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时务学堂与中国教育近代化的探索

湖南时务学堂是中国近代史上一所著名的学堂,也是湖南第一家新式学堂。在教育宗旨上,时务学堂将中国传统书院的人格教育与近代西方大学的知识教育结合起来,以培养出既有士大夫精神人格、又拥有西方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等知识和思想的近代知识分子。在教育内容、课程安排上,时务学堂将中国传统书院教学内容与西方大学教育教学课程结合起来。在教育方法上,时务学堂将中国传统书院教学方法与西方大学教育教学方法结合起来。时务学堂兼传统书院与近代大学之长的特点,为中国高等教育转型做出了重要探索。     

试论平定书院的近代变迁及其影响

书院是中国古代一种独特的文化教育组织模式。20世纪初,书院逐渐被学堂取代。平定书院由私办转为官办,政府干预逐渐加强,书院不自觉地被纳入科举取士之中,其功能开始转移。清末改制将书院改为学堂,近代化的教育改革与书院变迁之间产生了密切的互动关系。平定书院的近代变迁,一方面推动了平定教育的近代化,另一方面呈现出教育体制革新与平定教育衰落的畸形关系。研究平定书院的近代变迁,能够从微观的角度去审视中国教育制度的近代化,特别是对于我们重新审视近代中国教育制度的走向以及窥探近代学校改革与城市的近代化发展之间的关系具有特殊的意义。     

张之洞与中国教育近代化

张之洞不仅是中国近代洋务派的重要代表人物,而且一生十分重视办教育。他创办和改造书院、兴办各类新式学堂、派遣留学生,开近代教育之先河。张之洞办学堂的数量和类型之多,范围之大,以及在废科举、建立系统教育制度等方面,在当时没有人能同他相比。他堪称中国近代教育家和中国近代教育的先驱。     

清代苏州书院教育述论

清代苏州书院到乾隆时期达到鼎盛,形成了较为完整的办学体系,以紫阳书院、正谊书院为代表,在办学条件、学习科目、师资水平、教学方法超迈官学,学术上成为实学重镇,但官学化倾向及为科举服务束缚其向更高的水平发展。随着近代社会进步与教育改革的深入,传统书院终于链接到新式教育体系中,实现了历史性的转变。     

科举学与书院学的参照互动

科举与书院在中国近代均遭受了彻底被否定的共同命运,但两者都有重大的历史价值。科举学与书院学都属于传统文化领域的专学,也都需要进行理论的建构。科举学与书院学不仅可以互相参照,而且具有一种共生互动的关系。科举学可以为书院学提供学术借鉴和理论支撑,而书院学能扩大科举学的研究领域和丰富其内容。科举学与书院学的研究可以为现代考试改革和学校教育提供历史借鉴。     

清代苏州书院教育述论

清代苏州书院到乾隆时期达到鼎盛，形成了较为完整的办学体系，以紫阳书院、正谊书院为代表，在办学条件、学习科目、师资水平、教学方法超迈官学，学术上成为实学重镇，但官学化倾向及为科举服务束缚其向更高的水平发展。随着近代社会进步与教育改革的深入，传统书院终于链接到新式教育体系中，实现了历史性的转变。     

湖南“二王”与近代湖南书院改制

王闿运与王先谦在近代史上并称湖南“二王,”他们都与湖南书院改制有非常密切的关系。王闿运不认同西式学堂教育,主张在传统书院教育体制之内改善书院教育,船山书院在其主掌之下至1915年方改为学堂;王先谦接受了西式学堂体制,但其坚守学堂不能离“道”而行,在湖南书院改制中呈现出双重趋向。“二王”与湖南书院改制的关系,透射出传统型知识分子在晚清变局中的复杂心态。     

