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末文人五言诗中的思妇

思妇是汉末文人五言诗中的主要形象之一,通过游子思妇之情与男女相思寄托汉末文人复杂感伤的情感,是汉末文人五言诗的重要特征。     

汉代文人五言诗的语旨研究

语旨是指交际活动所涉及的人和人物之间的关系，包括语篇中所涉及的参与者的社会地位以及他们之间的角色关系等。汉代文人五言诗的参与者较为单纯，主要有浪迹天涯的游子和孤独寂寞的思妇，表现出了当时文人们所处的中下层地位和思妇的从属地位；其中的角色关系涉及夫妻关系、朋友关系、君臣关系、文人与达官显贵们的关系、作者与读者的关系等。     

论两汉的"歌诗"与"诗"

汉代诗歌的发展明确显示出从"歌诗"到"诗"的演进轨迹,而文人五言诗是脱离音乐独立存在的文学样式.一、汉代人有作歌言志言情的传统,歌是汉代歌诗的早期形式,其后则为乐府歌诗.二、西汉和东汉前期可称四言诗为"诗".因四言是<诗经>的主要形式,而五言诗及其它诗式不能称为"诗".三、五言诗的起源与新声杂曲有关,故称五言为杂诗,南朝王融、江淹杂体诗也是指五言诗.四、文学史认为第一首文人五言诗是班固的<咏史>诗,其实此诗初无题名,只是"歌诗".五、文人五言诗大约起源于东汉桓灵之际.     

论楚辞对汉诗的影响

汉诗大抵包括楚歌、乐府、文人五言诗。楚歌在艺术形式上与楚辞实无区别;乐府中的部分作品变化楚辞而创为三言体;文人五言诗“风神或近楚《骚》”。艺术情调上,楚歌本身就具有哀怨悲凉的情调,而屈、宋又把这种悲凉之音加之以更为深沉的内涵,形成“以悲为美”的审美倾向;汉代下层文人的人生悲剧命运,促使他们在创作中自觉认同楚辞的创作倾向。从而使这种情调在汉代的楚歌、乐府与文人五言诗中再度复现。     

柳麟锡的中国体验与东亚认识

柳麟锡师从朝鲜朝华西派李恒老,秉持"卫正斥邪"和"尊华攘夷"思想,是朝鲜朝末期较为典型的保守派文人.作为指导抗日救国运动的朝鲜义兵将领,他在诗文和散文中分析了东亚时事,作出了价值判断,刻画了具乌托邦功能的"中华形象"和意识形态功能的"日本形象",并以此为基础构建了"东亚认识".柳麟锡试图激起东亚人共同的文化记忆,激发共同的情感,完成"斥洋"话语.柳麟锡建构起来的"中国形象"和"日本形象"属于译介学中的跨文化交际在思想化、主题化、情绪化层面上的表现和反映,它无法从根本上触动本土文学的形式和话语变革,但是却为探讨文化的接受、知识的再生产及其文学化过程提供了文本.     

话语、意图和语境

言语交际的过程从实质上是通过话语信息传递与理解交际意图认知过程。说话人话语与意图合作是普遍的语用原则。但由于语言本质上的不确定性以及间接言语行为的使用,话语和意图的关系经常呈现出两种不同的表现形式:合作与分离。听话人在领会意图过程中自然感到的对语境的依赖程度显示着话语与意图之间的距离,也决定着话语所表达的是规约含意还是非规约含意。     

交际意图在电视访谈中的展现——以《杨澜访谈录》采访希拉里·克林顿为例

言语交际是语境与话语相互作用的过程。谈话是以交际意图为轴心不断向前推进的,直至交际意图得以实现。以《杨澜访谈录》采访希拉里.克林顿为例,认真考察希拉里在语境与话语的相互作用下实现其交际意图的全过程,有助于加深对电视访谈节目中的交际意图的认识。     

从意向性理论看强调的本质

运用心智哲学的意向性理论对强调这种言语行为进行考察,发现强调是在心智的意向性作用下通过语言不同表征形式的反常化,象征性地突出某个语义成分的特殊性,以引起受众的特别注意。强调寄寓了表征主体的意向性态度,体现了主体进行话语表达时所作的主观努力,在信息意图的基础上凸显交际意图,实现其交际目的。     

学术讲座中元话语的三维关联

元话语是学术讲座中常见的话语形式之一.讲座人寻找关联性并选择元话语的过程可以通过三对概念进行衡量,即语境效果/加工努力、明示/暗含、以及概念意义/程序意义.这个动态的过程也同样制约着听众对讲座人交际意图的理解,因而听众应该在考察讲座人所使用的元话语与语境假设之间关系的基础上寻求最佳关联,以便获得最大语境效果.     

认知语境参与下的交际意图的实现及其模式

成功的交际就是交际意图有效的表达、传递以及辨识的过程.交际意图是一个复杂的动态系统.发话人对意图的表达和传递以及听话人对意图的推理和辨识也是一个动态认知过程.在示意——推理的交际模式中,示意与互明是交际意图实现的必要条件和标准.认知语境在交际中的语用制约和推理功能决定了它在交际意图实现中的重要作用.     

