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以生言性”的传统看荀子对告子人性论的发展

人性问题是贯穿告子和荀子思想的根本问题,也是贯穿中国哲学发展的根本问题,厘清告、荀二人在人性问题上的关系对于把握告子和荀子的思想具有关键意义。告、荀的人性论均建立在中国古代"以生言性"的论性传统上。后者对前者的发展可从几个方面来说:在"人性"的内容上,由本能欲望到官能能力;在"人"性善恶问题上,由无善恶到可善可恶;在道德实践方面,由人性能变到人性能善;在道德标准上,由义决定到礼决定。告、荀二人人性论的实质是通过后天的努力让人避恶为善,进而成人成圣。     

性善说的困难——以《孟子·告子上》为中心

孟子与告子有过数次辩论,其中最主要的内容是关于人性善恶的问题。孟子道性善,以为人性先天地、普遍地是善的,但在论证上还存在不少问题。在杞柳之辩、湍水之辩中,孟子说明了人性的自然性,但未能证明自然的何以必然是善的;在"生之谓性之辩"中,孟子分辨出"人性"之不同于"物性",但人之性何以必然是道德性,孟子也未能充分证明。孟子的性善说,道出了人性善之可能,但不能从理论上说明人性恶之不可能。而在"仁义内外之辩"中,孟子的困难在于无法排除一种"合乎道德"而非"出于道德"的义之可能。     

船山诗文赏析(九)

<正>夫性者生理也,日生则日成也。则夫天命者,岂但知初生之顷命之哉!出处:《尚书引义·太甲二》,中华书局版。赏析:这是王夫之对人性的基本论断,说明人性不是一成不变,而是随着生命的成长而日生日成的。在中国历史上,无论是孟子的性善论,还是荀子的性恶论,亦或是告子的性无善无恶论,以及程朱理学的性二元论,禅宗的"现成佛性"说,都具有某种先验论或不可变更的性质。王夫之批评了这种先天人性论,坚持认为人性是     

世硕与王充的人性论思想研究——兼论《孟子·告子上》公都子所述告子及两“或曰”的人性论问题

在本性问题上,告子属于“无善无不善”论;“性可以为善,可以为不善”更近于扬雄“性善恶混”论,而与世硕、王充的观点不类;“有性善,有性不善”,则与世硕、王充“人性有善有恶”的主张相同。世硕诸儒与王充,在本性问题上观点是相同的。第一种人性主张,属于“性一”之论;最后一种,则非。因此主张“性一”的竹简《性自命出》(《性情论》)篇,不属于宓子贱、漆雕开、公孙尼子和世硕这帮儒者的作品。     

性朴论视野下的儒家教育哲学

性朴论是被长期忽视的儒家人性论,它事实上是儒家教育哲学的核心理论之一。这种理论对人性之或善或恶持较中立的态度,但同时也肯定人性含有善的潜质。《荀子·劝学》、《礼记·学记》、《中庸》等儒家教育哲学经典,都有性朴论。《中庸》的名言"天命之谓性",说的不是善之性,而是质朴之性。是质朴之性而不是善之性或恶之性需要教化,这才是根本的儒家教育哲学理念。与性朴论相关连的儒家教育哲学,充分肯定了人性平等和人性的可变性,二者成为中国文化的基本观念。     

性朴论视野下的儒家教育哲学

性朴论是被长期忽视的儒家人性论,它事实上是儒家教育哲学的核心理论之一。这种理论对人性之或善或恶持较中立的态度,但同时也肯定人性含有善的潜质。《荀子·劝学》、《礼记·学记》、《中庸》等儒家教育哲学经典,都有性朴论。《中庸》的名言"天命之谓性",说的不是善之性,而是质朴之性。是质朴之性而不是善之性或恶之性需要教化,这才是根本的儒家教育哲学理念。与性朴论相关连的儒家教育哲学,充分肯定了人性平等和人性的可变性,二者成为中国文化的基本观念。     