晚清书院改制的新观察

改书院为学堂和改造传统书院、创建新型书院并列为晚清书院改革的三个方案之一。虽然历史的现实是改制取代改造、新创,书院被强令改为学堂乃至学校,但我们仍然主张要慎言书院改制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认为它更多的是晚清社会这一特殊背景下的一种无奈的政治选择,未必定然符合教育发展的规律。书院是中国近代教育的基点与起点,但由于改书院很快变成废书院,不仅1600余所改成学堂的书院在历史的虚无中被稀释幻化,长期得不到应有的重视,更使得中国近现代学校制度从此就沿着不断与传统决裂,不断西化的方向奔跑,强烈的反传统意识与几乎连续不断的否定和革命也就成了中国近现代教育最鲜明的印记。     

我国近代高等教育发展模式:三次转型与自觉探索

我国近代高等教育发展模式,经历了清末传统书院向近代新式学堂的教育组织转型、近代新式学堂向近代大学的教育制度转型,以及近代大学由人才培养向社会服务的教育职能转型。其自觉探索之路在于:高等教育的转型加速了我国高等教育体制的变革,促使了高等教育的全面革新,推动了高等教育的国际化发展。     

尊经书院对晚清巴蜀地区文化教育的影响

晚清巴蜀地区地理封闭,传统蜀学凋零,同时新学不昌,薛焕等人请建新书院。光绪元年,尊经书院招生开学。从成立到改制,尊经书院只存在二十七年,而在此期间,它以严谨的治学态度和良好的学风,成为蜀中文化教育的楷模。传统蜀学不仅得到继承,更与湘学交汇,有新的发展。同时,在晚清内忧外患之际,新学传入蜀地,尊经学子们以尊经书院为基地将新学广泛传播,推动社会风气的转变,而后尊经书院改制成学堂,也促进巴蜀地区近代文化教育的发展。     

中国近代的私塾改良

私塾改良是中国初等教育近代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过程反映了中国教育近代化的一些基本规律和特点.近代私塾的改良主要从管理体制、课程、教学内容、塾师、教学方法几个方面展开,体现出传统私塾与近代小学并存及两者间既互相排斥、又互相融合的特点.这种改良先是自下而上进行,但最终还是通过自上而下实现的.近代教育教学观念的变革是促进私塾教育近代化的重要动因.     

清政府的西方法文化政策与中国法制近代化

中国近代法律发展的历史进程,是在西方资产阶级法律文化与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撞击和冲突中展开的。直至19世纪末,西方法文化对中国的冲击和挑战,也终未能改变清政府对其扼制的政策。清政府对西方法文化传播政策的根本改变,是在进入20世纪后。清末修律从法治原则、立法观念、司法制度等方面,初步奠定了中国法制近代化的基础。但由于历史的原因,清末西方法文化政策在法制近代化方面仍存有诸多局限性,这在一定程度上又延缓了中国法制近代化的发展。     

“颠倒”的传统——关于现代汉语文学中传统的知识考古学分析

历史进入现代,"传统"的意义指向、历史形象与古典时期已经有了很大区别。20世纪大多数时期,由于受到西方现代文化意识影响,中国民族传统典重、高贵的身份不断遭到质疑与颠覆,多被描绘为落后、陈腐或残忍的面目,从而被指认为阻碍中华民族再前进的障碍。世纪之交,新的世情变化形成了新的认知体系及价值评判系统,现代汉语文学中的传统形象再次发生了"颠倒",中国作家不约而同地取材与取法民族传统,并以一种诗意的笔触描绘之,民族传统重新焕发出温润美丽的光晕。     

从改良性修补到批判性重构--中国价值观念现代化的艰难历程和根本出路

中国传统价值观念的现代转换,其过程是艰难的、曲折的,其方式是被动的、消极的,其结果是修补性的。这种对待中国传统价值观念的改良态度一直是中国现代化迟迟难以实现、举步维艰的根本性障碍。到20世纪80年代,在邓小平的思想影响和权威作用下,我国走上了解放思想、更新观念、改革开放的道路,中国社会也开始了从传统经济体制向现代经济体制的转换和从传统农业文明向现代工业文明的转换。这种转换是中国从传统社会走向现代社会的深刻变革,然而,这一变革远未完成。到今天,中国经济社会转换的进程已经达到了这样的程度:在需要进一步更新观念的同时,使生长着的与现代经济社会生活相适应的现代价值观念逐渐达到完备和系统化,并在此基础上构建起现代价值体系。只有尽快建立起现代价值体系,并通过这种价值体系的指导和规范作用,中国社会的重构才能最终完成,中国的现代化才能最终实现。在这种社会历史情况下,再也不能只对中国传统价值观念进行改良性修补,而必须从根本上总体上对中国传统价值观念进行批判性重构,使之真正现代化。     

