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画语录》与《画谱》的比较研究

《画谱》不是《画语录》的定本,而是讹误百出的伪本。《画谱》还冒然地对《画语录》做了诸多删改,不过这些删改客观上尚未导致石涛画学思想的根本变异,删改者主观上也没想达成这种效果。我们似乎只能说,石涛思想被打了折扣。这些删改有些是因为理解上出了偏差,更多的则可能与中国古代尊崇儒学的风气有关,即借助思想锋芒的弱化和圣贤的感召力,便于书的流通与传播,便于石涛思想为世人所接受。     

《礼记·乐记》的人性论之再反思

关于《礼记·乐记》的人性论之性质问题,学界向来有两种不同的见解,即性善论和性可善可不善论。通过分析,不难看出上述两种观点的争论主要源于对“性”字的不同理解。《乐记》对人性的双重理解是可以统一的,这恰好体现了其人性论的深刻性。而通过将《乐记》的人性论置于儒家人性论的形成过程中来考察,可以更深入地把握其本身的性质和意义。     

资本逻辑的当代批判与反思——《资本论》哲学研究的关键课题

所谓资本逻辑实际上是资本主义“劳动过程”与“价值增殖”的内在统一,换言之,历史唯物主义的生产逻辑和资本逻辑是同一生产过程的两个方面,而不是两个相互独立的过程.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全面揭示了资本逻辑所具有的不可克服的内在矛盾,系统阐述了资本在再生产过程中所遭遇到的社会和自然界限.资本逻辑内在地指向了资本的自我扬弃与内在超越,只有从马克思的资本逻辑出发,才能真正理解当代资本主义的内在危机.从这个意义上来讲,资本逻辑是我们重新理解《资本论》哲学意义及其当代价值的一个重要突破口.     

人类和人性归宿的拯救之路——《乌有乡消息》与《月亮与六便士》之主题分析

《乌有乡消息》和《月亮与六便士》反映了不同时代作家对摆脱人类和人性困境方式的两种不同选择,代表了作者莫里斯和毛姆各自探求人类归宿——人类之归宿和人性之归宿的拯救之路。在人类的归宿上莫里斯选择的是拯救社会而毛姆则是自我拯救;在人性的归宿上,前者寻求的是精神和物质的高层次统一而后者则是精神和物质的超离。然而,《乌有乡消息》和《月亮与六便士》只是探求之路上的两个典型,更好地理解这一主题读者还需要踏上自己探求之路。     

先秦《老子》文本的演变——由《韩非子》等战国著作中的《老子》引文来考察

郭店楚简《老子》文本包含有今本《老子》共三十一章的内容,《庄子》一书涉及今本《老子》共十六章的内容,《韩非子》一书引用了今本《老子》共二十五章的内容,再加上《吕氏春秋》《荀子》《战国策》等著作对《老子》的引文,说明今本《老子》一书到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前,至少已具有了其中六十四章的全部或部分内容。而在这六十四章中,只有三十八章是完整或基本完整的《老子》某章内容,且它们全都出于郭店楚简《老子》和《韩非子》引《老子》,其他先秦诸书所引《老子》则属只言片语或概述大意。这又说明,到《韩非子》成书时为止,《老子》一书实际只有三十八章完全具有了今本《老子》的文本形态。今本《老子》的最后定型,应该是在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后,为统一思想由丞相李斯主持完成的。     

解读《长恨歌》——兼述日本现阶段《长恨歌》研究概况

《长恨歌》是以玄宗和杨贵妃为主人公描述爱的无限力量的作品。一个男人,如果真爱上一个女人,就会沉溺于中不可自拔,从而一味地向这个女人求爱;而一旦失去了这个女人,就会沉浸在无限的思念和悲叹之中,这就是《长恨歌》描述的爱的真实。这与《李夫人》一诗中用"苦"、"惑"等负面形容词来表达对爱美女的厌恶之情而达成"鉴嬖惑"的目的有着根本性的不同。白居易认为,《长恨歌传》是讽刺李杨沉溺情爱的文章、《长恨歌》是描写玄宗对贵妃之情爱的诗歌。由于有了《传》,"批判"的任务可由《传》一力承担下来,所以白居易就可以毫无顾虑地让"深刻的爱情"成为《歌》的焦点。     

