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特区治理困境的内生性:地方政府核心行动者的动力衰竭

改革开放以来,基于中央政府选择性试验模式下的渐进式体制变革,释放诸多发展元素的动能,有效促成了经济领域的巨大成就。经济特区作为渐进式体制转轨的活性载体,或者说中央政府改革政策选择的"试验田",发挥了不可或缺的导引作用。然而,近年来,经济特区治理困境逐步显现,表征多种多样,集中表现在政策、体制和功能三个层面。地方政府核心行动者动力衰竭是经济特区治理困境生成的内生性因素。基于心理契约违背模型,分析地方政府核心行动者动力衰竭的成因,表明了通过制度规引与愿景管理实现对地方政府核心行动者心理契约违背的防范的必要性。     

论生态治理中的中央与地方政府间利益协调

在生态治理中,拥有相对独立利益结构的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之间呈现出深刻的利益冲突。利益冲突的形成,不仅与地方政府辖区内的经济利益和自身利益有关,与嵌入在经济中的地方政府官员个人晋升微观政治利益和体制内软约束有关,还与地方政府行为短期化与届别机会主义倾向的经济行为有关。构建并实施生态治理绩效评估体系、生态环境问责制度、区域生态补偿机制,是推进我国中央与地方政府间利益协调的应因可行之道。     

地方政府合作意愿分配对区域全周期治理的营造与影响——基于4个都市圈中心城市的动态考察

“意愿-行为”构成了地方政府间合作全周期过程,合作意愿分配是地方政府有方向营造合作行为的隐性过程,地方政府的合作意愿分配何以驱动显性合作行为并由此形塑区域治理结构,是有待回应的研究命题。基于4个都市圈中心城市地方政府2012年至2021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分析了都市圈“中心-外围”治理结构下中心城市地方政府合作意愿对象与要素的分配特征以及意愿驱动行为的路径。研究发现,地方政府合作意愿分配是“意愿-行为”过程中的前置环节,通过对合作意愿对象的分配形成合作网络环境的营造效应,界定合作网络的风险、成本与文化。都市圈中心城市地方政府的合作意愿对象分配具有等级、辖区和地理三条路径,其对周边城市地方政府的合作意愿对象与要素分配形成了“中心-外围”治理结构下中心城市地方政府的个体意愿网络。都市圈合作的意愿网络与政策网络互构过程中,意愿转化为行为,驱动“中心-外围”治理结构形成。     

地方政府治理变革的困境与行政体制创新的路径——基于广东省的分析

基于对广东省自1978年以来地方治理体制变革的所有探索动作的研究分析,发现目前地方政府治理体制变革面临巨大困境,主要表现为6大方面:治理机器职责同构、治理机构组织复杂、组织寄生利益纷争、改革步序非一致性、改革路径极敏感性、人治痕迹干扰较大,提出以"组织重构"路径主抓三个领域的改革:(1)促进社会和谐发展的地方政府管理职能的解析与重构;(2)促进减层级扁平化的地方政府组织结构的更新与变革;(3)促进行政效能提升的地方政府人员素质的更新与进步;进而以地方政府行政体制的改革促进地方治理目标的实现。     

地方发展型政府的行为逻辑及制度基础

"中国特色财政联邦主义"和"分权化威权主义"这两种理论并不能有效解释地方政府的行为模式。财政收益最大化对地方政府行为的支配性,并不意味着分权的财政体制是发展型政府形成的充要条件。在分权背景下,横向问责机制对地方政府行为缺乏有效约束力,而以人事权为核心的纵向问责机制具有显著的局限性,由于信息不对称等因素,中央政府较少具备塑造地方政府行为模式的渗透性权力。横向问责机制的不健全和纵向问责机制的局限性,使得财政收益最大化逐渐成为支配地方政府行为的主导逻辑,并最终导致了政府选择性履行职能的局面。     

地方政府在环境治理中的角色错位及其原因分析

地方政府在环境治理中的角色错位的主要根据在于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企业、社会组织和公民个体等行动者或者说主体之间的关系结构,其中地方政府基于其自资源、价值取向、制度规则和利益关系扮演着的不同的角色,但在不少的环境公共事件和环境保护行为中,地方政府经常呈现出角色错位的现象。其根本原因在于体制的束缚,而社会力量不够强大和环保认知观念出现偏差则是地方政府角色错位的催化剂。     

