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新干涉主义的特定历史背景

美国新干涉主义是后冷战的产物.冷战后国际政治、经济、文化的新变化为美国国家利益实现的新方式--新干涉主义提供了特有的背景.国际力量对比的严重失蘅、经济全球化所带来的利益依存度的增加、非国家行为体--尤其是跨国公司发展,构成新干涉的基本历史背景面.     

新干涉主义:21世纪初国际秩序的主要威胁

新干涉主义是全球化形势下霸权主义新的表现形式 ,是冷战结束后霸权主义对社会主义国家进行战略威慑、对发展中国家进行征服和控制的政策工具 ,是打着“人权”旗号、披着“道义”外衣的强权政治 ,目标是建立美国领导下的“世界新秩序”。新干涉主义建立在美国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霸权的基础之上 ,不接受国际关系准则的约束、国际秩序的制约和其他国际力量的制衡 ,是 2 1世纪初世界和平与国际秩序的主要威胁     

从孤立主义到新孤立主义--论美国保守派的主流外交思潮在冷战后的发展与前景

新孤立主义是美国外交史上孤立主义思潮的再发展，两者都有明显的保守倾向。新孤立主义的兴起与美国外交传统和冷战后的现实状况有关，它主张对美国外交重新定位，修改全球干涉主义的原有思路。但这与业已巩固的美国主流外交政策价值取向相背离，因此并未对冷战后的美国外交产生重大的影响，其发展前景黯淡。但由于外交思维的惯性，它仍会在今后相当一段时期内存在。     

江苏青年学人

钮维敢 钮维敢,1974年生,安徽定远人,法学博士,现为中共江苏省委党校世界经济与政治教研部副教授.目前正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冷战后美国两洋同盟演化与国际格局转型研究"(13CKS029). 当代资本主义发展与世界格局变动基本是在冷战后国际格局转型与当今最强大的资本主义同盟体系——美国的大西洋同盟和亚太同盟(简称美国两洋同盟)——的互动关系上进行,美国不断加固与优化两洋同盟,利用国际格局中的结构性矛盾,力推国际格局向单极化发展.对此,有必要抓住冷战遗留问题的核心——冷战思维的特性,分析美国两洋同盟与当代国际格局转型的关系.这要求建立判断冷战两极格局瓦解的标准与当今国际格局变化中出现的冷战现象的界定尺度,探析国际格局变化及冷战遗留问题的判断标准与论证逻辑,并考察美国两洋同盟的历史条件与现实支撑.因此,该项目研究有助于认清美国两洋同盟的本质与国际格局变化趋势:冷战后,美国两洋同盟经历了摇摆动荡期、稳定调整期和优化发展期,在美国"重返亚太"进程中两洋同盟呈合流之势;而国际格局转型在美国两洋同盟的影响下难以尘埃落定,以至于几起重大国际事件使多极化进程遭受挫折.     

略论民族主义在冷战后的新特点及其对国际政治的影响

冷战后国际政治表现出民族国家之间既相互依存又突出民族主义。民族主义在冷战后有三个主要特点 :狭隘性、极端性和宗教性 ,这些特点对国际政治造成的影响是 :经济利益的民族主义、国际冲突加剧和国际干涉复杂化。     

冷战后美国国家利益的变化与"哑铃战略"

在40多年的冷战结束之后,美国的国家利益随着国际格局与环境的巨大变化而发生了相应的变化,美国需要在一段没有"对手和敌人"的历史时期内改造整个国际社会、控制国际格局的未来发展方向和性质,为美国未来可能遇到的威胁或挑战提前做好应对准备.目前正在实施的一种以"哑铃战略"为核心的全面战略调整,是冷战后美国将要长期执行的战略性决策,是对冷战后美国国家利益发生的变化所做的战略性应对.这一战略将持续相当长一段时间,可能要持续到21世纪中叶.     

