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巴比伦时期土地买卖活动述论

古巴比伦时期,土地买卖活动成为一种比较普遍的私人经济活动.由于原始材料的缺乏和古代语言文字的障碍,国内学术界对古巴比伦时期土地买卖的研究,多年来一直没有取得大的进展.对于土地买卖的一些基本问题,如土地面积、价格等也一直模糊不清.作者根据最近发表的土地买卖楔形文字泥板契约,对土地买卖契约的基本模式、土地面积、土地价格、交易双方的身份等几个方面进行了分析研究.     

清代天山南路维吾尔社会地区经济发展之不平衡——以地权转移为例

清代天山南路维吾尔族社会私有土地所有制形态主要特点有：土地买卖的频繁程度、大量的土地买卖引起的纠纷、活卖占绝对优势等;在南疆地区,维吾尔社会已经逐渐接受了这种土地经营权转移的新形式。天山南路土地买卖的原因主要有：小自耕农的普遍贫困化导致私有土地买卖;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农业化商品化程度的增强,土地日益成为人们追逐求利的对象,因而土地的周转和土地买卖亦日益加快;高利贷引起土地买卖。     

试论清代清水江下游地区的土地买卖——以天柱县高酿镇木杉村为例

清代清水江流域土地买卖的主要原因是村民需要银、钱使用,次则缺米食用以及合卖、转卖等;其特点表现为:一是田产、山地、土、园地和房屋地基五类土地交易价格差异较大;二是道光二十年前多以银为货币,之后基本上以钱作为货币;三是部分保留了宋代以来"先尽亲房、再尽地邻"的传统,但有较大突破,土地交易的自由度加大,反映了清代宗法关系日益走向松驰;四是土地买卖趋向集中。木杉村的土地买卖凸显了清代土地买卖日益商品化的特征,对地方经济社会的发展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     

土地市场与农民间土地流转——基于江苏兴化市、黑龙江宾县两地调查

通常认为,明确农户土地产权和建立土地市场是扩大农户土地规模和减少土地细碎化从而增加农民收入、提高土地利用效率的必要条件.问题在于,为什么在允许乃至鼓励土地流转的情况下没有发生大规模的土地流转?产权和市场制度本身是否能带来大规模土地流转?本研究调查和分析了农地私有的假设前提下农民间土地买卖的意愿,并进一步运用Logit模型考察了农民卖地意愿的主要影响因素,发现现阶段土地具有很强就业保障功能,农民间的土地买卖供给和需求不能匹配,因而产权和市场制度并不必然扩大土地流转数量.     

土地应该归谁所有

目前我国农村土地所有权主体不清,导致地方政府对农民利益的侵夺不断,使本已严重的“三农”问题雪上加霜。因此土地所有权的归属必须明确,农民应该拥有土地的永久使用权,并可以对土地的永久使用权进行买卖、租赁、抵押等。国家作为社会的管理者,有土地的最终所有权。     

清代彝族地区土地买卖、典当和租佃分析

清代 ,彝族地区多种社会经济形态并存 ,口头约定或者立写契约作为土地买卖、典当和租佃的依据 ,体现出政治上的不平等以及经济上的剥削关系。汉族地主、商人到彝区买卖土地使一部分彝族“无田有赋” ,情况更加复杂。文章分凉山彝区和云贵彝区来说明这个问题。     

简析宋朝土地交易中的物权公示

根据宋代法律及司法判例分析,其土地买卖有较严格的法定程序,表现为对土地交易权利证书的相关法律规定.从法理上来说,土地交易权利证书反映土地物权的登记,即土地买卖的物权公示.物权公示的出现体现宋代物权立法之发展.红契是买主取得所有权合法凭证;到了南宋,砧基籍是田产底账,田产买卖,须准备砧基籍及契书赴县时行批凿,有契书而不上者无效.砧基籍是经过登记的土地物权证书,在司法审判中可起到证明田土产权的作用.批凿相当于不动产物权变动的登记,也起到对抗第三人的作用.宋朝土地交易公示具有独特安全价值和秩序价值.     

三代时期土地制度及土地关系流转的探析

三代时期是我国古代社会奴隶制度产生、发展以及向封建领主制转变的重大历史时期。这一时期普遍实行井田制,土地所有制性质为土地王有制,国家禁止土地买卖。公田与私田经历着自身的衍变,并向私有化逐渐迈进,正因如此,西周中期,土地关系开始发生流转,出现了土地的赏赐、出租、赔偿、转让和交换的现象。     

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进程中的农村土地制度创新

从农业转移人口分化视角,分析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与农村土地产权结构的适应性及其对土地利用方式的影响,研究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进程中的农村土地制度创新问题。研究结果表明,市民化程度较低的兼业者、农民工对农村土地产权具有现时性偏好,比较重视土地的现时价值,倾向于直接经营土地或以短期方式不完全流转土地;市民化程度较高的准市民、市民则对农村土地产权具有长期性偏好,比较重视土地的未来价值,倾向于以长期方式不完全流转土地或以完全方式流转土地。需要保证产权结构具有一定弹性,适应不同市民化程度农业转移人口的异质性需求;通过创设土地发展权,合理分配农村土地增值收益,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优化配置农村土地资源。     

清至民国天柱农村地区土地买卖原因探析——以清水江文书为中心的考察

土地是中国农民最主要的财产和经济来源。未在无奈之时,农民一般不会变卖土地。清水江流域存有大量的买卖土地文书,但其中写明具体变卖土地原因的较少。通过分析写明具体原因的文书,按出卖缘由对其进行分类,并加以考察诠释,可以知道天柱地区土地买卖的原因和人们的生活息息相关,是人们社会经济生活状况较为真实的反映。     

