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四镇地区基层行政治理研究——以于阗、龟兹两地村坊制度为中心的考察

唐朝对安西四镇地区的基层行政治理是非常有效的。出土文书证明,乡里村坊名称出现于四镇地区.村、坊实施区域有明确的城野划分,村的命名采用"自名"原则。这些事实表明,四镇地区县以下地方行政体制是随着羁縻州制度在四镇的建立而诞生的,唐代的地方行政体制已经渗透到了四镇的最基层。村民差役的催驱由武官负责,这表明该地区在基层管理方面的地方特色。考察四镇地区的基层行政建制,有助于我们全面认识四镇的性质,有助于判断四镇所属蕃州县的具体位置。     

汉族家族与乡里制度关系探析--兼与西南少数民族地区比较

在漫长的封建社会,封建国家由于其统治能力和地方财力的限制,在基层社会的管理上,有“皇权不下县”的传统。在广大汉族地区,县以下的治理则是建立自治型的乡里制度。乡里制度本质上是一种以乡绅为骨干的家族治理机制。由于民族地区的政治统治实行土官、土司制度,民族地区的乡村社区治理与汉族的乡里制度各有特色,互相映衬。     

论唐朝对西州佛教的管理

贞观十四年唐平高昌后,在西域形势逆转、西州基层社会矛盾交织的背景下,西州佛教整顿与建立户籍、勘查土地一样,于该年九月逐步落实.具体措施包括还宅还田、减少寺院数量、改换寺名、推行试经制度、建立以寺院手实为基础的僧籍管理制度、放良奴婢部曲等.此外,政府扶持下西州道教的迅猛发展对佛教势力也是不小的威胁.由是,伴随着政治转变,西州佛教经过一系列整顿,开始向唐朝佛教体系转变.     

唐代羁縻府州内部结构及其相关问题

唐代羁縻府州是唐仿内地行政制度而建,其结构多为府—州,府—州—县,州—县。但县及县以下组织则较复杂,如龟兹无县而有城,城下又有村坊;江南诸道则县下设村洞。这两种建制既有唐制,又有地方特色,而此种独具特色的基层建制却不是唐周边民族地区都能设置的,体现了唐羁縻府州的等级性,而此又决定了唐羁縻统治的多样性。     

从“慕道”到“归化”:唐正州内迁归化部众居住区的“村”制度——以粟特人“村”和新罗人“村”为中心

唐朝前期,由于国势强盛,很多周边部族整体或慕道来归或从化内附,而散居的小规模蕃夷更是遍布贞观十道各地。对于大规模的内附部众,唐朝以羁縻制度统之。沙州依城而设的粟特人村、登州一带遍布山区的新罗人村则表明,唐王朝将散居的附贯蕃人的治理纳入县—乡—村(里)系列的行政体系之下。从唐初新推行的村制度的实施情况看,唐朝对正州地区归化部众的管理有章可循,归化部众没有治外法权性质的特权,所谓侨民村的自治情形在唐朝制度上则是不存在的。这些事实说明:对内地正州地区已经附贯的蕃人,在制度管理上已与土著百姓没有什么不同,附贯蕃人在居住身份上已完全成为唐人。     

北庭与唐朝的丝绸之路管理

唐朝经营西域，继承的是汉朝传统。设置安西都护府和北庭都护府，都有西汉体制的影响。最初，唐朝在北疆以西州为中心展开建设，即使在安西都护府转驻龟兹之后，西州的地位依然重要。安西都护府下辖四镇，四镇驻军数万人，南疆地区终于获得稳定。继续探索北疆的管理体制，最终设置北庭都护府，把庭州建设为北疆的军事政治中心。至此，天山南北分别设立两个军事政治中心，互有分工又彼此配合。唐朝的西域管理体制终于从汉代的制度模式中发展起来，拥有了唐朝制度特色。南北两个军事政治中心既分工又配合，在稳定西域、维护丝绸之路畅通方面，唐朝的新体制发挥了重要作用。     

敦煌吐鲁番出土文献所见唐代城主新议

关于城主一词的含义,学术界众说纷纭.目前所知有关城主材料多见于唐西州.本文主要从吐鲁番地区旧有和新出的唐西州文书、墓志出发,考辨出唐西州存在着县以下、里以上,乡一级的城主.在此基础上结合对唐代乡里运作机制的考察,进一步讨论了城主的职掌.本文认为敦煌吐鲁番出土唐代文献所见城主并非传统认为的乡长,而主要是在乡城中负责守城、防御和城内治安等事务的下级官吏,具有一定的权力,又形同色役,是敦煌、西州两地特殊的历史地理条件与唐代乡里制度相交融的产物.     