"人道干涉"神话与美国意识形态

近年来“人道于涉”论在西方甚嚣尘上,其实,所谓“人道干涉”并无人道可言,“人道干涉”论只是西方为确立美国霸权下的世界新秩序所做的舆论准备,以此为法理依据的关国新干涉主义对非西方国家的安全和主权造成了极大威胁。美国海外干涉往往具有多重动机,包括国家利益和意识形态,后者除政治意识形态如民主、人权外,还包括民族意识形态即关国的道德优越感和全球使命感。美国意识形态与国家利益和国家实力三者之间的互动关系是理解美国外交政策尤其是美国新干涉主义的关键。     

冷战后美国的武力干涉对国际干预的影响

冷战后,美国的对外干涉发生了重大变化,采用了更为隐蔽的方式,即打着“人道主义”或“反恐自卫”的幌子进行武力干涉,严重违反了国际法基本原则。尤其是冷战后美国的4次对外战争对国际干预产生了极为恶劣的影响,其实质是强制推行西方的民主和价值观,是后冷战时代美国新霸权的反映。美国的武力干涉属于国际不法行为。     

总体和平下的乱像丛生与危机四伏——2011年全球安全形势综论

2011年的全球安全形势在总体和平的背后,隐藏着诸多传统与非传统安全问题,这些安全问题不仅变化快,而且应对难。其中美国战略重心的东移的影响在继续发酵和深化,世界主要力量中心汇聚于此,使得亚太地区已经成为全球安全问题的中心,而最为明显的是军备竞赛导致安全困境的加剧。而众多传统热点问题和新发生的热点,呈现出乱象丛生的局面,而一些问题在新的国际安全战略思维下还将发生深刻的变化,其中,作为冷战产物的北约在冷战后的干涉主义工具作用,发达国家的经济滞涨,国内问题的外溢和国际化,粮食危机和水危机并行等,均导致全球安全形势复杂且危机四伏。总之,2011年的国际安全形势乱象丛生、热点频发、影响深远、危机四伏。而只要西方大国不放弃傲慢、强势甚至无理的安全战略思维模式,国际安全局势很难有根本的改观,建立符合时代特色的全新国际安全机制迫在眉睫。     

朝鲜战争后日本经济崛起的冷战性分析

朝鲜战争后,因特需订单高涨,日本经济再次面临经济危机的危险,而朝战后的东亚冷战拯救并复兴了日本经济。朝鲜战争后为实施东亚冷战战略,华盛顿向日本开放美国市场,对日本产品实施零关税。美国支持日本加入关贸总协定,加入科伦坡计划,通过与欧洲多国签订三边协定,帮助日本重返国际经济体系。世界资本主义市场的获取特别是美国、东南亚、欧洲市场的进入为日本实施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战略创造了条件。东亚冷战背景和美国的远东战略为日本实施"经济立国"和"经济外交"创造了绝佳条件,美国的东亚冷战思维也希望日本能够成为一个地区强国协助美国实现远东冷战的目的。美国东亚冷战的历史性"恩赐"使日本能够幸运地搭上美国的东亚冷战战车,日本也在1967年迅速实现了经济的起飞。     

克林顿政府外交政策对中国"入世"的影响

针对冷战结束后美国所面临的错综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克林顿政府明确提出了美国外交政策的三大支柱,第一条即确保美国的经济安全.为此,克林顿政府以振兴美国经济为核心,在全球、地区和双边三个层次上建构服务于美国经济利益的全球经贸战略与经济网络.在经贸优先的外交战略指导下,克林顿政府与中国达成关于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有关协定,扫除了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最后障碍.     

冷战后东亚秩序的转型与中美两国的东亚战略

冷战结束后,伴随着世界秩序的转型,东亚秩序也处于缓慢的重塑之中。冷战后美国在东亚的核心利益是继续巩固并扩大在本地区的存在,为此它延续了冷战时期的联盟战略体系。由于国内经济建设、为缓解自身的崛起对区域内国家带来的压力以及改革开放后对外战略观念的变化,中国的东亚战略主要包括:融入美国主导的国际体系的全球主义战略、与区域内主要大国特别是美国保持合作关系的大国战略以及积极参与东亚地区一体化建设的地区主义战略,着眼点集中体现在承认而不是排斥美国在本地区的现实存在,通过开放性区域主义模式塑造东亚未来秩序,推动实现东亚地区的和平与稳定。     

