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始伦理规范在社会治理中的地位与作用

人类进行社会治理的途径主要分为两个方面：一是发挥法律和行政组织规范等外在强制力的作用;二是发挥伦理的内在软约束作用。但在原始社会的治理中则主要是伦理在发挥作用。从伦理规范的角度看,原始集体主义是其核心伦理精神,民主平等为基本伦理原则,团结互助为内部治理的伦理要求,勇敢刚强为外部治理的美德。原始道德尚处于“前道德”的发展阶段,是一种“萌芽”状态的道德,呈现出简单、朴素、粗俗的特点,它主要通过图腾崇拜、禁忌、礼仪、风俗,甚至巫术等形式实现着对生产生活与社会事务的治理。     

农村民间组织的社会救助角色探析

农村社会救助是实现农村社会和谐发展的重大举措,而农村社会救助的实施离不开农村民间组织的广泛参与。农村民间组织作为农村社会的有机构成,在推进农村社会救助发展中具有特殊的地位和作用。分析了农村民间组织的社会救助角色对于农村社会建设与发展具有的重要意义。     

法律视角下农村民间组织的发展与农民政治法律素质的提高

农村民间组织涵盖了当前的农村自治组织与追求非法利益的犯罪组织和非法组织。农村民间组织对提高农民素质、促进农民公共精神的培育、政治法律素质的提高能发挥重大作用。我们要完善相应法律法规建设,确立农村民间组织的合法性地位;多渠道拓展经费来源,确保农村民间组织的可持续发展;加强农村民间组织的组织能力建设等。切实采取措施实现国家法律与民间规则的良性互动,加强对乡村社会法律资源的供给以保证农村民间组织健康发展及农民政治法律素质稳步提高。     

论农村民间组织对新农村法治建设的现实价值

新农村建设之“新”，关键在于通过创建新的法律制度，把农村、农民、农业重新植入一个新的法律环境和制度环境中，并以法律和制度保障新农村获得更多的发展空间与发展动力。农村民间组织作为与政府、企业并列的第三部门，作为农民组织化的载体，和新农村法治建设实质上是一种互相影响、互相促进的关系。基于当前新农村法治建设的现状，农村民间组织对基层法治建设显示出重大推进作用。本文围绕新农村法治建设，着重论述了农村民间组织在奠定新农村法治建设的物质基础、精神基础、社会基础、文化基础、政治基础等诸多方面所呈现出的现实价值，以期重视民间组织在新农村法治建设中的作用，为实现新农村的法治建设寻找一条新的途径。     

试论儒家道德养生思想

道德养生是我国传统养生文化的显著特征,是儒家养生思想的重要方面。儒家道德养生思想注重人的心理建设、精神保养和品德生成,具有精神特征;注重人的伦理责任和伦理价值的实现,具有伦理特征;更加强调人的社会价值的实现,具有社会特征。儒家道德养生思想具有重要的现代价值。     

新农村建设呼唤农村民间组织能力的提升

促进农民民间组织能力的提升，是为培育新型农民，促进农村经济的持续发展的需要，同时也有利于转变农村治理模式，推进基层民主的实现，并在建设农村精神文明和维护社会稳定的过程中发挥积极作用。在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过程中，必须把提升农村民间组织的能力水平摆在突出位置上。     

我们为什么要从伦理路径建设服务型政府

20世纪后期以来,全球化、后工业化进程导致了社会环境的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在此条件下,我们所遭遇的道德的恐慌与焦虑不仅根源于契约伦理精神架构中的伦理普遍性危机和道德独立性困境,而且涉及伦理精神之间的冲突,即中国传统农业社会遗留的纲常伦理和发端于西方近代启蒙的契约伦理之间的冲突。人类社会呈现为伦理和治理的一体两面性,当前的社会转型使社会治理模式和伦理精神都面临着重建的时代任务,从伦理路径建设服务型政府符合伦理重建的切题性要求。从中国服务型政府建设的以往经验中,我们得到的最大启示就是建构为了人的共生共在的合作伦理,实现基于合作伦理来建设服务型政府的理论自觉。     

社区伦理论纲

社区伦理是指在社区生活中所蕴含和活跃着的社区成员的道德意识、道德活动及其所遵循的道德规范的总和,是一种社会的区域伦理和综合伦理。社区伦理最重要的现实基础是社区制度。由物的目标、关系目标和人的目标所构成的社区目标则是社区伦理的重要价值依据和导向,是社区伦理建设的最终落脚点。社会道德传统是社区伦理产生和发展的必要前提和借鉴。社区伦理的功能是多方面的,包括实现需要的功能、规范行为的功能和凝聚人心的功能。社区伦理的运行则要依靠舆论机制、教育机制、自我调适机制和组织机制的相互配合,共同发挥作用。     

