主要表现在能从多种视角表现不同的人生,它比直接议论更容易唤起读者的思考和共鸣,而且能构建文学语言本身"含混"的美感。     

一种新的乡土叙事方式——《秦腔》叙述视角解读

在《秦腔》这部长达五十万言的长篇小说中,作者放逐了传统的叙事模式,采用了一种非同寻常的叙述视角。小说以一个半疯半傻的青年农民——张引生为叙述者,以“我”的视角来讲述清风街乡民们生存和生活现状,表现城镇化对中国农村传统文明的冲击。但小说的叙述视角却不是单一和确定的：叙述者“我”的讲述时而疯癫时而清醒,内聚焦视角也突破了“始终受限”的传统模式,不时具有了“全知全能”性,小说中的“我”有时以事件参与者的身份讲述故事,有时又作为缺席者以全知视角进行叙事。贾平凹的《秦腔》无疑开启了一种新的乡土叙事方式：通过流年密集式的写法和叙述视角的转换实现了对生活原生态的还原,并寄予了作者对于一种“常”中之“变”的哲学思考和在这种变迁中的情感取向。     

近世湖湘文化精神与20世纪湖南小说叙事

20世纪湖南小说家用得最多的叙事视角还是传统的全知视角,也有不少作品是采用第一人称"我"叙述的,但这个叙述者"我"和作者几乎没有距离,是一个自我叙事者。叙事视角的选择是由以政治作为人生第一要义、以经世致用作为立身处世的基本原则的湖湘文化精神规约着的20世纪湖南作家创作心理定势的强力表达。20世纪湖南小说文本中的叙事关系大多可用"叙述者(作者)———人物"模式来表示,叙事语式和语态大多是作者经历、身分、思想情感的一种直接的投射。20世纪湖南小说文本的叙事视角还存在一个"隐含作者"现象。忧患的叙述情调是与20世纪湖南小说叙事视角相关的一个特点。20世纪湖南小说叙事语式和语态带有明显的局限性。     

隐藏在不可靠叙述背后的"真实"——亨利·詹姆斯小说《拧螺丝》的文本分析

《拧螺丝》是心理现实主义小说家亨利.詹姆斯创作后期的一部作品。他采用独特的叙述技巧,赋予了该作品永久的艺术魅力。叙述学理论指导我们通过对人物叙述者的分析,论证了文本叙事的不可靠性;而“互文性“和“无意识”的理论,则引导我们去探寻作为社会语篇的文本表层言语下面的深层内涵,即隐藏在不可靠叙述背后的“真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