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集聚与碳排放:基于空间溢出效应视角的经验考察北大核心CSSCI

在实施“碳达峰碳中和”的战略背景下,新型城镇化和城市群经济的快速发展必然要求中国经济在集聚效率与节能减排之间进行平衡和协调,探讨人口集聚与减排绩效之间的关系具有重要意义。文章基于空间集聚理论分析人口集聚对人均碳排放的非线性影响,利用中国2000-2019年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采用空间面板模型进行系统而稳健的实证检验分析。研究结果显示:首先,人口集聚与人均碳排放之间呈现“倒N”型曲线关系,当前大多数省份仍然处于减排效应的第一阶段,发挥城镇人口集聚的节能减排效应仍然有较大的提升空间。人均碳排放、人口集聚和经济发展具有空间溢出效应,临近省份的人均碳排放增加会加剧本地排放水平提升,人口集聚和经济发展的空间扩散效应有利于提高发展效率、促进全局减排。人口集聚对人均碳排放的影响主要以能源利用和经济发展为作用渠道,能源结构、能源强度和能源价格的非线性机制决定了人口集聚与人均碳排放的“倒N”型曲线关系。应推动以人口集聚效率提升为特征的城镇化高质量发展,充分发挥以大城市为辐射中心、以周边县城为重要载体的联动机制,进而助力人口集聚与节能减排的协调发展。     

我国家庭动态变化对二氧化碳排放的影响分析

人口数量及其增长率常常被认为是二氧化碳排放增长的重要推动力之一,而家庭变动对二氧化碳排放的影响往往被忽视。基于此,采用VAR模型,通过脉冲响应函数来考察人口和家庭变动对二氧化碳排放的动态影响,并用方差分解法揭示其相互影响程度及差异。结果表明,家庭层面变量对二氧化碳排放的影响远大于人口总量对二氧化碳排放的影响。考察人口总量、平均家庭规模以及家庭户变动三者对二氧化碳排放影响的贡献差异发现,平均家庭规模对二氧化碳排放的影响大于家庭户变动对二氧化碳排放的影响,且大于人口总量对二氧化碳排放的影响。相对于人口总量,以家庭户为视角来研究人口因素对二氧化碳的影响更为重要。因此,在节能减排的政策建议中,应当更多倡导推广有利于可持续发展的家庭户模式,家庭减排对于减排目标的实现将具有更大的潜力。     

对城市住宅商品需求的家庭人口因素分析

现阶段,中国城市家庭生活的较大需求集中体现在住宅商品上。处在生命周期中不同阶段的各种类型的家庭对住宅房地产商品的需求各具特点。在住宅房地产市场的研究中,房地产商应认真分析消费者的家庭类型及其所处生命周期的阶段,这有助于研究家庭的人口变动过程对其住宅消费行为的影响,进而能够根据家庭人口因素的变动调整住宅房地产市场的营销策略。     

人口老龄化对家庭碳排放的影响路径研究北大核心CSSCI

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家庭消费领域产生的碳排放占比持续增加,未来家庭碳排放将成为碳减排的重点领域,而人口老龄化对家庭碳排放有显著影响。本文使用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CFPS)构建基于结构方程的并行多重中介模型,分析人口老龄化对家庭碳排放的多重影响路径,探究住房选择的中介效应以及家庭收入的调节效应。结果表明:人口老龄化对家庭碳排放存在两条影响路径,一是人口老龄化对家庭碳排放的正向直接影响路径;二是人口老龄化通过住房面积进而影响家庭碳排放,但家庭收入会削弱该路径,即随着家庭收入的增加,人口老龄化对住房面积的影响减少,进而对家庭碳排放的影响逐渐降低。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讨不同群体的异质性。研究发现住房选择的中介效应存在区域异质性,体现为人口老龄化对南方家庭的碳排放以直接影响为主,对北方家庭则是以间接影响为主。同时,住房选择的中介效应在不同家庭类型中的表现不同,住房选择在中年型家庭中为完全中介效应,在老年型家庭中为部分中介效应。政府应以家庭为单位,加强家庭低碳生活宣传,进行消费变革以提高家庭低碳消费意识和能力。切实保障有老家庭的收入水平,充分发挥收入对家庭碳排放的调节作用。与南方相比,北方应投入更大力度进行低碳住房适老化改造,促进住房领域实现碳减排。     