农村民间组织的社区整合功能——基于国家与社会的关系视阈

农村民间组织是具有互助合作性质的组织。它独立于政府组织之外，并在近十年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其发展对于农村社会的各个方面都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主要从国家与社会的关系视角切入来阑述农村民阅组织的社区整合作用。具体从农村社区公共精神的孕育、农村社区信任的培养、农村社区冲突的调解和农村基层民主的推进等四个方面阐述农村民间组织如何在基层农村社区中发挥其整合作用。指出：农村民间组织为社区整合提供了观念基础、关系基础、社会基础和制度基础，它的发展对于农村社区整合是非常重要的，因此，应该从多方面着手来推进农村民间组织的发展.     

当代中国道德文化精神的多维综合铸造

当今中国社会道德文化精神必须从多个方面进行综合铸造。这主要是因为当今社会经济的市场化改革使得我们的道德精神必须适应市场经济对人们的道德要求。保障并实现人们的基本平等权利是道德建设的前提,基于职业责任的伦理制度建设是道德建设的具体载体,培养理性的道德思维方式则是塑造我们的道德美德的基本维度,而培育公共伦理精神则是当今社会促使人们道德升华的重要途径。     

乡村治理变迁下的农村社会组织

回顾乡村治理结构变化的历史过程,农村社会结构以及不同治理主体间关系发生了很大变化。多中心乡村治理格局正在成为目前中国农村社会公共事务管理的主要方式。农村社会组织作为治理活动中的重要主体,在协调不同治理主体关系、实现村民利益有效表达、推动农村社区民主意识形成等方面发挥着关键性作用。由于自然嵌入农村社会结构,农村社会组织通过组织运作实现了不同治理主体的广泛参与,这与目前乡村多中心治理格局目标相得益彰。乡村治理过程显然需要组织运作机制与传统村民自治机制有机结合。因此,农村社会组织充分发挥其社会功能,并与农村党组织、村民自治组织、村民个体等治理主体相互合作协商是解决目前农村社会治理困境的主要出路。     

论民间道教文化对农村社会资本的培育

乡村治理的一个内生化维度是受民间道教文化影响而形成的社会资本。＂老天爷＂、祖先灵位和＂街头官僚＂型神祉共同构成了确认集体价值、塑造村庄信任和约束村民行为的信仰结构;道教文化中的关键人物和村民之间彼此认知的重塑使道教信仰向现实生活延伸;宗教仪式与家庭教育则使社会资本得以维系。基于道教文化所形的社会资本具有潜在性和分散性,并可能加剧村民对公共事务的冷漠和利益分配的失衡,迷信的可能也使其难以转化为公共管理资源。应通过制度干预重建＂信任所指＂,发挥民间道教文化中有利于个人道德提升的部分,将其纳入公共管理框架。     

合作共同体:新农村社区建设的目标选择

随着工业化、城市化的发展,农村社区从传统的家元共同体转变为族阎共同体。在统筹城乡发展的时代背景下,新农村社区建设正从“扒旧房、盖新楼、建公园、造广场”的物质层面转向“社会心态”、“公民道德”、“社区文化”等精神文化层面。十七大报告明确要求将农村社区建设成为“管理有序、服务完善、文明祥和的社会生活共同体”。这就指明了新农村社区建设的目标是构建合作共同体,引导村民过一种共同体化的现代社区生活。     

农民视角下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以随机抽样方式对辽宁省法库县冯贝堡村农民进行问卷调查，共获有效问卷396份。主要从农民的视角分析研究了新农村建设中农民对生活现状的满意度、参与新农村建设的积极性、农村存在的问题及其发展对策。通过分析新农村建设的主体——农民对新农村建设的认识得出：农民对其生活状况总体表现不满意；大部分农民都非常愿意参加新农村的建设；农民认为农业生产资料价格的大幅增长和政府对农村投入低是其增收难的主要原因；农村缺乏能力强并能为农民办实事的领导干部是其发展缓慢的主要制约因素之一。因此农民热切期望政府部门加大对农村投入的力度并培养素质高的领导人和致富带头人。     

