驻京办职能的“异化”及其体制性根源

驻京办作为央地关系的重要结点,其合法职能是信息沟通和公共服务.但分税制后,驻京办的职能有"异化"为探秘、截访和公款行贿的趋势.从行政集权与财税分权的悖论现象来看,影响中国央地关系的基本机制有相机授权、地方竞争、晋升锦标赛和预算软约束等,这些正是驻京办职能"异化"的体制性压力、动力和条件.因此,解决驻京办问题的根本对策是推进中央授权机制的制度化,改革中央对地方的激励机制和强化预算约束,从体制上消除央地间权力配置的不透明、不确定和不公平.     

中共八大前后中央与地方分权的两条思路探析

中国是一个地区发展不平衡的多民族的发展中大国,中央与地方如何分权既是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也是一个切实的实践问题。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为了改变中央高度集权的管理体制,中央开始向地方分权,并在实践中形成了渐进式分权和激进式分权两种方式,各自取得了不同的成果,这为今天处理中央与地方分权问题提供了历史的经验教训。     

集权与分权:近代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变迁

文章首先以集权与分权这一矛盾为主线,缕析了近代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的博弈过程:清代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从中央高度集权一步步迈向地方独立分权;北洋政府时期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表现为中央财政严重削弱,地方财权恶性膨胀;国民政府时期,通过变化频繁的财政体制改革以强化中央集权,收回地方财权。随后,从保持一定的中央权威、界定政府财权与事权、赋予地方独立税源以及完善财规、建立激励约束监督机制等方面揭示了近代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的变迁对当今正确处理中央地方财政关系的启示。     

分权改革与国家治理:中国经验分析

中国被认为是一个中央集权国家,在计划经济年代,这种集权体制限制了社会的活力,影响了财富的生产,制约了整个社会的发展。因此,分权化成为政府改革的主要方向。从中国30多年改革开放的过程来看,20世纪80年代的分权改革、20世纪90年代的精简机构、2000年以后的转变政府职能等一系列改革表明,虽然政府改革的主题不断变化,但改革的总体方向保持了持续性——分权化。但是,这种分权化改革也产生了国家权力"碎片化"的倾向,没有实现集权与分权的均衡。为此,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将这种分权化进一步表述为中央与地方、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关系的调整。中国的经验显示,国家治理需要处理好集权与分权的关系,要解决好国家发展活力不足以及部门本位、地方保护、寡头分割等问题;分权化的目标不是重新切分"权力蛋糕",而是实现治理变革;分权化改革应该坚持的原则是让企业、社会和公民最大化受益;分权化改革必须与促进统一性和均等化的制度变革同步进行。     

集权与分权结合：多校区大学管理的必然选择

随着高等教育的发展,高校多校区管理问题越来越复杂,这其中包含集权与分权的问题。处理好集权和分权的关系,是大学多校区管理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运用集权与分权的策略在于授权,在授权过程中求得集权和分权的平衡。     

调控预算外投资的必要性及其途径

一、调控预算外投资的必要性预算外投资膨胀是当前我国经济建设中的突出问题。我国固定资产投资增长速度大大超过国民收入的增长速度,固定资产占国民收入的比例过重,超过了国家财力、物力所能承受的负担。其中主要是预算外投资增长过猛。过去预算外投资占总投资不足10％,现在上升为50％以上。预算外投资膨胀除了造成固定资产投资膨胀八大危害之外,还有如下几种表现: 1.冲击国家计划。预算外投资规模过大,预算外挤预算内,地方挤国家,一     

“野马”今欲何往

伴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艰辛历程，有一种普通国民还不熟悉的东西，一直在悄悄地、但又是昂奋地、实实在在地影响着国人的经环生活环境，诱导着国家机器的不良运转，推助着社会秩序的非健康侵蚀。这就是预算外资金。在财经理论界，它被称为一匹成纵不羁的"野马"。"放权让利"：放出一匹"野马"什么是预算外资金？现实或暂时的概念是：预算外资企是由各地区、各部门、各单位自收自支，不纳入国家预算管理的财政性资金。追根溯源，预算外资金产生于建国之初，在高度集中的财政管理体制下，它的初始形态表现为留给地方、部门和单位极为有限的机动财…     

