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社会认同和少数族群

语言不仅是一种文化现象,更是社会认同借以产生的载体和工具。族群语言的改变往往反映出族群内部、族群与族群之间认同结构乃至社会秩序的现状和发展趋势。和谐社会必将是一种在社会统一体内部族群间认同程度较高的状态,在语言方面就是要实现多族群语言和谐共生的繁荣局面。少数族群在获得积极的社会认同方面处于劣势地位,存在语言适应困境,其族群语言较容易被转用甚至消亡。国家在制定相关政策时需要正确处理集团内认同与集团外认同的关系,帮助少数族群提升自我价值,合理地构建包容性的社会经济、政治结构。     

微观层面上的族群认同及其现代发展

族群是近年来国内人类学研究的一个热点问题。它的复杂性源于决定族群意识的文化 、历史和社会因素的多样性；同时，族群意识还要受到国家体系的改造，从族群认同到民族 认同的转变与国家权力的影响直接相关。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们之间是一种互相取代的关系， 实际上，这两种认同在某种程度上已经互相重合在一起了；国家体系、大众传媒以及现代性 的其他因素都会影响族群认同的发展。     

族群认同视野下的客家方言

客家方言分布广泛,具有鲜明的语言特质。客家方言与客家族群认同之间有着紧密的联系。客家方言是客家族群自我认同的显在标志,对客家族群群体归属感具有凝聚作用,反映客家族群态度,折射客家族群卷入。族群认同视野下客家方言的未来发展应注意:团结族群力量,加强客家方言保护传承;将方言保护与族群意识凝聚相结合;发挥客家方言作用,促进民族认同、国家认同。     

论语言变异对中越边境壮岱族群跨界交往心理距离的影响

语言是衡量族群关系的主要变量.中越边境跨界壮岱族群语言结构变异带动语言功能变异,文字变异导致族群认同意识的异向化发展,说明了语言变异是壮岱族群跨界交往心理距离变化的主要因素,这是由处于全球化进程和民族国家建构的双向运动中的边境跨界族群文化一元认同向文化二元或多元认同的构建过程决定的.相对欧盟国家而言,广大在战后殖民地上建立起来的民族国家,跨界族群将因文化认同的异向发展而形成不同的民族,也因不同政治价值观和文化差异的出现而使文化充满活力和动力.     

族群认同探析

族群认同是一种社会群体水平上的认同,是族群及其文化存在的基础。族群认同的研究应该立足于族群认同边界的持续存在和变化,而不能囿于族群的内部构成和历史。经由心性结构和社会现实决定的行为边界是理解当前中国少数族群认同的有效途径。     

论族群认同的情境性——瓦乡人族群认同变迁的田野调查

在社会文化和历史条件发生变迁的情境下,瓦乡人族群认同各因素均出现双重认同趋势,但他们通过共同的遭遇这一原生性纽带,凭借语言认同把族群成员凝聚起来。     

族群身份与国家认同:多元文化主义与自由主义的当代论争

族群身份与国家认同的关系,是西方理论界争论的焦点。多元文化主义提出“差异公民”概念,重申族群身份并不必然威胁公民身份,族群权只是一种特殊的公民权。族群身份内含认同与差异两个方面的张力:族群认同关注族群的文化归属,尊重并承认族群认同是形成国家认同的前提和基础:族群差异侧重族群的权利取向,过分强调族群差异与过分忽略同样不利于国家认同。针对自由主义的普遍公民观、一元文化论和消极国家观,多元文化主义主张差异政治、多元文化和积极国家,倡导“和而不同,多元并存”的族群与国家关系。     

先秦礼文化与语言的雅化

先秦礼文化与语言的雅化有直接的关系.从语源上说,先秦“雅言”一词就是指合乎礼仪规范的言辞,是先秦礼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与此同时,先秦著作中那些被誉为语言典雅的文本,字里行间都打上了礼文化的明显印记,显示了礼文化对语言雅化的影响.礼文化与雅言的关系主要表现在三方面:礼之“敬”促成了雅言的谦逊、委婉；礼之“别”确立了特殊场合语境中的雅言规范；礼之“饰”推进了雅言的修辞技巧.     

少数民族族群语言保护的历史透视——以满语为个案

语言的多样性正面临着严峻挑战,这已经成为一个全球性的问题.通过对满语由盛及衰的历史考察得知,在全球化背景下,要延缓少数民族族群语言衰亡的脚步,必须采取四种有力措施,即政府在保护民族语言方面应提供一贯的支持;专家学者应加强少数民族族群语言的调查研究;少数民族族群自身应有强烈的母语认同意识;家庭和社区必须营造族群语言的使用氛围.     

试论中国英语的理据性

中国英语是英语在中国本土化之后的使用变体.中国英语是客观存在的,它属于规范英语,是可以被英语国家的人们接受的.作为变体语言,它具有其自身的完整体系、规律性和不稳定性等特征.本文从母语思维、文化认同、语言变异等方面分析了中国英语的理据性.     