论后冷战时期新保守主义在美国外交中的影响

文章解释了美国新保守主义的内涵,陈述了后冷战时期美国新保守主义的外交思想特点以及后冷战时期新保守主义对美国外交的影响,提出了新保守主义的产生、发展和壮大有赖于冷战的特殊环境。在全球化进程迅速发展,国家间的经济合作与依赖关系不断深化,所以会从根本上限制其对美国外交政策产生更大或更长远的影响。     

美国对华"认知困境"与对华政策变化轨迹

国家利益决定美国的对华外交政策,但国家利益的界定受到国际与国内政治变化的影响。冷战结束后,美国曾陷入对华关系的“认知困境”,由此导致美国在选择实现其国家利益的政策时往往陷入自相矛盾之中。貌似矛盾的政策,其实是由美国在不同阶段对国家利益的不同界定所决定的。厘清美国国家利益在不同阶段的内容及实质,是把握中美关系发展规律的关键。     

论美国政治理念对其中东政策的影响

本文主要论述了新保守主义、经济主义、现实主义、霸权主义和单边主义对美国中东政策制定和执行所产生的作用。特别分析了冷战后 ,中东政治力量对比发生重大变动背景下 ,上述观点对美中东政策的影响程度和发挥作用的方式。指出美国中东政策是在代表不同利益的多种观点共同作用下产生的 ,这些政策的运作同时也会受到国际环境的制约。     

冷战后美国亚太新战略及我们的对策

冷战后美国在亚太地区的战略目标是建立新太平洋共同体，扩大市场，促进工业国家的经济增长，促使发展中国家向市场经济持续前进，最终纳入全球经济轨道。目的是把亚洲与北美联系起来，通过太平洋两岸经济贸易，为美国带来更大的经济利益，巩固美国在这个地区的领导地位。美国是以经济、政治、军事为三大支柱，即以美国为主导，以西方价值观为标准，以经济合作为纽带，物质利益做诱导，并与民主、人权问题挂钩，以军事力量为后盾逐步实现其战略目标。针对美国亚太战略，我国应制定相应的战略对策。     

美国"新孤立主义"的神话

孤立主义作为美国政治文化与外交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主流地位早已为全球主义所取代,但每逢美国的国际处境恶化或国内问题突出,孤立主义便会抬头.就维护自身利益的目标而言,孤立主义与全球主义其实殊途同归.冷战后尤其是伊战以来,美国人的孤立情绪确实有所上升,但新孤立主义的政策主张更多地反映了某些特殊利益群体的需要,未必代表公众的普遍意愿.美国的世界地位、"国家风格"及其所面临的各种实际问题决定了它不可能真正放弃全球主义.     

评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

美国哈佛大学教授塞缪尔·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对冷战结束后的世界形势进行了独到的解释和预测，提出了建立国际政治的新模式，其核心思想是：后冷战时期的世界主要冲突之源不是经济或意识形态上的，而是文化上的差异。他认为，世界格局将取决于八大文明，即西方文明、儒家文明、日本文明、伊斯兰文明、印度文明、斯拉夫——东正教文明、拉美文明和可能的非洲文明的相互作用。亨廷顿敏锐地观察了当代尤其是冷战结束以来的国际关系，为国际政治注入了新的研究视角。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可能会对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的对外政策有直接或间接的影响。     

冷战后国际恐怖主义的新特征及其成因

冷战后的国际恐怖主义是一个新态的全球政治现象，日益更显出席卷全球的趋势，对国际秩序提出了尖锐的挑战，冷战后的恐怖主义具备主体类型多样化，小型化，手段科技化，网络化，高度随意性与高度组织化并存等一系列新特征，其成因主要两级格局消弭后宗种族矛盾释放，国家之间的利益冲估，高科技的普及与先进武器技术的扩散，大众传媒的负效应，现代化的异化因素等。     

官智合流:冷战时期美国“政治——学术复合体”初探

冷战对美国社会造成的诸多影响中,官智合流是最为深刻且最具争议性的社会现象。出于冷战需要,联邦政府大力扶助社会科学研究,客观铸就今日美国社会科学的国际地位;出于保卫"自由"的观念,美国学术界积极投身于冷战的战略研究与政策实践,并在某种程度上主导了冷战的进程。冷战危机下形成的"政治——学术复合体"随形势发展而不断变迁,迄今仍是主导美国国家安全决策的主要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