孟子荀子人性论的比较观

<正> 就我国先秦时代而论,自从孔子提出人性问题以后,人性问题就逐渐成为思想家们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孟子提出性善论,荀子提出性恶论,告子提出性无善无不善论,也还有一些人提出性有善有恶论等等。不过,其中最有影响的是孟子和荀子的人性论。孟子和荀子都是先秦儒家的著名代表。孟子是继孔子提出人性问题之后,第一个系统地探讨人性问题、提出比较系统的人性论理论的人。他从孔子的人性论思想出发,发挥了子思“天命之谓性”的命题,提出了他的人性论理论。他认为“善”是人的本性,人皆有不忍人之心。他提出:“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恻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恭敬之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孟子·告子上》)这实质上是一种先验论的思想。当然,孟子并不认为,人先     

论"可欲之谓善"

"可欲之谓善"是孟子性命思想的一个重要命题.流行旧注未规定这"可欲"的思想内涵;今人则往往把"可欲"理解为人的各种情欲和功利性的"欲求",与孟子意旨不相切合.宋儒张羉以"四端"及"仁义礼智"四德规定"可欲之谓善"的内容是正确的.孔子从人的道德抉择的角度发现,行仁义是人心唯一可以不凭外力而"可欲"、"可求"者,是人之最本己的可能性.孟子循此思理,以"求在我"和"求在外"为据区分性、命,将这"可欲之谓善"建立为人性的内容;并进而揭示了人性之善所具有的先天内容及其实在性的意义."可欲之谓善"这一命题揭示出,人的意志自由是一个存在性的事实,而非像康德那样的一种理论悬设.这为孔子所开辟的思想和文化方向确立了内在的价值本原和形上学基础.     

生性、气性与情性——孟子性善论之论证前提分析

孟子性善论是儒家性善论的重要源头。他接受了先秦人性论的一些基本主张,将生性论、气性论和情性论作为性善论的论证前提。他在批判告子"生之谓性"的同时,把仁义礼智等道德属性看作人的天生属性,把纯粹至善的人体气质作为人性善的物质基础,把恻隐、羞恶、是非、辞让等自然情感看作人的本性,系统论证了自己的性善论主张,构建了自己的人性论学说。这种人性论在申明人性善的同时,暗含了性与气、情等范畴的内在联系,对后世儒家的人性论建构产生了深远影响。     

论荀子为性趋恶论者，而非性恶论者——兼论人性发展三境界

荀子性恶与孟子性善的分野在于苟子以生言性,他的性是人生而具有的自然情性,其伦理境界表现为质朴的德性发展的本质和潜能,这是对告子老庄思想的批判、继承;在道德生活中,“悖于性而反于情”的伪使之复归于善。对苟子的人性不能以非善即恶的绝对的、既定的价值角度来考察,而需以动态的、层次的、发展的视域来观察人性的总体趋向。苟子性朴-趋恶-善伪的知性发展理路与黑格尔伦理——教化——道德的致思路径是相契的,反映了中西方性恶伦理思想在精神上的契合。     

《蝇王》:“日神”与“酒神”的人性冲突

为揭示人性恶这一主题,威廉.戈尔丁在《蝇王》中精心营造了一个观察人类本性的理想环境。在这里,人性的善恶借助日神精神与酒神精神的艺术冲突得以充分展现。这里的日神精神与酒神精神不是按照小说中拉尔夫和杰克这两个角色进行的二分法,而是两种精神在同属某个角色基础上的冲突和较量。     

生态中心主义平等与统筹发展观

人类中心主义根本否认自然的价值、生态中心尊严和权利,割裂了人与环境的共存和谐关系,其结果严重损害到人类自身的利益;生态平等的思想唤醒了人们的生态意识,把道德关怀的对象扩展至所有存在物。但是,生态中心论者认为自然与人有同等的地位和权利,否认人的主体性,把这种理论付诸实践,同样不利于人类的发展。十六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了以人为本和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以及“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崭新理念,是我们今后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重要指导思想。     