19世纪中国人历史观念的新旧过渡

19世纪是中国人历史观念由传统向近代转变的重要过渡时期。传统华夏文明正统史观随着“天下”空间架构的裂变与文明谱系的夷夏错位而走向消亡,人们以新的世界眼光探索中西文明由对立而走向“大同”的历史趋势,并在历史的变易观念中注入竞争进化意识。     

学术评价、学术期刊与学术国际化——对人文社会科学国际化热潮的冷思考

在一定意义上,百多年来的中国现代学术史就是一部"国际化"的历史,早在19世纪末中国渐渐融入世界体系时,"国际化"就已成为中国现代学术的宿命。学术国际化的动力始终来自两个方面:学术共同体内部和国家行政权力部门,专业的学术评价机构则在两者之间发挥了独特的作用,它成功地将学术国际化与学术评价、学术话语权和学术利益联结在了一起。在评价机构的导引下,对SCI的过度看重使得自然科学期刊在当今学术国际化进程中无可避免地陷入了低谷。现已开始的人文社会科学国际化进程则显示了典型的路径依赖,进军SSCI和AHCI已成为国际化最现实的目标。其实,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的特殊性决定了这样的国际化不仅会让其学术期刊重蹈覆辙,而且人文社会科学自身也会被置于极其危险的境地。人文社会科学的国际化应选择不同于自然科学的路径。     

诸子学说中的公诚勤朴——为西北大学110周年校庆而作

西北大学沿袭西北联大的公、诚、勤、朴校训四个范畴都含有中华传统文化中的优秀因素,但在诸子不同派别学说中,四者各自的地位不同,含义有差别。法家突出公,儒家强调诚,墨家注重勤,道家归本于朴。在20世纪前期的历史条件下,将诸子学说中的优秀因素统合起来,又注入了近现代西方文化的精神,提出"公诚勤朴"的教育理念,继承和发展了中华传统文化。     

艺术学的现代性建构：从柏林学派到维也纳学派

19世纪至20世纪初期是西方现代艺术学学科的重要建设时期。在此期间,诞生了以柏林学派、莱比锡学派与维也纳学派为代表的德语国家学术群体,以及一系列具有批评性、原创性与建构性的思想观念,从而在反思传统研究范式的基础上,逐步建设起具有现代意义的艺术学学科,形成了以艺术科学理念为核心,以历史研究与理论研究为论域,以形式主义分析与图像学研究为基础方法论的新研究范式。这一历史进程不仅是西方学术史与思想史的重要篇章,而且它所建构起的艺术学研究的现代学术体系及其学理依据与知识谱系也成为当代中国艺术学学科建设的重要参照。     

艺术学的现代性建构：从柏林学派到维也纳学派

19世纪至20世纪初期是西方现代艺术学学科的重要建设时期。在此期间,诞生了以柏林学派、莱比锡学派与维也纳学派为代表的德语国家学术群体,以及一系列具有批评性、原创性与建构性的思想观念,从而在反思传统研究范式的基础上,逐步建设起具有现代意义的艺术学学科,形成了以艺术科学理念为核心,以历史研究与理论研究为论域,以形式主义分析与图像学研究为基础方法论的新研究范式。这一历史进程不仅是西方学术史与思想史的重要篇章,而且它所建构起的艺术学研究的现代学术体系及其学理依据与知识谱系也成为当代中国艺术学学科建设的重要参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