唐前期西州高昌县水利管理

通过对西州文书的考察,本文研究了唐前期西州高昌县的水利管理,尤其是官府与百姓参与水利事务的时代特点。在修渠方面,官府承担了堤堰和灌溉大渠的维修工程,百姓则负责田边小渠的日常修缮。官府对灌溉用水具有绝对的控制力,而基层组织成员如知水、渠长、堰头等则承担了沟通官府和百姓的任务。总的来说,官府在西州高昌县的水利管理中起了主导作用。唐朝以后,官府在地方水利中的介入力度不断减弱,民间的力量则逐渐成为水利管理的主导。     

唐代西州的私学与教材--唐代西州的教育之二

西州的私学资料可以丰富我们对唐代私学教育的认识 ;西州的教材在与中原内地保持一致的同时 ,也具有一些“地方特色” ,这些特色的形成有些可能与高昌国的文化传承有关 ;由于西州的偏僻与落后 ,西州教育的总体水平不高。     

中国台湾地区地方行政区划研究

当代中国的台湾地区,在行政区划和行政建制方面,从区划建制层级、类型、设置条件到变更程序,均依法而定,颇具特色。特别是县以下区划和建制设置的经验,可为中国大陆地区借鉴。     

晚唐五代伊州相关史实考述

唐代宗宝应年间,伊州陷于吐蕃。大中四年,归义军收复伊州,张淮深参与了伊州收复之役。归义军收复伊州后,采取了恢复州县建制等措施,以巩固统治。但是由于归义军在伊州的力量比较薄弱,乾符元年冬至乾符二年正月间,河西回鹘从归义军手中夺得伊州。乾符三年,西州回鹘取得伊州。而曹氏归义军时期,伊州并不完全归属于西州回鹘,具有相当的独立性。     

唐代西州部曲来源考释

根据吐鲁番出土文书,唐代在中原地区近于绝迹的贱口部曲在西州地区仍广泛存在,其中一部分由与其身份相近、且独存于西州地区的"作人"转化而来,另一部分则由奴婢放免而来。     

论清初云南汛塘制度的形成及特点

明代中后期镇戍制下汛地概念的出现，云南交通沿线哨戍的广泛存在，为清代云南绿营兵汛塘分防制度的形成奠定了基础；从全国绿营兵建立后即分汛设塘的史实、云南部分府州县志对清初汛塘设置的记录以及当时方志对汛塘情况“疏虞”不载的特点看，云南汛塘制度于清初即已形成；与云南统治形势相适应，清初云南汛塘制度显现出汛塘兵丁不多、设置内重外轻两大特点。     

唐代西州僧尼的社会生活

本文根据吐鲁番出土书,分析唐代西州僧尼与坊里居民、与其本家以及僧尼与寺院之间的关系。     

军府体制下清代新疆的司法体系及运作

军府体制下,因多种行政管理模式的施行以及民族、文化的多样,清代新疆的司法体系与运作呈现出突出的有别于内地直省以及其他边疆地区的多元性与复杂性,而军府衙门在司法体系当中的核心与主导地位又显现出清代新疆司法体系与运作的一体性。清末建省后,新疆行政建置统一于内地,多元法律的一体化在司法领域得到进一步推进。     

唐西州高昌城西水渠考——中古时期西域水利研究（七）

本文在补充新出土材料的基础上，全面综合分析了有关唐代西州高昌城西武城渠等4条水渠的材料，从新的研究视角出发，探讨了这四条水渠的方位、流向、大小、分布、存在的时间，与高昌国水渠的关系，以及水渠周边的土地状况等等，纠正了过去研究中的一些错讹，并尽可能解释了出土文书中一些难以理解的语词。     

关于唐宋时期龙家部族的几个问题

唐代西域焉耆的龙家部族在788～794年间吐蕃进攻焉耆时归附吐蕃,首领龙王曾经觐见吐蕃赞普,率领一部分部族成员移居河西走廊地区,敦煌古藏文文书P.T.1089号中吐蕃凉州节度使衙署中的lung dor dmag pon(迁移之龙家将军)应为管理定居于凉州、甘州地区的龙家部族的吐蕃官员,晚唐五代时期龙家在西州、焉耆、凉州地区也有分布,宋代陇右等地的龙家部族则融合于当地的吐蕃部族之中,但仍保持有龙、龙家、陇逋、陇波等称号。     

唐西州里正铨拟、上直与县吏分片管理制度①

唐朝立国不久,就废止了乡正长,里正长成为地方基层管理的重要力役。吐鲁番出土文书反映,唐朝铨拟里正的过程具有一定的规范性。为了保证政令及时传达、对乡村事务及时了解和处理,唐代实行了里正上直及县吏分片管理制度。     

发现于新疆策勒县的四件唐代汉文文书残页考释

本文刊布和考释了2006年由民间找宝者发现于策勒县达玛沟乡北沙漠废墟的四件汉文文书残页(其中一件背面有于阗文),论证了文书中的"蔺城镇"可能即《新唐书》中的"兰城镇",《新唐书.地理志》所载"兰城镇"或"兰城守捉",应是"蔺城镇"或"蔺城守捉"之误。考释了《唐某年于阗供酒帐》,指出账页上的"硕"即容量单位"石"。C6号文书残页首次透露了中土诸子百家的经典曾通行于古于阗,但残存文字出自何书,或者系失传古籍佚文,尚需研究。     

关于唐西州蒲昌府问题

本文主要讨论唐西州蒲昌府的等级问题。以往研究者认为蒲昌府应为中府或下府,本文认为应为上府,作者从蒲昌府的地团、蒲昌府的员外折冲和员外果毅、蒲昌府官员的仗身人数、出土文书的有关记载四个方面对此问题进行了论证。在论证的同时,作者还对相关出土文书进行了梳理,对蒲昌府官员的身份及蒲昌府辖境的镇、戍等军事机构进行了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