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务运动再探讨:近代文明规律下不自觉的文化启蒙运动

两次鸦片战争后 ,面对中西文明的巨大差距 ,为了国家或朝廷的生存 ,洋务派发起了以“制器”、“求富”、“采西学”为主要内容的洋务运动。其本意只是“西学为用” ,但在近代文明规律的牵引下 ,这些活动却发挥了近代文化启蒙作用     

16、17世纪中国社会与科学价值观论析--对"李约瑟难题"的思考之一

“李约瑟难题”即中国科学技术领先世界几千年 ,近代科学革命为什么没有在中国发生的问题。从 1 7、 1 8世纪中国社会与科学价值观关系来诠释“李约瑟难题”十分重要。我们看到“西学派”的价值观是积极地从科学自身出发 ,学习“泰西之学” ,而“会通派”则从“西学中源”来对待“西学”。     

论康熙的西学观

康熙的西学观,是在国家治理的实践中,在学习、反思和批判地吸收西学的过程中形成的。康熙认为,学问不分中西,凡有用者皆吸取之;衡量学问、判断是非要以事实为取舍依据,以科学测验为判断标准;西学的方法不仅是实测和实证的,而且要把事实的验证与一定的逻辑推导有机地结合起来。康熙对待西学的态度是学以致用,批判吸收,任何知识和学问都要有利于巩固封建统治并适合中国的国情;其西学观的价值取向是实用性和坚持“西学中源”说。在西学观的指导下,康熙应用西学取得了突出的成就。     

“西学中源”说及严复对其批评与反思

所谓“西学中源”是指西学源自中国,西方文化,中国“古已有之”。这种说法在中国近代十分流行,成为一种颇为引人注目的文化现象。对此,近代有识之士曾做过批评与反思。其中,严复表现得最为典型,剖析得最为深刻。下面我们依次做一论述。不管是“西学中源”说,还是“古已有之”说,都是中外文化交流过程中一种国民心态的折射反映。魏晋时期,佛道之争甚为激烈,道家为反对和压制外来的佛学,提出“老子化胡说”认为道家祖师老子是佛教始祖释迦牟尼的先师。这可以说是近代“西学中源”说理论     

明清之际“西学中源”说考析

“西学中源”说是明清之际中国士人接触西方文化后产生的一种思潮。这一思潮的形成经历了一个发展过程。它滥觞于晚明徐光启、李之藻等人，又经明末清初方以智、王锡阐、王夫之等发挥、引申，至梅文鼎集其大成，最后经康熙御笔在《四库全书总目》中“钦定”，从而成为学术界颇具官方权威的流行思潮。与这一过程相联系，“西学中源”说的基本内容也随时间推移由简至密，即由最初“学理相通”的推测，发展到“学脉相承”的辨析，进而深入到“历史事实”与“分支学科”层面进行具体而系统的考证。“西学中源”说对明清之际中国文化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一方面它有助于减轻西学传播的阻力，舒缓汲纳西学的顾虑；引发对中国文化展开初步反省；推动中西文化的融合、“会通”，以及对优秀传统文化遗产的继承、发掘与整理。另一方面，它的流行，限制了国人汲纳西学的视野；不利于进一步吸收、消化西学中的优秀文化成果；不利于近代科学思维方式和研究方法的确立     

胡适的“科学方法论”思想与中国传统治学方法

在科学方法论的建构中，胡适把杜威的整体哲学化约为方法，并以此来观照中国传统文化；同时在西学观照中与中学双向互动，相互改造，由“五步法”改造为“三步法”，再由“三步法”演变为“十字法”，最后到“四字诀”。胡适重构方法论的思路已从标榜西学到融合中西，终至偏向传统朴学。由于胡适的中西文化融合只限于文史治学领域而无法完全达到哲学层次，因而很快被郭沫若等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方法论所代替。     

中国认识、处理中西文化及其相互关系的历史与逻辑

中国认识、处理中西文化及其相互关系的历史大致可以分为下述这样四个阶段:一是认为中华以外均不学无术的“蛮、夷、戎、狄”,他们无任何值得我们吸取的东西可言的阶段;接着是认为西方的坚船利炮乃“法、术、艺,不足以言学”的阶段。与此相对应的是“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借法自强”、搞洋务运动,引进西方近代工业,学习其先进的科学技术和发展经济的方法;第三阶段是认为西方文化也是一种学问—“西学”,不过它仍不能与中国文化相提并论,只是一种次要的学问,而且就是这些学问也是从中国传过去的。这就是所谓的“西学中源论”。与此相对应的社会运动是想改变社会制度,先是搞“戊戌变法”,想引进西方的君主立宪政体,然后想搞“民主共和制”;第四阶段是把西方文化称作“新学”,与此相对应的中国传统文化成为“旧学”,于是出现了“打倒孔家店,全盘西化”的“五四”新文化运动,认识到要从根本上改造中国,必须改变其社会文化土壤,“全盘西化”。开始是全盘“法兰西化”,接着是“全盘俄罗斯化”。苏联解体、东欧易帜后,这些国家都放弃了“俄罗斯文明”,重新回归“西方文明”,经过七八十年的重大曲折,对照苏、东易帜后又开始迅速恢复、发展,中国越来越多的人也感到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前提下,还是要好好学习“西方文明”,来加速自己的现代化进程。     

