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请加入DEPA背景下中国数据治理的相容性审视及优化路径

在全球数字博弈背景下，中国加入《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DEPA），符合中国当前内部完善治理需求和外部应对“规锁”挑战的需要。进一步研究如何处理好国内数据治理法规与DEPA对接的问题，并以此优化中国数据治理体系，将是未来理论与实践研究上的重点。DEPA在数据跨境流动规制方面采取了“原则+例外”的规制标准，其例外情形体现了比例原则之目的合法、手段合理和手段适度的内涵，确立了平衡“自由流动”与“安全发展”的基本模式。在中国与DEPA数据跨境流动规制对接上，中国数据本地化存储政策在适度性方面仍可能存在与之不相容的风险。中国应以DEPA标准为参照，以比例原则为指引，有序落实执法制度和配套机制以保障数据安全有序流动，优化数据本地化措施的适度性，驱动数据跨境流动体系良性运转。     

美国数据霸权的建构与法律应对

数据霸权内嵌于美国的霸权体系之中，并沿着“制度—价值”的框架展开建构。其既依托技术实力以控制者标准不断扩张数据主权，也借助对自由价值的输出推动数据的自由跨境，在维护本国数据安全的同时不断染指他国数据。对此，其他国家在同美国的合作与博弈中形成以防御为导向的法律工具，通过数据本地化和权利化维护利益。面对美国的数据霸权，中国应发挥国际法的规制功能，在强调数据主权的地域标准基础上综合利用国际硬法和软法，以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为指引，促进数据领域的合作共进。     

主权基金国际规则的主导权斗争

自2007年夏季起,主权财富基金问题便成为国际舆论和国际政治经济理论界关注的一个热门问题。这一现象所反映的是西方大国同新兴工业国以及资源出口国之间在全球主权投资规则主导权上的博弈和争夺,其中的核心问题包括:政治性或战略性投资是否合理合法,透明度要求如何实施,以及国际规则制定的适格主体和程序。本文认为,中国应当积极参与规则制定的辩论和角力,明确提出保持全球资本市场开放性的国际伦理和政治价值的主张。最后,本文就中国在这场围绕主权投资规则制定权的博弈中应采取的立场和策略做了探讨。     

中德竞争法律制度比较研究

市场的本质就是竞争 ,现代国家的竞争法律制度是适应市场经济的要求而建立起来的 ,它主要表现在反垄断法和反不正当竞争法等方面的立法 ,其主要和直接的目的就是对限制竞争的垄断行为和不正当竞争行为进行规制 ,以维护公平有效的市场竞争 ,从而保护市场主体的个人利益和社会利益 ,促进经济与社会的良性运行与协调发展。所以 ,竞争法律制度对市场经济的运行至关重要 ,被德国著名的经济学家路德维希·艾哈德称为“市场经济的生命和动力。”本文拟从以下几个方面对中德竞争法律制度略作比较评述。一、立法背景的比较由于对自由放任式市场经济所…     

论刑法典规制范式视角下非法数据跨境传输罪的确立

在数字经济时代,刑法面临新的挑战,国内外大型数字平台公司为了商业及其他目的,往往会针对个人信息和重要数据等关键数据实施无限制数据收集并通过各种途径传输至国外的非法行为。此类非法数据跨境传输行为侵犯了国家数据主权、妨害数据管理秩序、危害国家安全,刑法必须及时作出回应并予以规制。我国《网络安全法》《电子商务法》《数据安全法》和《个人信息保护法》专门增加了针对数据犯罪的条款,附属刑法规制模式清晰可见。然而,上述规定过于笼统且狭窄,不具备整体性和普遍适用性。当前,我国现行刑法典中的罪名无法准确适用于非法数据跨境传输行为,因应技术发展以及国家利益在数据上延伸的现实情况,刑法典规制范式应该确立。增设非法数据跨境传输罪势在必行,该罪名的增设有助于有针对性地打击非法数据跨境传输行为,维护国家的数据管理秩序,维护国家安全。刑法典规制模式可以有效克服附属刑法规制模式的不足,在立法目标、规制范围和规制模式等方面均有突破。同时,条文的明确性和协调性也符合罪刑法定原则、法益保护主义和刑法结构的调整趋势。     