互《水浒传》之文,见《红楼梦》之义——《红楼梦》与《水浒传》互文性琐论

《红楼梦》的创作明显受到了《水浒传》的影响,二者之间存在明显的"互文"关系。《水浒传》构成了认识《红楼梦》的重要"前理解"。《红楼梦》研究中若干争议性问题,置于这种互文关系中理解可以得到有效阐释。分析《红楼梦》在人物形象设计、结构安排、主旨寄托等细微处借径《水浒传》,探察其主旨并非专在表现男女爱情,而是一定程度上含蓄表达了对当时朝廷主流话语的逃离,特别是借助青春女子们的人生悲剧寄托了现实社会中曹家所遭受的"信而见疑、忠而被谤"的委屈,表达了作者的愤慨。     

《论语》的历史世界

文章通过对《论语》与历史关系的考察,展开对它作为经典的意义的论述。《论语》关涉的历史问题包括两个层次,即发生于前《论语》时代而进入《论语》的历史,以及后《论语》时代受《论语》影响的历史。作者认为,《论语》中,孔子的传经与论史是统一的。《论语》虽然不是原始的经,但也不是一般的子书,它由子而传,从传至经,地位不断提升。同时它也具有思想深刻的史著功能,《论语》对历史的评点,就是赋予相关人物、事件以历史意义的经典行动。这部经典同其影响下的以《史》《汉》为代表的史学传统,其文化价值应由此而得到理解。     

《论语》教学与“信”字解读

《论语》的“信”字和《中国古代文学》课的《论语》教学有密切关系。教学大纲对《论语》教学明确要求有两个方面：一是理解孔子的思想及伟大的人格；二是掌握《论语》语录体的特点。在《论语》教学中，应以孔子“诚信”教育思想为教学核心，通过对《论语》“信”的剖析解读，从“信”中领会孔子的思想，从“信”中看孔子的伟大人格，从而完成教学大纲对《论语》教学的具体要求。     

《诗经·商颂》作年补证

关于《诗经·商颂》的创作年代,虽然早在两千年前就有争论,但是直到今天这一争论仍在继续,并没有取得一致的见解。尽管主张"商诗说"的学者日占上风,但是并未取得决定性胜利。从春秋时期人们对于《商颂》的赋诗引诗情况来看,《商颂》应为商人所作,否则,《商颂》何以在春秋时期那么受人重视就很难解释。从《商颂》的性质和语言形式来看,《商颂》应创作于商代中晚期。在今文诗三家中,我们只能找到鲁韩二家主张《商颂》为正考父所作的证据,而找不到齐诗学者也主此论的证据;今文诗家不仅在《商颂》是否为正考父所作的看法上不统一,而且在《商颂》究竟是"商诗"还是"宋诗"的看法上也不统一,这些分歧也为"商诗说"提供了反面证据。     

从《左传》《国语》赋引之诗看《诗经·商颂》的年代问题

今、古文学派有关《商颂》年代的界定存在争论。由于争论多局限在文本所展示的语言、地理、历史、文化信息和前人有关《商颂》作年记载两个方面,因此至今仍未形成统一认识。转换论证角度,“称诗”之风在春秋非常流行,从《国语》《左传》的赋引情况看春秋“称诗”的基本特征,可以确定《商颂》为商人所作。     

“象”是《易经》的文字

《易经》的本质是"象",象是《易经》的文字,学习《易经》,是为了解读卦象符号,通过卦爻符号的解读,认识卦象符号的本质及其变化,从而认识理解《易经》阐发的思想,从本质上理解《易经》的真谛。     

以“天”为中心试析《列子》在先秦思想史上的位置

概念作为哲学体系的支点,对其进行分析可以深入理解该哲学体系的脉络。将不同思想体系中的核心概念进行对比,则有助于确认各思想体系之间的联系和发展顺序上的先后。本文以《列子》中的"天"概念为例,基于原文对其在具体事物、气化系统两个层面上的意义作深入剖析,并将其与《老子》和《庄子》中的"天"作对比,发掘《列子》之思想体系与《老子》、《庄子》的联系与区别,并由此得出《列子》之气化理论在先秦思想史上的位置晚于《庄子》外篇的结论。     