中国古代人性论之流变

人性善恶是哲学思想史非常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中国古代思想家对此十分重视。关于人性善恶问题,不同时代的贤哲有不同的观点和论述。孟子以人有四端言人性善,荀子因人好利恶害、贫愿富、贱愿贵而云人性恶,汉唐思想家据善恶之异,将人性分为三品,宋理学家分先天与后天之人性,言天命之性善、气质之性恶,清儒以智,人也;不智,禽兽也,竭力张扬人性之善。不同时期的善恶之辩,争辩的目标指向各不相同,善恶内涵也因此发生变化。     

“以形写神”说与“天人合一”观

“天人合一”思想反映了中国传统哲学从整体把握宇宙万物,实现人与自然相通相和的精神境界,为古代中国人提供了一个具有普遍性和稳定性的思维模式,是一种成熟的宇宙意识和诗意的人生理想。顾恺之绘画理论和绘画实践的“以形写神”说是从“天人合一”的整体思维出发,将“形”与“神”的范畴加以综合,以人、自然、神灵三者的融合为表征,体合宇宙精神,达到“通天人之际”神人以合的精神境界,从而实现画家的理想人格。     

论《白鲸》中的象征主义

《白鲸》是美国作家赫尔曼·麦尔维尔的代表作,被认为是世界上最有象征意义的小说之一。本文将对小说中的象征主义进行探索性的分析。象征主义在小说中无所不在:裴考德号全体船员的最终灭亡,象征着人类在社会、自然及至宇宙的命运;这艘船的名字本身就象征着灭亡;而它的船长亚哈伯是人类本质中邪恶的一面的象征;这次航海本身象征着对人类生活最终真理的追求;白鲸既象征着那庞大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又象征着自然,而它的白色象征着纯洁和无辜。     

论《古船》中的人格理想

《古船》的主导价值显示为对人的本质、人性、人格理想以及人类自我救赎使命问题的密切关注。它提供给我们的是在"人原本是什么"的基础上的"人应该成为什么"的证词。《古船》中,探寻人格理想境界的任务主要是由隋抱朴来完成的。而道德人格、智慧人格和独立人格三者的结合,构成了《古船》中人格的理想境界。     

论先秦儒家的人性观

先秦儒家的人性观主要体现在孔子、孟子和荀子的学说中。在孔子那里,人性虽然没有被独立加以讨论,但是他似乎主张人性无善无恶。孟子主张人性本善,而荀子则主张人性本恶。他们之所以这样明确地提出自己的论点,是因为这种主张构成他们政治理论的基本前提和出发点。     

为善何以“可而不能”:荀子论说中的意志自由问题

荀子在讨论为善问题时,对"可而不能"的现象做了探讨。为了论证"途之人可以为禹",荀子提出,途之人对仁义法正有"可以知之质"与"可以能之具"。借助亚里士多德有关潜能(energeia)与现实(dunamis)的区分,可以认为,荀子是说途之人具备知与能的潜能而非现实。在荀子那里,"能"作为一种德行,表示实践或行动中已实现或完成者。在解释"圣人可积而致,然而皆不可积"现象时,荀子又提出"可以而不可使"的说法,即人可以为而不为,是因为不肯为,亦即不愿为。这里已涉及道德行为中的意愿或意志问题。在这个问题上,荀子与亚里士多德的观点不无相似。但与后者不同,荀子理解的意志或意愿已不完全是个体主动的自由的选择,而带有某种必然的意味。荀子又认为,人之所以想做好事,是因为性恶,因为事物如果短缺什么,就会自动寻求满足。这个短缺理论让人想到奥古斯丁对恶的解释。站在现代立场,对荀子的短缺论可以提出如下批评:自由意志只是人道德转化的必要而非充分条件,道德转化能否成功依赖于道德行为主体与其社会文化环境的复杂互动,其中亦不乏道德运气的因素。     

简论张载“天亲合一”的和谐思想

张载在本体论上提出了"气"说,认为天人一气,天人同质,打破了天人异质学说中的等级界限。在此基础上他又提出了天人同性的"太虚"说,认为"太虚"是天地和人的精神意识的本原,由此人就具有了天地的健顺之德。他强调人的自我道德修养,并提出了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思想,同时还从生死观方面论述了人心之和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