俄罗斯财政分权与软预算约束

分权与激励是当前财政分权理论研究的核心主题,俄罗斯联邦财政体系的从无到有,为以自主权为主线研究分权对政府行为激励提供了典型案例。自经济转型以来,软预算约束一直是俄罗斯分权领域最重要的激励机制之一。总体来说,俄罗斯没有形成硬预算约束的有效机制,由于地区和地方政府的自主权不足破坏了地方财政纪律,导致地方政府供给公共产品和服务的财政政策选择的失灵及效率损失。因此,硬化预算约束要求构建一个明晰的财政分权体制,明确联邦以下政府的财政自主权,保持财政规则的稳定性。     

谈高等院校开发预算外收入与教学、科研的关系

预算外资金是按照国家规定不纳入国家预算的、根据统一领导分级管理原则由地方、部门和单位自收自支的财政资金。这部分在国家规定范围内由单位自行组织管理的资金,在过去所占比重是很小的。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随着经济管理体制的改革,这部分资金的收入有了很大增长。截止     

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一个演进的理论

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在中国经济生活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在１９７６年以后才有了本质性的变化。在１９４９～１９７６年期间，中央政府由于不同的原因没有可能在其与地方关系的变革上迈出更大步伐，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一直在集权与分权之间徘徊，也正是中央与地方的不稳定关系对国民经济的制约使得从１９７６年开始的变革成为可能。作者总结了中央与地方关系的演进过程，分析了中央与地方关系在不同时期存在的不同问题，特别指出了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在经济改革之后随着地方经济的自主发展而产生的新的特征。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俄两国地区发展政策比较分析

中俄两国都是幅员辽阔的转轨经济国家,两国国内区域经济发展差距巨大,需要制定区域经济发展政策加以宏观调控.中国区域政策的核心是缩小区域差距这一经济目标,而俄罗斯区域政策的核心是维护国家统一这一政治目标.因此,中国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的管理模式是分权模式,而俄罗斯则采取了集权管理模式.两国不同的选择基于基本国情的差异.     

孙中山关于中央与地方关系的构想

在中央与地方的关系问题上,孙中山以保障民权为出发点,主张合理划分中央与地方各自的权限.但由于民国初年政治形势的影响,孙中山关于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具体构想也前后经历了联邦制、集权制和均权制的变化.地方自治是孙中山思考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基点,通过地方自治既保障了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利,又合理划分中央与地方的权限,是孙中山一以贯之的思想.     

建立防范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的长效机制——债务与资本性预算的路径探索

为建立防范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长效机制,本文在梳理资本性预算国际发展经验的基础上,建议中国创建债务与资本性预算制度,实现将提高政府投资效益与防范政府债务风险统一起来的目标。中国推行债务与资本性预算制度,有相应的法律和制度、数据和信息以及实践和经验条件。中国可采用“4+1”的模式编制债务与资本性预算,即在现行四本预算体系之外,新加一本相对独立的“债务与资本性预算”。预算报表采取左右栏复式记账法,既反映资金投向,又反映资金来源。编制应从投资项目起步,逐级加总出功能分类的报表,且与中期财政规划相结合,以满足政府投资项目跨期管理的需要。债务与资本性预算应遵循“统一规范、公开透明”的预算管理要求。这一改革可从市县层面试点推进。     

子系统量的变化对封建结构的影响

封建结构作为一个总系统,其质的规定性受子系统量的变化的影响很大。子系统量的变化不但影响封建结构的稳定性,而且往往是封建结构振荡或瓦解的主要因素。所以要剖析封建结构的发展变化趋向,必须从研究其子系统的变化着手。一、对封建结构中几个主要子系统的分析封建结构中的子系统很多,对一些不太重要的子系统如果弃而不论,最重要的子系统有四个。它们是:权力分配系统、土地分配系统、产品分配系统、信仰分配系统。权力分配系统是指封建统治权力的配置情况。可分为集权型和分权型两种配置。集权型又可分为个人集权和集团集权两种;分权型分为壁垒分权和离散分权两种。中国封建社会一般取集权型的权力配置,而且又以个人集权为主;分权型的权力配置只在少数情况下才出现,而且出现时又多采取壁垒分权的形式。个人集权型权力配置以秦始皇为代表,其特点是:“天下之事无大小皆决于上”,一     