PPP模式：乡村环境治理中多元主体共生的新选择

推进美丽乡村建设、补齐乡村环境治理短板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硬任务， PPP模式的引入为乡村环境整治提供了新途径。以共生理论为基础引入演化博弈分析框架，对不同场景下乡村环境治理的三方（地方政府、社会资本、村民）共生条件进行探索，并结合现实案例检验基本结论，结果发现：PPP模式高度依赖政府的有效治理，特别是各级政府的有效监管对达成多方共生非常关键；政府的有效监管、社会资本守约的交易成本和村民在环保治理过程中受益是三方共生的基础，而设计合理的惩罚机制可以减少政府失职和资本方的违约动机，博弈结果将趋于三方共生。同时发现，在监管缺失的情况下，社会资本守约和村民参与恒不成立；村民参与环境治理取决于参与的净收益，与受到的政府奖励无关。由此，可以通过改革乡村治理方式、加强政府有效监管、采取第三方定价和构建风险补偿机制、以村民受益为核心加快乡村组织建设、发挥村民主体作用等措施，不断推进乡村环境的治理。     

结构功能主义视角下乡村旅游的可持续发展

乡村旅游的管理结构可以视为具有一定结构的系统,要维持该系统的有效运行,政府、投资经营者以及当地村民应该发挥既有的功能。近年来我国乡村旅游产业发展速度虽然很快,但也存在着政府未充分发挥社会治理职能、投资经营者对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的认识较浅显、当地村民缺乏相关专业知识且缺失话语权等一些不容忽视的矛盾和问题,直接影响了乡村旅游的可持续发展。为了促进我国乡村旅游的可持续发展,政府应设立专项资金,吸引投资并进行科学规划与规范管理;投资经营者应深入挖掘特色乡土文化,同时构建并延伸产业链;村民应该积极参加专业培训,增强自身参与性。     

论农村环境自治权

农村环境自治权是一项以村民自治权为基础的社会权力,它具有权利和权力的双重属性。农村环境自治权的主体是多元的,包括村民个人和村委会、村民会议、农村经济合作组织、环保NGO等所有参与农村环境自治的组织。农村环境自治权的内容中的权利部分主要包括村民的环境民主决策权、环境民主管理权、环境民主监督权;权力部分则主要包括由农村环境自治组织行使的农村环境自治立法权、农村环境自治组织权、农村环境自治财政权、农村环境自治行政权等。     

互联网时代农村党组织社会治理何以“取信于民”?——以“乡村振兴”样板的山联村为例

在互联网时代,信息裂变公开与守规绩效兑现是建构社会信任的充要条件。从信任建构的二维性出发,农村党组织通过提升农村社会治理能力"取信于民",可以破解"中央很好,村干部很坏"的社会怨念。"未富先污"的山联村成功转型"美丽乡村",富含农村党组织领导"乡村振兴"的社会治理经验。从山联村经验来看,互联网时代农村党组织一方面应选培具有"新能人"特性的农村党组织领导班子,健全农村党组织"上下级"关系协调的日常制度,增强农村党组织长期执政能力、先进性和纯洁性建设,夯实自身的战斗堡垒作用;另一方面,应整合信息公开的"互联网+"模式,实施"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生态治村政策,"有诺必践"兑现村民守规绩效,创新农村事务合作共治,实现互联网时代农村社会治理现代化。     

社会组织参与美好乡村建设的路径探索——以安徽省合肥市包河区美好乡村建设为例

在美好乡村建设进程中,社会组织可作为协调者、沟通者、设计者,成为新农村建设过程中可持续的理性动员力量.在乡村治理新常态下,培育与引导社会组织参与美好乡村建设的优化路径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理顺农村治理主体关系,构建农村社会组织服务体系,搭建农村社区共享基金平台,组建农村社会组织孵化园,加强农村社会组织党建工作,丰富农村社区文化建设,激发农村社会资本存量,构筑积极和谐的多中心乡村治理格局,促进美好乡村建设进程.     

论集体经济式微对村民自治的钳制

村级集体经济是村民自治的重要基础。在“去集体化”的农村经济改革与发展过程中,相当部分村庄的集体经济式微,无力为村民自治提供有力的财政支撑,形成了独特的钳制作用。在村级集体经济薄弱的背景下,村民自治在其发展过程中遭遇了民主管理变形、自我教育无力、自我服务缺位等一系列问题。增强村级集体经济建设,建构有效的村民自治财政支持新机制,成为农村基层社会管理创新面临的重要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