中晚唐“苦吟”内涵的再考察

中晚唐的“苦吟”不仅是一种苦思的写法,还有更多的内涵。第一,苦吟诗人在人群上以科举穷士为主,内容上以吟苦及苦闷的消解为核心;第二,苦吟还体现了穷士诗人在困境中逆俗自立的不懈追求,他们或倚之科举及第,或倚之实现立言不朽的追求,或倚之寄托心灵、实现精神生命的延续;第三,苦吟还是苦吟诗人苦中作乐的生活方式与癖好,他们把苦吟与休闲结合起来,使苦吟成为一种颇有吸引力的写作与休闲自娱相结合的生活方式,有的苦吟诗人吟诗甚至达到了成狂成痴的地步;最后,苦吟诗人在风格上有苦吟以求怪奇和精妙的审美倾向。     

清代中前期清廷的蒙古政策

以康熙朝为代表的清代中前期蒙古政策是研究清代宗藩体制变革的重要对象,清代中前期蒙古政策的特点在于:它在继承中国封建王朝传统宗藩体制的基础上对内藩政策实行着"中国化"的变革,实行着封建王朝"天下观"下的"中国意识"的萌芽与发展.清代中前期通过强化清中央政权对蒙古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统一"而非"一统",加强了蒙古各部同清中央政权统治下各民族的融合.清代中前期蒙古政策的历史贡献在于:它在封建王朝的统治下,基本上完成了对内藩的"统一工程",在很大程度上将清朝"天下观"下的内藩、属国作了很好的"内、外"之厘定,为实行"中国"由传统儒家意识下的"天下"向近代意义上的国家之转变作出了自己的贡献,并且完成了对蒙古等边陲区域的统一工作.     

论明朝中后期言官的蜕变

明中后期,言官群体发生严重蜕变,其表征主要有四:一,察劾失实,渎职敷衍;二,趋炎附势,明哲保身;三,贪污腐败,枉法残民;四,身陷门户,党同伐异。言官的蜕变对明中后期社会产生了恶劣影响,对明朝的衰亡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试论中晚唐时期的"銮舆播迁"

中晚唐时期,屡次出现皇帝因为各种危机而逃离长安即所谓"銮舆播迁"的现象.笔者通过具体分析指出,统治者素质的严重退化导致军事防御中一系列战略战术上的失误,而长安危急时的仓皇逃离又充分显示出其无能与怯懦;另一方面,统治者在仓皇逃离长安后却力求速为收复,其重要出发点是对长安财富与宫室的贪恋.正是基于这样的主观原因,统治者不顾关中经济残破、强敌侵逼的事实,继续定都长安并以政治权力维持其稳定与繁荣.这种定都格局,导致一系列连锁反应,对唐的灭亡乃至后世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资本下乡与新中农争地的社会后果研究

农民自发的土地流转模式催生出一批以耕种从亲朋好友间低价流转的地为生的在村新中农。夫妻俩以劳动力最大限度为界,通过经营适度规模的土地获得体面的村庄生活(新中农)。与此同时,在农村人口大量流出的背景下,这批在村种地农民变成村庄的中坚力量,成为村庄治理中的主体。然而,以政府主导、为吸引资本下乡所进行的土地流转正在摧毁这批中坚力量,还让外出务工村民长期处于失地状态。文章认为,农业政策应该致力于改善农业耕种条件,并守住耕地,保护好进城失败农民的最后退路,而非支持资本下乡打败新中农。     

南宋中期抗战主题奏议文研究

南宋中期抗战主题奏议文是指写作于南宋中期（约隆兴二年至开禧二年,1164－1206年）的一批呼吁抗战、反对议和,并以恢复中原为旨归而为皇帝出谋划策的奏议文,代表作者为辛弃疾、陈亮、陆游,另外还有胡铨、王十朋、叶适、杨万里等。以这类奏议为研究对象,分析南宋中期抗战主题奏议的文章风格：这类奏议兼具感发力与说服力,感发力主要是指情感上的鼓动性,表现为国耻民痛的实录、复仇决心的抒发,并且用极富节奏感与音乐美的语言来表达;说服力主要是立足现实的议论和严谨清晰的论辩层次,这类奏议抒情的感发力与说理的议论化,形成了它们的主体风格：雄辩文风。     

论盛唐法律体系的人文精神

盛唐法律体系充分体现了尊重生命的人文精神,其法律体系所蕴涵的人文精神以儒家的“仁者爱人”为其哲学思想基础,并以传统的民本主义为其政治思想基础。这一人文精神对完善我们当代中国的法律体系具有宝贵的借鉴意义。     

明中后期民间社会婚姻观念的变迁

明中期以后，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和人们观念的变化，民间社会的婚姻状况也发生了明显变化。婚姻观念上，门第、出身在婚姻关系中被淡化，而财富却占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婚姻类型上，寡妇改嫁婚、入赘婚、服役婚等非常态婚姻大量出现。这种婚姻状况折射出明代中后期社会风尚的变化及传统社会等级结构的松动。     

中晚唐苦吟格局中的僧诗

通过对中晚唐苦吟格局中的诗僧的探讨，指出在当时诗坛苦吟之风日盛的情况下，诗僧能融入时流，促进苦吟之风，将苦吟变成一种生命的需要，其创作行为本身就体现出诗僧诗歌创作的热力。     

论中晚明通俗小说产生的文化背景

中晚明发生在一个特定的文化背景上,此一背景由其时的社会思潮、社会风气、商人阶层的崛起、士商关系的调合等方面构成.此期通俗小说的发展正是在以上各方面的相互作用及影响下而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