体系化视野下的埋藏物制度检视--以与无主物的关系为中心

对域外埋藏物立法进行体系考察，不能当然得出埋藏物适用有主物的结论。关于埋藏物制度与无主物制度的关系，在中国立法与理论界存在“区分适用模式”“特殊转换模式”以及“先占涵盖埋藏物发现模式”三种关系模式。民法逻辑分析方法对现实经验的背离、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的混淆，利己主义实践对利他主义立法的削弱，导致三种模式存在“缺乏对无主埋藏物的规制”与“难以实现利益平衡”两大漏洞。应以“埋藏性＋不能判断所有人”的复合标准区分有主、无主、不能判明三种状态，框定发现后之埋藏物类型。通过精细化立法构造全新的“埋藏物规则部分覆盖无主物模式”，助益于旨在实现体系化目标的民法典编纂。     

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投资中地方政府与农民的博弈分析

农村基础设施是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前提保障,而投资力度将直接决定和影响到农村基础设施的建设进程.将博弈论的基本原理及其分析方法引入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领域,有助于更全面地分析地方政府与农民之间的投资关系和投资行为.从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现状来看,地方政府与农民的投入都是有限的.地方政府和农民在理性的制约下,从自身利益考虑,在投资额度方面不会选择(增加投资,增加投资)这一双赢的策略组合;而在投资态度方面,博弈的结果则取决于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总成本的大小.其博弈关系存在的根本原因在于对自身利益或效用最大化的追求以及博弈本身的策略依存性.为此,建议从完善博弈规则、明确政府的投资主导作用、健全引导农民投资的激励机制、拓展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融资渠道等方面优化投资策略,从而推进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进程.     

自然垄断产业规制的构想与设计

现实中由于市场失效的存在,市场机制是难以独善其身的,也需要政府对某些产业实施规制以纠正企业的行为偏差。在自然垄断产业从垄断走向竞争的过程中,政府规制的存在是合理的:自然垄断产业存在着效率悖论,需要政府规制以保证一家或寡头企业可以获得规模效率;自然垄断产业存在着定价悖论,需要政府规制以保障消费者可以获得公平的价格或服务。竞争与规制两方面的博弈将贯穿于自然垄断产业的发展之中。在经济的不同发展阶段,政府规制目标的推进直接影响着自然垄断产业的顺利发展,这就需要对规制的目标和成效有一个不断修正和调整的过程,也需要对政府规制进行适时改革,或加强规制以提高规模经济效益,或放松规制以提高竞争效益,最终使政府规制与自然垄断产业的发展相得益彰。     

中国外汇储备投资安全保障的制度困境

中国外汇储备已明显超过合理规模,并面临着汇率风险、投资风险、通胀风险等诸多安全挑战。实质上,“宽进严出”的外汇管理制度是导致外汇储备高企困境的根本原因。建立科学的外汇储备投资管理法律制度,将成为中国缓释外汇储备激增压力、确保外汇储备资产安全的有效出路。但是,中国现行外汇储备投资法律制度尚有诸多不足。外汇储备管理权属重叠、外汇储备投资主体设置不完善、外汇投资运营监督制度阙如等制度困境都亟待破解。未来中国外汇储备投资法律完善中,建议推行战略性投资政策、制定专门化储备投资立法、实行多元化投资方式、奉行“藏汇于民”的外汇持有制度、寻求国际化储备安全机制,以助力国家经济发展战略的实现。     

中美战略博弈背景下美国对华科技竞争战略解析

随着第四次科技革命的兴起与发展，科技竞争正逐渐成为中美战略博弈的前沿与核心。为遏制中国科技实力的持续增长，自特朗普政府以来，美国按照“弱它”与“自强”的双重逻辑制定了囊括“一出”“三进”“场外犯规”“规锁”“自强”五大核心举措的对华科技竞争战略。五项举措分别围绕阻止对华技术出口，阻止中国资本、技术、科研人员进入，对中国先进科技企业“精准”打击，率先制定新兴技术标准与大举加强美国科技创新基础展开。美国对华科技竞争战略的实施在一定时段内对中国科技实力的持续增长将造成一定程度的不利影响，但这一战略自身也存在诸多的局限性，单方面的科技遏制将促使中国进一步增加科研投资、完善科技创新体制，进而加速实现“技术本土化”与“科技强国”的战略目标。     