王阳明对《大学》的经典诠释

王阳明作为明代儒学发展的代表,他对《大学》有自己独特的理解,从他诠释《大学》的过程,可以发现其对《大学》古本的重视,对《大学》主旨的心学化理解以及对《大学》中概念与义理的独到诠释,他的诠释方式是以他的心学思想为基础的,通过研究王阳明对《大学》的诠释也可以更好的理解王阳明的思想。     

魏源对“《诗》亡然后《春秋》作”的阐发

自孟子提出《诗》亡然后《春秋》作之后,历代多有训解。魏源对历史上以颂、正雅或是变风之亡等来训解《诗》亡的各种说法都给予否定,认为应该从王者之迹熄来理解《诗》亡,只有这样的理解才可以认识到孔子著《春秋》为后王制法的微言大义,知晓《春秋》是对王迹的承接,而《春秋》承接王迹是通过五霸来实现的。与以往人们论五霸多推尊齐桓、晋文不同,魏源特别称许楚庄王,多或少也有赞美清王朝的意味。     

小说家《宋玉子》试探

《隋志》对小说家的理解源于《汉志》,其在子部小说家《燕丹子》附注提到的《宋玉子》,不应该是在集部著录的《宋玉集》,而是一部在唐初已经亡佚的小说集。宋玉既是著名辞赋家,也是有代表性的小说家,他的赋家和言语侍从之臣的身份与利用俳谐言语娱乐君王的俳优颇为接近。俳优小说是中国古代小说的重要一支,而谐隐、俗赋是俳优小说的主要表现形式。《隋志》编者对宋玉的重视以及对小说的理解,使其对已经亡佚的小说集《宋玉子》给予了特别关注,其所确定的宋玉的小说家地位值得我们重视。     

《礼记·乐记》与孔子“乐”之思想差异考辨

学界对孔子乐之思想的研究多结合《乐记》来展开,但是,实际上《乐记》虽然继承了孔子的乐之思想,却在一定程度上存在扭曲之处。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点:首先,孔子讲"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实是讲礼的规范作用,教民如何去做,而经荀子到《乐记》,则无限地夸大了乐的政治功能,甚至到了让人无法理解的程度;其次,对"郑声"的解释,后人多以《荀子》《韩非子》《吕氏春秋》《乐论》中的记载来加以理解,实际上这些书中的资料来源并不一定可靠,在很大程度上是对孔子乐之思想有过度发挥之处;再次,孔子既肯定乐的形式美,又重视乐的内容,提出的目标是"尽美""尽善",而《乐记》对此有篡改。总之,《乐记》强化了乐的教化功能,完全否定了乐的审美功能,僵化了乐的创作原则,从而使乐完全沦为政治的附庸、教化的工具,这是对孔子思想的过度发挥,在一定程度上扭曲了孔子的思想。     

欧盟合同冲突法的新发展——《罗马条例Ⅰ》述评

1980年《罗马公约》以公约的形式统一了欧盟合同冲突法制度,但随着欧洲一体化的深入,其日益无法满足法制统一化的要求.2008年《罗马条例Ⅰ》在秉承《罗马公约》有关规定基础上,从适用范围、当事人意思自治、未选择法律时准据法的确定方法、运输合同和保险合同的法律选择、对强制性规则的界定等方面发展了欧盟合同冲突法,以共同体立法的形式实现了欧盟合同冲突法的统一与变革,有力地推动了欧盟国际私法的进一步发展.     

女娲神话的现代阐释——《补天》与《女神之再生》比较

鲁迅的作品《补天》和郭沫若的作品《女神之再生》都是五四时期对女娲神话传说的现代性阐释,寄托了两位大家对历史的思索,体现了新文化运动的参与者对现实人生的不同理解和相异的价值判断。     

《五经正义》的问题意识与思想宗旨——再论孔颖达统一经学的思想史意义

唐代孔颖达等人之所以能够开启经学史上的统一时代,官学地位和知识学的成就固然是最重要的基础,但根本上还是由于孔颖达等人在整理经学遗产的过程中暗自融入了文人士大夫的一段精神命脉,其所表达的民本关怀和士人主体意识自觉构成了《五经正义》最为鲜明的时代内涵,其所澄清的儒学实践性品格乃汉唐经学区别于魏晋玄学、宋明理学的一个显著特征。只有联系古代士人传统,我们才能更深刻地理解《五经正义》统一经学的原因及其思想史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