地方政府生态环境监管:困境阐述与消解路径

地方政府是我国生态环境监管的关键主体,其生态环境监管效能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我国生态环境保护成效。但目前地方政府生态环境监管面临监管动力不足、监管体制破碎、监管效率不高、监管能力不足等困境,多重监管困境叠加导致地方政府生态环境监管效能不高。可通过优化政绩考核制度与完善分税财政体制调动生态环境监管动力,加强省级政府垂直监管与强化政府部门联合监管构建生态环境无缝隙监管体制,采用现代监管手段与创新监管方式提升生态环境监管效率,加强监管队伍建设与保障监管经费提高生态环境监管能力等途径,消解地方政府生态环境监管面临的主要困境,提高地方政府生态环境监管效能,充分发挥地方政府在推进生态文明和美丽中国建设中的作用。     

低碳规制的“效率困境”内生性因素分析——基于“认知-态度-行为”模型的调研

"十一五"期间,我国低碳发展取得重大成绩,但强有力的行政干预措施遭遇了"政策供给高成本"和"生活模式高碳化"的激励效率困境,低碳规制效率呈现出"中央-地方-公众"逐层递减的现象。政府作为低碳治理的核心行动者,其低碳理念、行动偏好和行动意愿是导致低碳规制产生效率损失的内生性因素。政府低碳治理的问卷分析表明,目前我国中央和地方政府已经具有了一定的低碳意识,但在低碳理念、治理动力和规制偏好上存在博弈性偏差。     

洞庭湖生态经济区政府合作机制分析

洞庭湖生态经济区建设涉及33个县市区地方政府,政府间横向关系复杂,彼此间存在着不同的利益诉求,只有建立良好的协调机制才能实现生态经济区的建设目标。多元化的政府目标、分割的政府管理体制和独立的行政区经济利益是建立地方政府合作机制的主要障碍。构建生态经济区政府合作机制应该规范地方政府生态管理职责和行为,建立组织机构协调机制,并从信息沟通、主体协商、生态补偿等方面完善运行机制。     

论经济性特区腐败治理的场域特点

经济性特区腐败呈现出与传统行政区腐败相异的特征,可概括为"数量众多、形态多样、影响甚广、较难治理"等几方面。要对经济性特区腐败进行有效的治理,就必须梳理出经济性特区腐败治理的场域特点,摒弃直接嫁接传统行政区腐败治理模式的做法,重构能匹配经济性特区腐败治理场域特点的腐败治理模式。相关活体因素的引入是建构这一模式的关键或者说路线图。地方政府核心行动者作为经济型特区拥有丰富公共权力资源和相对充分行动自由的主政官员,理应成为经济性特区腐败治理的能动主体。而地方政府核心行动者腐败治理动能的发挥则需从利益定位与价值导向、自我定位与集体作用、行为逻辑与行政模式等方面进行行为的重塑与规引。     

服务型政府建设过程中的“政府悖论”

“政府悖论”问题不仅存在于经济增长的过程中，同样存在于服务型政府的建设过程中，特别是像目前政府主导下服务型政府的建设，“政府悖论”问题显得尤为突出。供给的对立矛盾：管制供给过剩与服务供给不足；主体的双重属性：建设的主导者与改革的对象；建设目标的并存：保护与损害公共利益。社会文化的支撑与价值理念的转换；公民社会的发展与民众的参与；制度的重塑与政府发展战略的转型。     

宪政视域下的服务型政府建构

随着改革的不断推进与深化,与全球"政府重塑"、"政府再造"的声浪相呼应,服务型政府日益成为我国政府模式的新选择。而在国际竞争日趋激烈、公民社会日益多元的当下,路径的探究与选择则是服务型政府建设的关键所在。从宪政视角来看,服务型政府的建构需要从以下三个方面入手:一是积极树立公民本位的施政理念,增强服务意识;二是合理定位公共服务的职能取向,提升服务水平;三是健全完善政府行为的制约机制,强化服务保障。     

地方政府合作中的政府创新初探

地方政府合作是政府创新的一个重要领域.制度供给不足和分权化改革为政府创新留下了较大空间.在经济区域化、区域一体化的趋势下,通过合作解决跨界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的供给问题,提高民众对地方政府的认同,是地方政府在合作中进行政府创新的重要动力.当前,我国地方政府合作中的政府创新主要体现在地方政府自身的创新和公共服务供给方式的创新.促进地方政府合作中政府创新的扩散,应加强地方政府间的学习考察,加强区域合作组织间的交流互访,完善干部交流任职制度,建立地方政府信忠共享平台.     

