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普惠金融、产业结构优化与农村经济增长

选取我国2011—2020年31个省份的面板数据，构建中介效应模型，实证检验数字普惠金融、产业结构优化、农村经济增长三者之间的逻辑关系；构建Hansen面板门槛回归模型，检验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下产业结构优化对农村经济增长的影响。结果显示：(1)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村经济增长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且能够通过产业结构优化间接促进农村经济增长。(2)在不同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下，产业结构高级化对农村经济增长的正向影响随着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而增大，产业结构合理化与农村经济增长呈“U”型关系。(3)异质性分析发现，数字普惠金融能促进东、中、西部地区农村经济增长，且区域差异显著，即东部地区的促进效果最明显，中部次之，西部较弱。     

数字经济、创新资源流动与区域创新能力提升——基于城市面板数据的空间杜宾模型研究

利用数字经济发展契机促进创新资源流动，进而带动区域创新能力提升已成为落实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促进经济高质发展的重要路径。基于2010-2020年我国70个大中型城市的面板数据，实证探究了数字经济与区域创新能力提升之间的关系，并将创新资源流动纳入数字经济发展对区域创新能力影响的分析框架中，运用中介效应模型和空间杜宾模型着重分析其传导路径、区域异质性以及空间溢出效应。结果表明：数字经济与创新资源流动均存在正向的空间溢出效应；创新资源流动在数字经济与区域创新能力提升之间发挥了明显的正向中介作用；数字经济和创新资源流动对不同区域创新能力的影响并不相同，表现出较强的区域异质性特征。     

平台经济、技术创新与产业结构升级

文章选用2013-2019年我国30个省级行政单位面板数据,利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实证分析平台经济与技术创新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研究发现,平台经济对产业结构合理化和产业结构高级化均有促进作用,但这一促进作用存在区域异质性,东部地区的促进效果最为显著;平台经济与技术创新之间存在交互效应,平台经济对技术创新的促进效应弱于技术创新对平台经济的促进效应;平台经济与技术创新的交互效应可以显著推动产业结构升级。为进一步发挥平台经济和技术创新对产业结构升级的促进效应,政府部门要以技术创新引领平台经济发展、完善平台经济治理体系、加大平台经济和技术创新的融合去缩小产业发展的区域差异。     

数字金融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理论分析与实证检验

文章基于2011-2020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系统考察了数字金融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效应及作用机制。结果表明：数字金融显著促进了经济高质量发展,这一结论在选取移动电话普及率作为工具变量等稳健性检验之后依然成立;数字金融不同维度对经济质量的驱动作用存在差异性,强化服务深度和提升数字化程度对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作用更突出;从区域异质性来看,东部、西部和东北地区的数字金融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显著,但在中部地区并不明显。作用机制的分析显示,缓解融资约束、提升创新能力和优化产业结构是数字金融作用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传导机制。最后,采用面板门槛模型和空间模型,发现数字金融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存在边际效应非线性递增和空间溢出的特点。     

数字经济赋能下区域经济碳脱钩效应研究——基于脱钩理论的面板数据分析

采用2013—2019年中国30个省市数字经济的面板数据，利用脱钩模型测度区域经济碳脱钩水平，并通过面板计量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实证检验了数字经济对区域经济碳脱钩的影响和作用机理。研究发现：中国整体经济碳脱钩水平不断上升，东北地区存在较大碳脱钩阻力；中国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由东南沿海向西部和北部地区逐级递减；数字经济能够显著促进区域经济碳脱钩，能源结构优化是数据经济促进经济碳脱钩的重要机制。未来国家应更加重视东北地区的数字经济发展，促进东北地区产业数字化转型；考虑到我国数字经济发展不平衡、数字人才、产业数字化水平较低的特点，应适当引导东部地区数字技术向西部、东北地区流动，发挥数字技术的后发优势，防止数字技术在区域上的脱节；鉴于数字经济可以通过改善能源结构促进区域经济碳脱钩，还需进一步加强数字经济和能源革命的深度融合。     

数字普惠金融与经济包容性增长的关系及影响机制研究

数字普惠金融与经济包容性增长蕴含的“增长”与“公平”要义紧密相关。文章选取2011-2020年中国276个地级及以上城市面板数据，综合运用双向固定效应、分位数回归和双重差分模型等多种方法，研究数字普惠金融与经济包容性增长的关系及其影响机制。研究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于经济包容性增长具有积极推动作用，数字金融覆盖广度、数字金融使用深度的提升均对经济包容性增长具有正向推动效应，但数字排斥等现象的存在致使普惠金融数字化程度并未对经济包容性增长产生影响。随着数字普惠金融水平的提升，其对包容性增长的影响会因规模效应而提升。数字普惠金融对于经济包容性增长的影响存在区域、城市规模和创新创业能力异质性。经济增长是数字普惠金融促进经济包容性增长的重要渠道。     