美国清洁能源补贴政策新动向、影响及应对策略——基于美国《通胀削减法案》的分析

清洁能源产业的发展既关系到一国能源绿色转型的成效,也关系到该国在未来全球产业竞争中的地位。美国《通胀削减法案》通过提供巨额补贴以支持清洁能源全产业链的发展,力图在全球气候变化应对和世界清洁能源产业发展中重新占据领导地位。鉴于其庞大规模和美国本身的巨大影响力,该法案的实施将对各国清洁能源产业的发展带来巨大影响。本文总结了该法案中清洁能源补贴政策的对象、规模和方式,并通过与此前相关补贴政策进行比较,研判美国清洁能源补贴政策的新动向、新特征及对相关国家的潜在影响,并对中国应对措施提出建议。     

GATT/WTO补贴规则之演进

补贴规则最早出现在GATT第十六条.关贸总协定在1955年和1960年分别对GATT补贴规则进行了修改.这些修改内容体现在东京回合谈判达成的《补贴与反补贴守则》之中.乌拉圭回合谈判通过《农业协议》和《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议》进一步规范了对工业品生产者补贴的规则,并开启了遏制农业贸易补贴的努力.然而,2001年开始启动的多哈回合谈判至今未能形成一致意见,其主要原因就是谈判各方在农产品补贴问题上仍然分歧较大,这些都说明多边贸易体制下的补贴规则还需要进一步完善.     

从“数据隐私框架”看欧美数据跨境流动的规则博弈

欧美《隐私盾协议》失效后,双方为了恢复数据跨境流动秩序,于2022年底达成了“数据隐私框架”。该框架旨在回应欧盟法院在“《隐私盾协议》无效案”中提出的主要关切。2023年7月,欧盟委员会基于该框架对美国的个人数据保护水平发布了充分性认定决议。然而,该框架并未对美国情报机构大规模收集数据与窥探隐私的行为施加实质性限制。此外,框架建立的双层救济机制由于缺乏独立性,也无法给数据隐私权益受损的欧盟公民提供充分有效的救济。与《隐私盾协议》相比,该框架在本质上并没有明显的突破。欧盟和美国在双方数据跨境流动制度安排上的博弈,表面上是两种数据保护理念和治理模式的碰撞,实际上反映出了欧盟实施“数字主权”战略与美国维护“数字霸权”地位之间存在的根本利益冲突。欧美凭借各自优势,在数字经济时代争夺全球数字治理话语权。通过深入研究欧美之间关于“数据隐私框架”的规则博弈,可以为我国在选择适合本土的数据监管模式和提升数据治理规则话语权方面提供重要的思考和启示。     

我国境外投资立法存在的问题与完善措施

伴随着经济全球化和我国加入WTO后的前进步伐,我国的境外投资越来越多。境外投资立法是我国涉外立法的组成部分,对我国境外投资起着保护、鼓励与管理的作用。但目前我国的境外投资立法存在着缺乏统一立法、透明度不够、缺少对民营与私营企业的立法以及鼓励与支持措施不健全等问题。为此,应改革和完善我国的境外投资管理制度,建立和健全境外投资企业的服务制度,完善我国海外投资的鼓励制度,借鉴发达国家的通行做法建立我国的海外投资保险制度,以促进我国海外投资活动的健康发展。     

中国行政垄断规制之现状与对策简析

中国已有对行政垄断进行规制的相关立法,但零星散见于一些法律法规的个别规定中,没有有效制裁行政垄断的规则,且已有立法在权威性、制裁力度等方面存在诸多瑕疵;行政法方面的有关规定也较原则性,针对性不强。时代呼唤对行政垄断行为的高效规制。本文以法学的视角,以中国行政垄断领域为语境,分析了对行政垄断行为进行规制的现状,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中国规制行政垄断行为的法律对策。     