中华传统文化与现代化

如何看待中国的传统文化,这是1840年鸦片战争后直至今天,始终摆在中国人,乃至世界上对中国问题感兴趣的专家、学者面前的一个既旧又新的课题,是一个中国近代化、现代化过程中不可迥避的问题.1840年鸦片战争始,一个泱泱大国,一个古老的民族,开始坠向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深渊.西方殖民主义者的坚船利炮打得东方的古老帝国体无完肤.那么,问题究竟出在哪里,为什么做为四大文明古国之一的中国,却被西方殖民主义者,带着用中国发明的火药制造的大炮,用中国人发明的指南针导航的坚船敲开了中国的大门?这个问题困扰着中国的有识之士.这些志士仁人在苦闷彷徨后,从开始仿造外国的船炮到对中国的传统文化进行反思,引发了一场有关中国传统文化的论争,由此拉开了中国近、现代化中如何评价、对待中国传统文化论争的序幕.在中国近代史上,“中”、“西”、“体”、“用”四个字的排列组合的争论不休: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还是“西学为体,中学为用”.就是这场文化论争的具体表现.进入本世纪,以“五·四”运动为标志,中国进入现代社会的门     

论洋务文化的生成机制

洋务文化是中西文化嫁接的产物。由于这种嫁接依托于社会经济的变动 ,从而实现了中西文化的实质性对接 ,并使中国传统文化发生变异 ,形成了新的文化格局。决定洋务文化特色的社会机制是在“内忧外患”危机中涌现的洋务派官僚及其知识分子 ,反对办洋务的顽固派也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新文化的走向。左右洋务文化风貌的文化机制 ,则是西学和中学相互融合过程中产生的洋务思潮 ,其中“西学中源说”、“中体西用论”和洋务文化联系最为密切     

《格致古微》与晚清“西学中源”说

:近代中国面临的是一个千古不遇的变局 ,西学在西方势力的裹挟之下 ,猛烈冲击中学。“西学中源”说曾是国人认识和处理中西文化关系的有力学说 ,《格致古微》作为晚清“西学中源”说的集大成者 ,其内容及论证都既继承前人又有发展创新。本文以《格致古微》为中心 ,力图通过对晚清“西学中源”说的流变、特征、功能的切实考察 ,并以此与“中体西用”作比照分析 ,从而寻绎出近代中国文化进步及社会进化迟缓的原因之所在     

中国古典学术向现代的迈进--严复、刘师培吸纳西学之比较

清末 ,国学大师刘师培热衷于吸纳西学并在交融中西学术方面做了不少工作 ,这与严复及其译作带给他的影响关联甚多 ,严复可谓刘师培在学术上中西交融的引路人。不过 ,严复往往是站在西学立场上把握中学 ,以西学为坐标评判中学 ,故多强调中西学相异之处 ;刘师培则是要用西学佐证中学 ,故更强调中西学相通之处 ,即同的一面 ,甚至有“西学古微”的倾向。之所以有此不同 ,与两人学术观的差异密切相关 ,即在处理中西学关系的问题上 ,严复的“归求反观”与刘师培的“借西学证明中学”在立足点上存在差异。在对西学的了解程度上 ,严复也远超刘师培 ,但刘氏对西学较严复为浅的理解 ,却体现了当时多数士子接受西学的状态。在中国古典学术逐步与西学融合从而迈向现代形态的过程中 ,这种对西学看似简单、肤浅的接受 ,恰恰发挥了重要作用。     

晚清“西学中源”说再认识

以往的论者们多因晚清“西学中源”说的消极性而对其 加以全盘否定，其实，“西学中源”说更多地起着消除人们心目中的抵触情绪、睁开眼睛了 解西方世界等积极作用。其在近代中国思想文化发展演变过程中占有特定的历史地位。     

“西学中源说”与中国接受西学的初始心态

西学作为一种新事物,国人的接受有一个较长的时间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国人对待西方文化的心态也在不断发生着变化。西方文化自明代大量传入时起,就引起了许多人的浓厚兴趣,但同时给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些根深蒂固的观念带来了冲击。"西学中源"思想,是清代阐述中、西学关系的主要论调。"西学中源说",一再强调了中国文化的绝对优越性,形成了一些固定的偏见。"西学中源说"与清代尚古之风互相呼应,使中国传统文化在清代得到了空前的重视,西学中的科学精神进入中国的通途就此阻塞。就在我们认为西方科技是"暗伤王化"的"奇巧淫技"、醉心于乾嘉汉学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西方的工业革命的萌芽已悄然萌发,从此,中国和西方在科学技术和生产力水平上的差距日渐加大。     