数字经济、区域创新能力与经济高质量发展——兼论区域创新环境的调节效应

基于长三角四大都市圈(上海都市圈、杭州都市圈、南京都市圈、合肥都市圈)2010-2020年的面板数据，实证分析数字经济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中介机制，检验区域创新环境对数字经济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调节效应。研究发现：数字经济能够显著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区域创新能力是数字经济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路径，这一结论经过一系列检验后仍然成立。区域创新环境对数字经济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正向调节作用，通过不同区域创新环境的异质性检验后结论稳健。文章提出，在促进数字经济发展的同时，应注重区域创新能力提升，打造良好的区域创新环境，激活数字经济的创新驱动效应，以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     

区域创新、产业升级与经济高质量发展——基于空间溢出视角的经验分析

本文主要在空间溢出视角下从独立效应与协同效应两条路径考察区域创新与产业结构优化对经济发展质量的影响.选择空间杜宾模型对相关理论进行检验,结果表明:就独立效应而言,我国区域创新不仅促进了本区域经济质量提升,且存在正向空间溢出;产业升级虽对本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推动作用,但对其他区域发展质量产生抑制作用.就协同效应而言,区域创新与产业结构协同深化对本区域及其他区域经济质量均存在促进作用.因此,在我国新发展格局背景下各地应更加注重践行服务民生的发展思想,完善科技创新体制机制建设,切实履行"服务型政府"职责,做好顶层设计,为区域创新与产业结构升级提供源动力,以实现两者协调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     

最优金融空间结构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

基于2005—2019年中国30个省级行政区面板经济数据,采用空间杜宾模型从金融比率、金融活力、金融效率及金融密度4个子维度检验了金融空间结构与区域经济发展的关系。研究发现:金融结构对我国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存在显著的空间效应,地区经济发展不仅受本地区金融结构的影响,还受到相邻地区金融结构的影响；从金融结构对经济发展的直接效应来看,金融效率促进了本地经济发展,金融密度则抑制本地经济及邻近地区经济发展,金融比率与金融活力显著地带动周边省份经济发展；金融空间结构在东、中、西部地区经济影响的表现不尽相同。应继续深化我国金融体制改革,优化金融空间结构与实体产业结构匹配程度；发挥“有为政府”的政策指引功能和“有效市场”金融资源配置功能；因地制宜、因地施策,根据本地产业禀赋基础实施差异化金融发展战略。     

数字金融、产业结构优化与经济高质量发展

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是未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核心目标,本文从经济发展的三个方面构建了全新的高质量发展评价指标体系,以2010-2020年全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为研究基础,利用半参数模型从全国、区域两个层面分析了数字金融和产业结构优化对高质量发展各维度的影响效应。结果显示：从全国层面来看,数字金融发展和产业结构优化均能对发展成果产生正向影响。从区域层面来看,数字金融发展与产业结构优化对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作用效果存在地区差异。     

数字经济发展能促进居民消费“扩容提质”吗？

基于2013—2020年省级宏观数据和数字经济指数深入分析数字经济发展对居民消费的影响，并从市场供求两端分析其内在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经济能够促进居民消费“扩容提质”，且这一作用在数字经济和消费不同维度下仍然显著，异质性分析进一步发现数字经济对中西部与低市场化程度地区的促进作用更强，呈现数字益贫性特征；动态叠加效应表明，数字经济在滞后期依然对居民消费存在促进作用，并且对居民消费“扩容”作用明显高于“提质”作用；机制分析表明，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收入差距、创新产出与产业结构升级分别在市场需求和供给端发挥着中介效应。因此，要继续发挥数字经济的包容性增长作用，大力推进科技创新，实现产业结构升级，推动实现消费型经济增长模式。     

“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数字经济驱动消费增长的机制与路径:基于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检验

文章基于“双循环”新发展格局背景，首先从内部和外部结合、供需两侧结合的角度采用倒推法构建了数字经济驱动消费增长的理论逻辑框架，即“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国内循环为主体←扩大内需←供需匹配←产业升级和创新←数字经济”。接着选取中国286个地级市的数据，采用聚类分析法描述各城市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并进行对比分析。研究发现：不同层级城市的数字经济增速存在明显区别，数字经济一线城市的数字经济指数水平远高于其他四个层级城市，但是数字经济五线城市的增速远超一线城市，表现出十足后劲；从数字经济和消费的拟合情况可以看出，数字经济和消费增长呈正相关关系；数字经济与产业结构升级、产业结构升级与消费增长之间都呈现一定的正向关系，但是现实情况也显示出产业结构优化指数比较高的城市没有能明显表现出相对应的良好消费势头。进一步建立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模型对数字经济对消费增长的影响机制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显示：从全样本层面看，数字经济对消费增长的总效应显著为正，说明数字经济能够在促进消费、拉动内需上发挥一定的作用。另外，产业结构升级的中介效应显著为正，说明数字经济能够通过推进产业结构升级从而促进消费增长，但是这个中介效应具有一定...     