辽代上京留守选任研究

着重从家庭出身、入仕途径和仕宦资历等三个方面分析辽代上京留守选任,大量契丹世家大族和少量汉族入选为上京留守,体现出选任上京留守的民族性和一定的开放性,民族融合明显,契丹皇帝在选任上京留守时具有主导权,这些将对推动辽代五京留守研究起到积极作用。     

论“古诗”类五言诗及乐府诗在传播中的变异

以宇文所安的《中国早期古典诗歌的生成》和木斋的《古诗十九首与建安诗歌研究》对文本传播中的多种可能性的考辨为立论基础,"古诗"类早期文人五言诗主要应为宫廷乐府的清商乐歌辞,它们包括《古诗十九首》、苏李诗等,总数超过59首。由于多为宴会即席创作,它们有创作中显共性和传播中具变动性两大特点。因此在分析文本时应有充分考虑,同时亦应注意分辨歌辞、本辞。对《乐府诗集》所载奏乐时代情况的考证,说明了一向所说的汉民间乐府诗作如《陌上桑》等确非两汉乐府诗。     

东汉后期士人个体生命意识的觉醒

从思想文化与文学的视角看,东汉后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历史时段。政治的深度腐败以及相应的社会全面衰败,导致思想文化发生多元化转向:经学衰颓,道家思想强势回潮,佛教、道教也悄然兴起。东汉后期外戚、中宦和权臣角力争夺、相继专权的政治生态,给士人带来极大的政治风险,不止仕路艰难,甚至危及生命。东汉后期士人的处世心态也因此发生了极大变化:在趋向多元的基本格局中,更多呈现出疏离政权、重生保命的倾向。此种情形,推动东汉后期文学走向了自我和情感,走向了独立自足。     

论元末文人“崇陶”与“学陶”

陶渊明是元末文人共同尊奉的精神偶像,元末文人不仅从陶渊明的隐逸生活和崇高人格中培养起文人自我的独立价值,也寻找到了他们心灵与出处、行迹的精神支撑,并且在学习陶诗的过程中汲取丰富的诗学养料。而这种诗学取法也因他们对陶渊明的不同解读有不同的角度,他们学习陶诗首先主张从其人品出发,经过对其情性、人品的学习进而认识陶诗的内理;当然,他们也在陶诗中品味到对自然、宇宙的适意,以平淡之笔陶写一己之心灵与情绪。而两种不同的解读与取法实则培养了属于元末文人自我的诗歌风格。     

朝鲜诗家与山西诗人郭执桓的诗文友谊

郭执桓是清乾隆中期的山西诗人，与朝鲜诸多文士有“澹园联唱”之谊，扬名海东。朝鲜诗家欣赏其人品、学问，并称赞其诗歌“清虚洒脱”，有李白之遗风。郭执桓在中国并不是有名的诗人，而朝鲜诗家对他却颇为赏识，与当时中朝宗藩体系的稳定、两国文人交流的频繁有直接关系，同时也说明了清代中期两国诗歌交流的深入和繁荣。     

经学观念与汉乐府、大赋的文学生成

通过分析经学与“汉乐府诗歌”及“汉大赋”两者间存在的具体关联 ,笔者认为 ,没有经学的“王官采诗说” ,就没有汉乐府的设立 ;没人去采诗 ,那些饥者、劳者的歌唱也就得不到保存 ,也就难以进入到后人的历史视野中 ;没有经学的“主文而谲谏” ,也就没有汉大赋之所以为汉大赋“劝百讽一”的特定体式 ,文化观念对“文学史”的作用甚至可以大到决定一个时代文学现象的“有”或“无”。一个关乎中国文学史全局的事实是 ,汉代经学直接或间接地培育了中国人对诗歌文学的独特兴趣。     

清议性质与汉代乡里清议略析

“清议”一词概出现于魏晋时期,多用来指代士人的公平论政或泛指社会合理舆论.先秦时期,我国即有清议传统存在,开明君主为取得政清民和之目的,往往借此体察民情.汉代发扬了清议传统,在乡邑间、士人群体间、名士个人间,皆存在清议现象,东汉末年的“清议运动”更是影响巨大而深远.汉代统治者在用人制度上实行的“察举制”尤为重视乡里清议的作用.乡里清议的对象既有布衣平民,又有没落官宦之后或经明行修之士.而乡里清议的内容则注重孝悌、德行和才识.随着政治形势的发展,乡里清议亦渐显其弊.     

一代冠冕：韩元吉的诗歌成就及其影响

久为学界所忽略的韩元吉,被南宋人视为“一代冠冕”,诗歌多寓山河家国之感,苍郁俊劲、清腴朗润,成就与“中兴四大家”相伯仲。其诗学渊源得叶梦得指授,复影响陆游等中兴诗人,诗风蕲向“腴润”,对南宋诗坛“唐音”之复归起了导夫先路的作用,厥功甚伟。     

外国诗歌在我国出版和翻译的若干问题分析

诗歌的翻译追求的是一种信、达、雅的意境,“信”是指译文要准确无误,“达”是指译文要通顺畅达,“雅”就是指译文要优美自然,诗歌的翻译反映的是异域的风土人情,诗歌翻译对加强地区的文化交流有着重要的意义。但诗歌翻译过程中在诗词风格、文化意境、形体比喻及表现的手法上均存在很大的差别,外国诗歌在我国出版和翻译上存在不少的难点,将外国诗歌的意境在翻译的文体中体现出来是艺术性较高的一项工作。     

《古诗十九首》与汉末文人的生命意识

《古诗十九首》写出了文人对于生命的普遍感受,表现出强烈的忧生之嗟,其生命意识的萌发是汉末社会现实状况和文人生存境况外化的结果。这种生命意识具体表现为因理想失落而致的对原有生命价值范式和意义模式的质疑与否定;对生命本体意义的深切体悟与追寻;哀叹生命的短促,以"向死而生"的态度直面现实。《古诗十九首》的生命意识充满了深沉的悲剧意味,具有强烈的悲剧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