论中朝两国近代西学之对应

近代中朝两国西学之对应是东西文化交融与选择的过程。作为同属东亚儒学文化圈内的中朝两国 ,虽然近代面临着相同的境遇及共同的任务 ,但因各自所处的历史条件之差异 ,两国在摄取西学的具体途径及近代文化的形成上具有各自的特点。近代中国西学以“制夷”为前提 ,因此其“师夷”显得被动 ;近代朝鲜西学则以“变法”为特色 ,因其“开化”更显自主性的特征。     

文明史的研究思路-以宋代中国的历史为例

文化史与文明史是两种不同的思路。从埃利亚斯《文明的进程》中 ,我们获得的启发是 ,文明史研究的主要是文明观念———包括道德伦理、规则常识的建构过程 ,象征着民族的同一化趋向 ,而文化则相反 ,表现了民族的自我和特色。以宋代中国的历史为例 ,起始的“一道德 ,同风俗”建构起来的“文明” ,才是现在我们说的“传统文化”或“文化传统”     

晚清对西学的两种误读──论钟天纬的西学观

鸦片战争以后，中西文化开始全面交汇。中国人在认识西方文化时，往往囿于已有的概念和思维方式，对其产生了种种误读，导致一些错误认识流行一时。如时人普遍将西学等同于“格致”。钟天纬这样一位在沪上无名无位的普通洋务知识分子较早地察觉到了这种因中西概念的简单比附所造成的对西学认识上的歧误，并开始理性地反省这一误读。这种反省达到怎样的深度，是否克服了误读、有无局限性等则是本文探讨的主旨。     

晚清经世致用思潮对康有为早期思想的影响

晚清经世致用思潮在近代西方文化传入的条件下已注入了新的内容,它成了沟通“中学”与“西学”、“传统文化”与“近代文化”的桥梁,是近代思想家、政治家从古代迈向近代的思想动因。康有为就是在这种思潮的影响下,冲破传统文化的束缚,转向“西学”寻求“经世”的途径,最后成为资产阶级维新派的领袖。     

探索近代文化轨迹的新创获——耿云志主编《近代中国文化转型研究》读后

九卷本《近代中国文化转型研究》,将鸦片战争至新文化运动视作中国文化近代转型的一个相对完整过程,揭示转型的外在条件、内在机制及内外互动关系,探讨近代中国文化转型的若干关键环节及基本理论问题,其关于近代转型内因与外因主次关系的分析,关于"中体西用"论及"西学中源"论生成机制的分析,关于"改良"与"革命"的歧异性与同一性,皆提出颇具创识的评议。全书于坚实的考辨中,透现出平允而又卓异的史识。     

西学东渐中的科学与儒学关系

西方科学在中国的传播过程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传教士学术传教期;洋务派技术引进期;先进知识分子科学传播与启蒙期。这三个阶段以儒学与基督教的斗争为基本背景,始终贯穿了科学与儒学的冲撞和融合。其间,儒学主流对待西方科学的态度上演了排斥、同化、限制三部曲:传播初期,儒学主流对西方科学主要持排斥态度;当西方科学充分显示其先进性,并在天文、历法、地理等领域站稳脚跟时,儒学主流则开始通过倡导"西学中源"说,企图把西方科学纳入到儒学轨道;当同化归于失败而西方列强的入侵又迫使中国不得不大规模引进西方科学技术时,严格限定科学应用范围的"中体西用"说便应运而生,并逐步占据了儒学的主导地位。这一西方科学传入过程表明:科学与儒学具有某种根本上的对立;但这种对立是相对的,可以转化的;最大限度地适应科学的发展是儒学未来发展的基本方向;儒学必定成为促进科学发展的强大文化力量。     

康有为的“托古改制”论与“西学中源”说的关系及命运

戊戌维新时期，以康有为为首的资产阶级改良派突出地用“托古改制”论鼓吹维新变法。人们在探究“托古改制”论渊源时，较多地考察其与廖平等人的今文经学的关系，其实，“托古改制”论和今文经学仅为形似，和“西学中源”说的关系则甚为密切。对此，迄今几乎无人论及，本文拟对此兼及“托古改制”论的命运作一探讨，以求教于方家。一、康有为曾经深受“西学中源”说影响人们熟知康有为是近代“托古改制”论的发明者，但很少人注意到他在发明这一理论以前，是“西学中源”论者。“西学中源”说先于“托古改制”论问世。明末清初，欧洲传教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