金融发展与产业结构调整升级——来自北、上、广、深、苏五市的经验证据

金融发展在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中表现出一定的异质性。选取二线城市苏州与上海、北京、广州、深圳四大一线城市1990~2010年的相关年度数据,建立面板模型对金融发展与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相关关系进行实证研究。在对比分析变截距模型与变系数模型回归结果的基础上,探讨金融发展在促进区域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中的异质性,总结金融发展水平对区域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所发挥的作用,并对类似苏州的较发达二线城市的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提出政策建议。     

金融与经济高质量发展：作用机理与区域差异

采用多重中介效应模型实证检验金融作用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路径，深度考察金融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影响的作用机理与区域差异。研究发现：从全国层面看，金融能够显著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且金融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社会资本、劳动力转移与技术创新三条传导路径显著存在；从区域差异视角看，东部地区金融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社会资本、劳动力转移与技术创新三条传导路径显著存在，中部地区金融主要依靠技术创新路径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西部地区金融主要依靠劳动力转移路径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无论是全国层面还是分区域层面，中介效应的值都较小，均存在较大的提升空间。     

数字经济促进共同富裕的逻辑、机理与路径

推动中国数字经济健康发展,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是新时代新阶段的两大中心课题。为研究数字经济与共同富裕的逻辑关系,对共同富裕“四个统一”的内涵、数字经济的新特征与新趋势进行分析,论证数字经济助推共同富裕的机理与路径。研究认为,数字经济通过创新效应、溢出效应、协同效应和普惠效应,为均衡发展提供了共享机制,推动了全社会共享数字经济红利,创新驱动、产业结构升级、生态协同和价值共创是其中重要的机制; 数字经济促进共同富裕的实现,需要进一步培育互联网产业平台,做强做优做大数字平台,推动产业数字化和数字技术市场向农村、实体经济融合; 数字平台企业需要承担更多公共职能,持续完善数字生态链、发展新业态新模式为创新创业提供条件和保障,充分发挥数字经济促进共同富裕的“四个效应”,增强人民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自主创新、结构优化与经济高质量发展

提升自主创新能力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利用2011—2021年中国省级数据,实证研究了自主创新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自主创新显著推动了经济高质量发展;机制分析表明,产业结构升级和消费结构升级是自主创新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主要渠道;调节效应分析显示,数字化水平在自主创新影响经济高质量发展中发挥了正向调节效应;异质性分析发现,在东部地区和高创新水平地区,自主创新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效果更大。因此,应加快实施创新驱动战略,多措并举推动产业结构和消费结构升级,打造良好的数字环境,实现自主创新的跨越式发展和可持续性发展,释放经济高质量发展潜能。     

数字新基建、金融资源配置与经济高质量发展

基于我国2011—2020年30个省份面板数据,实证检验数字新基建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以及金融资源配置的调节效应。研究发现：数字新基建有利于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且金融资源配置可显著增强数字新基建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促进作用。进一步研究发现：数字新基建可通过提高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和推动产业结构升级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数字政府改革有利于增强数字新基建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促进作用。据此,提出实施数字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工程,夯实经济高质量发展基座;加强数字政府治理,助推政府治理现代化;优化金融资源配置,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对策建议。     

减税降费、产业结构升级与经济增长质量的动态关系——基于PVAR模型的分析

基于PVAR模型,考察减税降费、产业结构升级与经济增长质量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减税降费、产业结构升级与经济增长质量之间的协调关系存在区域异质性。东部地区减税降费对经济增长质量的正向影响明显,但受限于产业结构合理化的边际效应递减,产业结构升级对减税降费和经济质量的影响有待强化;中部地区减税降费和产业结构升级能够有效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经济增长质量对产业结构升级的驱动作用有待增强;西部地区减税降费和产业结构升级对经济增长质量的驱动效应,持久性不足。     

数字金融发展、资本配置效率与产业结构升级

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亟需加快产业结构升级,数字金融发展是否有效促进了地区产业结构升级呢?资本配置效率又在其中起到什么作用?本文基于2011-2018年中国地级市面板数据,利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和中介效应方法,从资本配置效率的视角出发,实证检验了数字金融发展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金融发展对产业结构升级产生了显著的促进作用,分维度来看,数字金融覆盖广度的作用明显高于使用深度和数字化程度;资本配置效率改善是数字金融发展影响产业结构升级的重要传导机制,数字金融发展可以通过改善资本配置效率促进产业结构升级。进一步运用面板门槛模型检验发现,资本配置效率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显著存在基于数字金融发展的双重门槛效应,在数字金融发展水平由低到高的动态变化过程中,资本配置效率对产业结构升级的作用由负转正并不断增强。     

数字普惠金融为农村居民带来“数字红利”了吗?——基于长三角县域的实证研究

数字普惠金融作为传统普惠金融与数字技术相结合的产物，是衔接脱贫成果与乡村振兴的桥梁。基于2014-2020年县级面板数据，通过构建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和面板门槛模型，实证检验长三角地区县域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农民收入的影响及其机制。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农村居民具有显著的增收效应；机制分析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发展通过推动县域产业结构升级促进农村居民收入增加；门槛效应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村居民收入的影响存在以经济发展水平为门槛的非线性影响，呈正相关且边际递增的关系；异质性分析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较高收入组存在“数字红利”,但是对较低收入组的影响不显著。研究的政策启示主要有：加强数字普惠金融基础设施建设；满足农村“尾部群体”的金融需求；充分发挥县域数字普惠金融助力三产融合发展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