论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

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是从不同角度解决政治问题的纵向权力结构的两个方面。中央集权主要表现在财力向中央集中，地方分权主要体现在由地方承担更多的事务。中国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合理模式是，实行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相结合的双轨运作机制，使集权与分权在政治过程中实现相互促进、相互制约的动态平衡。其中中央集权居主导地位，同时地方分权必须具有真实意义。从地区差异、民族问题、东方文化背景等现实国情看，中国实行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的有机结合具有可能性，也只有这样，才能合理解决中央与地方之间的矛盾问题。     

财政分权:理论与国外实践

财政分权已经成为世界各国在处理中央和地方政府之间关系时所采取的一种主要模式。随着财政分权理论的发展,世界各国的财政分权实践也在不断深入,并表现出较大的差异性。本文对财政分权理论进行了系统的梳理、评述,并在此基础上介绍了三个不同类型的国家——美国、俄罗斯、日本的财政分权的实践,分析比较了这三个国家的财政分权模式,并对中国的财政分权改革提出了建议。     

代理人困境与国家治理:兼评“风险论”

向下分权是治理幅员辽阔之国家的必然选择。在中央集权体制下，统治者采取向下分权的时候也会面临治理风险，即如果地方政府取得足够的资源和权力，它们可能对最高统治者构成威胁。曹正汉在考察中国古代统治体制演变时，提出郡县制是帝王减少代理人风险的制度安排，因为郡县制具有避免让单一地方政府强大到可以挑战帝王权威的作用。本文探讨向下分权对于集权体制政治稳定的影响。分权在为最高统治者减少代理人风险的同时，也为统治者创造了规避责难的空间。但向下分权在减少代理人风险的同时，也给统治者造成了多重代理人问题。具体而言，代理人如果没有受到有效约束，他们不但会削弱国家能力，还可能损害政权的合法性，引发社会风险。如何约束代理人始终是最高统治者面临的难题。     

日本地方政府行政体制的建立及其管理机制

按照什么样的模式建立地方政府行政体制,是与一个国家的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模式相适应的,只有与国家的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相适应建立起来的地方政府行政体制才能发挥出有效的组织管理作用。战后,日本按照美国的模式建立起了集权与分权并存共融的国家行政管理制度,实行了中央政府集权管理和地方政府分权自治相结合的管理体制。乍一看,地方政府的组织管理机制的运作与建立什么样的地方政府行政体制关系不大,即不管什么体制下的地方政府都将行使一定的组织管理功能,然而,在以自治为保障的地方政府确能更积极更有效地切实结合本地的实际特点和需要,发挥出富有实效的组织管理功能。     

论地方政府对地方企业的财政补贴问题

中国的政府分权改革使得地方政府有了更多的自主权,在运用自主权的过程中,地方政府为了发展本地的经济,实施各种各样的财政政策。其中,最为引人注目的就是地方政府对当地企业的财政补贴政策,在中国各地普遍存在。这种财政政策对于地方经济的发展和社会利益有利有弊,关键在于怎样运用财政的贴补。     

地方政府竞争视角下的中国经济增长

1978年至今,中国经济取得了年均9.8%的增长率,被称之为"中国奇迹".其根源在于中国在分权改革的同时维持了一个相对有效的政府间竞争市场,地方政府官员在经济增长为主要考核目标的锦标赛制度下,为完成政绩考核展开多种形式的竞争.地方政府竞争间接促进了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投资,改善了基础设施,吸引了大批的外商直接投资,从而推动了经济增长.地方政府官员在经济增长的同时获得了晋升.近年来,地方政府竞争行为出现了"异化",表现为地方政府的恶性竞争与重复建设,造成了资源配置的低效,经济呈现粗放型增长.随着市场化改革的深入和中国加速融入全球市场,经济主体的成熟和社会力量的成长对政府行为边界的限制作用在逐渐显现,这成为推动政府竞争步入良性轨道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