家庭人口老化对碳排放的影响——基于家庭微观视角的实证研究

人口老龄化和全球气候变暖已经成为世界各国共同关注的议题。在我国人口老龄化日益加剧、环境问题也逐渐引起社会各界广泛关注的背景下,家庭层面人口老化与碳排放之间关系值得深入研究。文章从微观家庭结构出发,对家庭内部人口老化与碳排放之间关系进行理论分析,利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库(CHFS)2013年的截面数据对人口老化与碳排放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家庭的老化特征与家庭碳排放之间呈现负相关,家庭的老化特征有助于减轻家庭的碳排放水平,老年人与年轻人共同生活的主干家庭更加"节能环保",这一结论与人们的一般感性认识有所不同。因此,应当鼓励年轻人与老年人共同居住,通过老年人的生活方式和消费习惯影响家庭的消费行为和消费结构,使家庭朝着节约环保型转变。本文的结论同时也表明人口老龄化产生的并非都是消极影响,其对社会的影响需要进行全面评估以积极应对老龄社会的到来。     

环境退化地区家庭人口对土地利用的影响研究——以中国西北毛乌素沙地为例

微观层面模型对于区分不同的人口群体以更好地明确环境退化的责任主体及其原因具有重要价值,对不同的土地利用方式进行经济区分是联接家庭人口特征与土地覆盖结果的重要手段。基于扩展的恰亚诺夫理论框架,文章利用2007—2008年两次调查所获293个农户样本数据,采用OLS和logit多变量模型实证分析毛乌素沙地家庭人口和其他因素对土地利用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1)家庭人口因素对毛乌素沙地农户的土地利用产生重要影响;(2)毛乌素沙地主要土地利用的环境影响也遵循家庭生命周期的过程;(3)毛乌素沙地农户在减少有助于土壤修复利用活动的同时面临上升的退化风险。     

论家庭变迁与人口的生育行为

家庭变迁与人口生育行为的变化呈动态关系和密切的相关关系。随着社会的变迁、时代的进步,我国的家庭规模与结构、家庭关系、家庭经济生产功能、家庭生活方式和养老保障功能等正发生着深刻的变化,对人口的生育行为、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以及政策的制定正产生着越来越大的影响。在当今市场经济条件下,重新审视家庭与人口生育的关系,考察家庭变迁与人口的生育行为,分析和确定家庭因素对人口生育行为的影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城乡困难家庭的求助网络及其政策启示

文章使用“城乡困难家庭调查”2014年跟踪数据,对我国城乡困难家庭的求助网络结构和家庭因素进行分析,发现：血缘和亲缘关系仍是我国城乡困难家庭最天然的帮扶网络,但官方社会救助系统的作用已超过民间系统,邻里朋友仅在血亲和官方系统失灵时起补充作用;基层治理结构对求助网络的城乡差异产生影响,流动人口家庭求助网络呈现多元均衡的特征,但面临官方救助系统的制度性缺失;人口规模、低保资格两个家庭因素对城乡困难家庭求助网络有显著影响。文章认为,应进一步发挥社会力量的作用,针对我国城乡困难家庭建立官民并举、多元协作的社会救助政策体系。     

家庭变迁背景下的中国家庭政策

在人口转变和经济社会变迁的过程中,中国家庭规模不断缩小、家庭结构逐渐简化、传统家庭功能趋于弱化。这对维系社会正常运作的各项社会政策带来巨大冲击,并由此将家庭政策的完善与改革提上议程。尽管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家庭政策在影响人口发展、提供家庭保障和促进性别平等等方面有所建树,但仍未脱离含蓄型和补缺型模式的囿限。文章认为,中国的家庭政策体系应实现向明确型和发展型转变。首先应创建专门的家庭政策机构,在此基础上明确将家庭整体作为基本的福利对象、以发展家庭能力为目标进行家庭投资、推进家庭政策的适度普惠性,并尽量避免其他政策安排与家庭政策的相互制约乃至冲突。     