政务微博与政府形象塑造

政务微博在塑造政府形象方面具有自己独特的优势,也有自身的缺陷,同时政务微博在塑造政府形象方面也是一把双刃剑,使得政府网络治理面临挑战。应抓住外部机会发挥政务微博在塑造政府形象方面的比较优势(SO策略),利用外部机会克服微博应用于政府形象塑造的劣势(WO策略),发挥微博的独特功能防范其面临的威胁(ST策略),"内外发力"改变劣势应对威胁(WT策略)。     

民本政府:服务型政府的新发展

随着服务型政府建设的深入发展,民本政府成为服务型政府深入发展的必然选择.民本政府是一种以民主法治为基础、以公共需求为导向,关注民生、开启民智、重视民意、服务民愿、保障民利,坚持以公众利益为终极目标的理想政府模式.以民为本是民本政府的核心,尊重民权是起点,执政为民是宗旨,公共需求是导向,公共利益是目标;政府创新是建设民本政府的基本途径,服务型政府新发展——民本政府建设是中国行政体制改革下一步的重要方向.     

责任政府与政府改革

本文通过对政府责任、责任政府的概念进行分析 ,说明责任政府是与民主制度、法治和公民自由相联系的政治理念。并且阐明只有在责任政府的构架内才有真正意义上的政府责任 ,政府才能对其行为负责任 ;责任政府从责任形式上可分为角色责任和义务责任 ,从责任机制上可分为行政、政治、道德、法律等方面。在此基础上分析了我国存在构建责任政府的制度环境和政治保障 ,探讨了责任政府理论对我国政府改革的启示。     

公共政府论

公共政府就是有效提供公共产品的政府.我国行政改革面临着从全能政府向公共政府彻底转变的历史机遇,这是形成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必然要求,是实施现代化第三步战略目标的必然要求,是适应世界贸易组织规则的必然要求.中国公共行政改革的目标是建立公共政府,合理划分公共领域、公众领域、私人领域三者的界限与范围,使政府更好地提供公共产品,使政府在公共领域真正起到全面服务的作用;并同时使市场机制在私人领域起到基础性的调节作用,使混合企业与民营企业全面承担起提供私人产品的责任.建立公共政府的途径是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和行政体制改革,使政府权力公共化、政府职能公共化、政府运行公共化、政府财政公共化、政府内部管理公共化、政府责任公共化,从而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求和全球市场化要求的公共行政体制.     

论服务型政府下的政府职能转变

在中国建设服务型政府,其政府职能转变基于本国国情及其历史发展阶段而有所差异;重点分析服务型政府理念下"公共服务"的具体领域对政府职能转变的要求;通过处理好政府与企业、市场、社会及公务人员的关系以期实现服务型政府.     

罗尔斯的政府理论

罗尔斯的政府理论建立在他提出的公平、正义两条原则的基础上，认为政府的目的是为了实现社会正义。在《正义论》一书中．罗尔斯论证了公平、正义原则的相对合理性，制定了政府蓝图，并从道德哲学的角度论证其正义社会的稳定性问题。本文主要梳理了《正义论》中的政府理论部分，并将罗尔斯对政府理论的零散论证汇集在一起，勾勒出罗尔斯论证思路的轮廓。     

开放政府论

开放政府是一种政府的理想状态,是构建高效、廉洁、务实政府的基础。开放政府要较透明政府、公开性政府更高一个层次,也具有更为丰富的内涵。公开透明政府、参与性政府、诚信的政府和尊重公民权利的政府是开放政府的应有之意,也是开放政府的衡量标准。我国要想达到开放政府的状态,就应该尽快建立起信息公开的机制、公民参与机制,努力培育每一位公民的权利意识,加快建立起政府和公民的互信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