荀子的社会语言学思想

荀子作为先秦诸子集大成者,汲取了诸子百家的精辟论说,提出的社会语言观与两千多年后西方语言学家的观点不谋而合。他在《正名篇》中探讨的"名"与"实"的辩证关系,揭示了语言使用中"约之以命"的社会性,强调了社会语言学关注的语言从无到有遵循的任意性原则与言语群体的内在联系。同时,荀子关注到语言有阶层变体,提出"明贵贱"、"辨同异",并藉此来维护封建等级秩序,突显其语言治政的目的。而且,荀子还发现语言不仅有地域变异的"楚语"、"越语",还有专属于社会集团变体的共同语——雅言,语言在"循旧名"、"作新名"中继承和发展,由此,形成了他的共时和历时的社会语言观。     

论当代撒尼人的族群认同变迁——对云南省石林县一个彝汉杂居村落的个案分析

运用弗雷德里克.巴斯(Fredrik Barth)的族群边界理论,以云南省石林县一个撒尼人与汉族杂居村落中撒尼人的族群认同为个案,对标识撒尼人族群边界的情感归属、服饰、语言等6个文化要素的内涵及其变迁进行分析,探讨当代多族群杂居村落中撒尼人族群认同的变迁及其特点。     

论语言变体和语用失误之间的互相影响

第二语言习得的过程是一个自然的连续体。语言变体研究第二语言习得过程中连续体的节．属于语言习得过程的输入。语言变体由系统变体和非系统变体构成，其中又含有个体变体和语境变体。语用失误则将研究的重点放在语用上，注重语言使用者运用语言过程中出现的失误，属于语言交际过程中的输出。语用失误由语用语言失误和社会语用失误构成。两种不同的理论研究共同的对象——语言习得者，从不同的角度来研究语言的习得和使用，这就极大地丰富了语言习得和使用的内涵，对语言的学和教有着十分重要的价值。     

秦汉华夏通语的由来

<正> 华夏民族的语言,即通常所称的汉语,在秦汉(前221—公元220年)这一历史阶段,其内部既有各种方言之间的歧异和对立,也还存在着一种能够沟通不同方言区的人们的语言形式一通语.这种情形较集中地反映在西汉末扬雄的《方言》这部著作里。秦汉华夏语的通语,是由较早时代的通语即周代雅言发展变化而来的。可以说,周代雅言是秦汉通语的源头,秦汉通语是周代雅言的后身。这里需要说明:1.周代(约前11世纪—前256年)长达七八百年,雅言的历史可认为与之相     

文化认同：客家族群认同的表达与实践

客家是汉民族的一个支系,客家人有着强烈的族群认同意识。族群认同是对自身身份与文化的认同,文化认同是族群认同的本质与心理基础。客家的文化认同通过客家文化结构中的文化要素进行表述,认同作为亚文化的客家文化正是对于中原优秀文化的认同,是对客家族群自身历史记忆与价值体系的认同。客家文化运动,则是客家族群认同的实践。     

上海市外来儿童的语言状况

语言可以作为认同的载体,而认同感对语言习得和使用也有促进或阻碍作用。通过对民工子弟学校中四个自然班级的学生的调查,我们可以看到普通话作为一个超越了地方性的变体,获得了外来少年儿童的高度认同。     

网络媒介对公民身份的文化建构

公民身份总是与具有文化稳定性与传承性的民族国家联系在一起，并通过媒介得以建构。在大众传媒语境中，公民身份中的弱势群体如第三世界国家的公民、少数族裔、女性等，经常被歪曲建构，其民族语言遭遇弱化或侵犯，也造成了这些群体的身份认同危机。互联网作为第四传媒，在全球化浪潮中，理应保护民族文化和少数族群的权利，让网民拥有相互交流、平等发表意见的公共领域，从文化的维度建构公民身份，促进民族认同与族群认同，促进多元文化与民族文化、世界语言与民族语言、男性公民与女性公民的平等交流，共存共荣。     

请重视汉语--开栏的话

2004年是开展普通话水平测试10周年。8月6日,雅虎网站转发了《信息时报》一篇语言与文化研究方面的文章。这篇文章说:粤语源于中国先秦两汉时期之“雅言”,是今天诸多汉语方言中保持雅言最多的一种方言,呼吁尽快建立粤语博物馆,保存粤语这不可多得的我国最古老的“普通话”的活     

族群发展权视角下的基因编辑技术法律规制

族群发展权的核心要义是保障族群成员参与、促进并享受经济、社会、文化、政治各方面的发展而免受侵害、歧视的权利,这是一种基于族群与发展权的内在关联而能够合理证成的权利类型。族群可以划分为自愿族群与非自愿族群,自愿族群成员的自由选择能力与非自愿族群用以维系自身发展与生存的传统都面临着基因编辑技术的冲击,基因编辑技术对族群发展权的潜在影响可能主要是消解族群成员的身份认同。修复型基因编辑技术可以有限应用于族群,而增强型基因编辑技术存在着消解族群成员身份认同的风险,在现阶段需予以禁止。基因编辑的技术控制路径需要通过多元规范治理予以落实,包括技术规范的自我规训与伦理守则的商谈沟通、国家法的规制、全球层面的法律治理,最终保障族群发展权免受基因编辑技术的控制。     

战后台湾族群认同的转折:从“中国化”到“在地化”——基于知识界的考察

战后,国民党政权通过一系列强制手段对曾是日本殖民地的台湾进行中国化重建,并重塑了台湾族群已经模糊的中国认同。而二二八事件之后,中国认同下的地方意识开始出现。在历经数次意识形态论争后,台湾的族群认同矛盾渐渐凸显,开始转向脚下的台湾。1980年代以后,在西方思潮和内部政治、经济变迁的影响下,族群认同呈现出模糊不清的迷惘状态,甚至建构出了具有本土性的台湾认同,造成了社会和族群的严重撕裂。台湾族群认同的转折经历了"中国化"、"乡土化"、"在地化"三个阶段的变化,一方面反映出台湾社会内部反对国民党统治的政治斗争以及省籍矛盾激化的情况。另一方面这种转折又受到西方思潮的严重影响,是"边陲——核心结构"影响下的产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