城市老年人口家庭经济流动类型及其影响因素分析——以上海为例

文章采用“上海市老年人口状况与意愿跟踪调查”的数据,对不同人口学特征的城市老年人家庭代际经济流动类型进行分析,发现城市老年人家庭代际经济流动类型的性别差异、年龄差异、受教育程度差异和婚姻差异。运用二元Logistic回归对老年人家庭经济流动类型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结果表明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子女补贴、月平均收入和住院天数等因素对老年人家庭代际经济流动类型有显著影响。     

家庭变迁、家庭政策演进与中国家庭政策构建

从中国家庭变迁和中国家庭政策演进两个方面,以西方发达国家和中国为视角,对中国自20世纪80年代起至今30多年来家庭政策研究进行梳理、总结和分析,提出构建中国家庭政策的建议。中国家庭呈现出核心、主干、联合家庭此消彼长、波动往复的变迁特点,“家本位”价值观占主导地位;同时中国现有家庭政策体现出概念范围宽泛、目标指向含蓄、补救型模式的三大主要特征,也表现出“家庭主义”、“去家庭化”和两者平衡的三阶段演进历程。未来中国家庭政策的构建要围绕中国家庭的两大特点———稳健的“主干家庭”和绵延的“家本位”价值观念,以平衡的发展型家庭政策为取向,向政策概念范围精准、目标指向明确、系统普惠型模式的方向发展。     

基于非线性假设的人口和碳排放关系研究

理论和实证分析表明,人口和碳排放的关系具有动态性,碳排放量对人口要素的弹性系数是人口数量、年龄结构、家庭规模、城市化、性别结构、经济发展水平等因素的非线性函数。本文发现,基于人口和碳排放非线性关系假设构建的碳排放模型对历史数据的拟合能力明显优于传统模型,能够较好地揭示不同人口发展阶段和经济发展水平下的人口动态对于碳排放的影响。从各国人口发展实际状况出发,制定相应的减排策略是应对气候变化的必然选择。     

人口因素对碳排放的影响

我国面临着人口规模扩大、快速城市化、家庭小型化和人口老龄化等多种人口趋势交错并存的局面．这将对我国碳排放产生重要影响。本文通过对相关文献的梳理,发现人口规模的增长、人口的城市化、家庭的小型化等因素都将在不同程度上导致碳排放的增加,而人口老龄化的作用尚不清晰。同时。各类人口因素的作用往往不是独立的,而是相互影响的,从而使其对碳排放的影响更为复杂。考虑到我国面临的复杂人口变化形势以及现有相关研究的不足。本文最后提出了这一领域需要进一步研究的方向。     

家庭规模缩小对家庭经济保障能力的影响:苏南实例

本文通过实验设计方法 ,并利用苏南农村居民的数据资料 ,分析实证了在有收入积累的前提下 ,家庭规模缩小不仅不会弱化家庭保障能力 ,而且会强化家庭保障能力。不同规模家庭保障能力差别 ,随时间推移和在家庭生命周期的不同阶段具有波动性。家庭保障能力会因家庭规模的大小、消费和积累模式的差异和在家庭生命周期中的不同阶段而不同 ,并可能发生相互转换。     

人口集聚视角下环境规制对碳排放的影响研究——基于京津冀13个城市面板数据

在人口集聚的进程中,如何跨越双重环境规制的约束门槛、降低碳排放,对“双碳”目标的达成意义重大。以人口集聚为切入点,基于京津冀的经济、文化与产业的发展,探讨双重环境规制在人口聚集的城市群内,对碳排放存在的门槛效应具有现实意义。文章采用2006～2020年京津冀13个城市面板数据,运用双固定效应模型实证检验环境规制和人口集聚对碳排放的作用效果,同时构建面板门槛模型,以人口集聚作为门槛变量检验在不同集聚程度下,双重环境规制对碳排放的影响,并进行区域性分析和稳健性检验。结果表明：第一,京津冀地区人口集聚对碳排放呈倒“U”型关系,两类环境规制的交互项对碳排放强度的抑制作用效果更为显著。第二,在人口密集程度较低时,仅在两类环境规制共同作用下,降碳效果才初步显现;当人口集聚程度处于中水平区,正式环境规制抑制碳排放强度的作用效果逐渐显著;当人口密集度处于高水平时,正式环境规制依旧有着显著的降碳效果,但在两类环境规制的共同作用下,则出现显著负面影响,增加了碳排放强度。第三,就降碳效果而言,仅有五个城市处于人口集聚适当水平区,能够实现较好的降碳效果。基于此,从政府管制、绿色技术创新、人才引进、绿色供应链和...     