人工智能算法轴辐类共谋的反垄断规制新论

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算法与共谋的结合已催生出“算法轴辐类共谋”。较之传统轴辐类共谋,算法轴辐类共谋的规制困境在于纵向垄断协议证明“垄断”的效果、横向垄断协议认定“协议”的成立。因此,算法轴辐类共谋中纵向垄断协议的规制进路是认定“协议”存在、证明“垄断”效果、评估抗辩理由;算法轴辐类共谋中横向垄断协议的规制进路是证明“意思联络”的存在、认定存在“协同行为”、对算法轴辐类共谋竞争效果进行整体性分析。我国最新的反垄断相关立法对算法轴辐类共谋进行了立法回应,为算法轴辐类共谋中轴心、车圈、辐条等行为人的追责提供了法律依据。     

中美博弈对国际经贸规则体系重构的影响

中美规则博弈从本质上来说就是发展利益、发展模式和发展主导权之争。由于美国把中国视为战略竞争对手,因此从战略上遏制中国发展的意图显而易见。而今天的规则博弈又高度涉及彼此国内制度,中国也绝不会放弃自身发展权和发展道路的选择,因此中美规则博弈将在较长时间处于非合作博弈状态。从双方博弈筹码来看,美国在科技领域占优,中国在国内政治稳定性上占优,双方在国内市场规模上基本持平,但时间有利中国。双方非合作博弈的外化表现就是围绕"非市场经济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地位"在世界贸易组织(WTO)改革方向上的根本分歧、在美国主导的区域和双边规则中的强排他性和"去中国化"以及通过各种污名化直接发难中国体制。中美非合作博弈对国际经贸规则体系的走向产生重要影响,主要表现为:国际经贸规则体系更趋碎片化、世界可能形成两种导向的规则体系、区域化规则体系将成为主导模式。对中国来说,在不可能改变美国的情况下,最好的战略选择就是在做好自己事情的基础上,以更加包容的制度平衡方式化解美国排他性制度制衡方式带来的压力和挑战。     

大国竞争与日本经济安全战略构建

大国竞争背景下，日本违背经济规律，侧重安全和政治逻辑，加速构建经济安全战略，其目标是在“战略自主”下摸索新的经济安全道路，追求实现日本经济的自律性、不可或缺性和主导性。对内，日本积极完善战略体系，加强战略管理，提升安全能力和强化战略支撑。对外，日本以“新时代现实主义外交”为指导，在关键领域实施对华“脱钩断链”和“友岸外包”政策；以日美合作为中心，追求对接美欧经济体制和市场规则，深度融入欧美经济圈，并战略性扩展与志同道合的国家进行经济安全合作，重塑自由主义国际经济安全秩序。日本经济安全战略存在明显缺陷，内含的强烈地缘政治竞争和安全战略博弈意图也会导致大国竞争在区域层面更为激烈，给地区发展、安全以及中日关系造成更复杂和严峻的挑战。     

劳务派遣的法治化探寻——解释论与立法论的双重考量

中国《劳动合同法》将劳务派遣纳入规制范围,是中国劳动立法在制度构造上的重大转变,对劳动法的理论发展与制度建设产生了重要影响。劳务派遣相关规则虽然已经修改完善,但现行规则在适用上仍面临诸多疑难和困惑,需要在解释论上予以排解。面对派遣实务中的膨胀、变异等乱象,在立法论层面继续探寻法治化之路实属必要。     

中印对外直接投资的特征与效应比较

近年来,在人们将视线更多地关注于中国和印度在吸引外资方面的竞争与潜力之时,两国其实已在对外直接投资方面悄然起步,不仅增长迅猛,而且呈现出不同的特点和竞争优势。本文从投资规模、投资主体、投资行业、投资区位、投资方式和投资绩效与收益方面对中印对外直接投资的特点进行了比较,然后在实证分析中印对外直接投资的宏观经济效应差异的基础上,提出了借鉴印度经验促进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发展的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