人口流动对家庭结构影响的统计研究

人口流动使完整家庭分离为结构不完整的流动家庭和留守家庭,导致家庭结构的变化,其程度需要定量分析。本文以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为依据分析了人口流动对家庭结构的影响。结果显示,在我国家庭结构类型中核心家庭仍然占主体地位,近半数家庭是核心家庭;三代直系家庭和一对夫妇家庭所占比重比较接近,各占约五分之一;单人户和隔代家庭比重有所上升。人口流出即家庭成员的外出使得家庭结构类型向更小更简单的家庭结构类型转变。     

西方发达国家的家庭政策及对我国的启示

西方国家早期的家庭政策是通过普适性的福利性手段减少家庭贫困,全面提高公民的福利水平。20世纪60、70年代,西方国家完成人口转变之后,家庭的发展进入后现代化时期,家庭模式发生了巨大转变。为达到国家的人口战略目标,西方国家的家庭政策从覆盖全民的福利性保障,逐渐转为在保证福利的同时,更加注重鼓励生育。当前西方国家在家庭政策的实施中所采取的主要政策工具包括家庭补贴和税收优惠政策,产假、生育补贴和工作保护,以及儿童看护和教育政策。依据西方发达国家家庭政策的已有经验,我国家庭政策体系可以采取"保基本、广覆盖、福利与调控人口并重"的政策路线。     

老年人的家庭禀赋对其居住安排的影响及其机制分析

连续性理论解释了老年人居住安排的变迁机制，认为囿于家庭禀赋的老年人会调整自身的居住安排，但是这种居住安排的变迁受到老年人行为与观念的异质性影响和中介作用。基于2014—2018年三期中国老年社会追踪调查数据，运用潜在类别模型和二元逻辑斯蒂固定效应模型检验家庭禀赋对老年人居住安排的影响机制。研究结论支持老年人依据家庭禀赋理性选择居住安排的观点，家庭禀赋减弱会显著促进老年人与子女同住，并且这一结论在改变家庭禀赋临界值后仍然稳健。同时，这种影响的城乡异质性不大，时期效应显示城市空巢化趋势明显，而农村出现一定反弹。研究还验证了行为与观念对居住安排的禀赋限制的异质性影响和中介作用。一方面，在异质性影响下，行为与观念表现为紧密型和依赖型的老年人，其家庭禀赋减弱后与子女同住概率较高；另一方面，在中介作用下，行为与观念表现为独立型和工具型的老年人，其家庭禀赋减弱后会通过调整家庭社会网络类型，改变居住安排。综上所述，研究认为政府应正视居住安排的空巢化变迁，重点关注观念等软指标对居住安排的影响。     

中国农村居民家庭的生育决策模型与实证分析

根据"五普"和"六普"资料,人口总和生育率显著低于世代更替水平,这表明中国人口进入了低生育水平发展阶段。关于这一问题的合理解释是除了计划生育政策影响外,农村家庭生育决策的变化可能是内生的重要影响因素。基于生育决策模型及实证分析,得出这样的结论:在土地量保持不变的条件下,农村居民家庭的生育决策主要取决于收入水平和抚养子女的成本。农村居民家庭可能会依据"量质权衡"减少生育子女,这可能是导致中国人口生育水平下降的根本原因。     

农民家庭禀赋、社会保障与三孩生育意愿——基于2017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的实证研究CSSCI

生育政策调整是应对人口老龄化的重要举措,如何有效激发农村育龄群体的三孩生育意愿是政策落地的关键。本文认为农民家庭三孩生育意愿具有较大的政策激励潜力,故而借鉴理性选择理论建立农民家庭禀赋与社会保障对三孩生育意愿的分析框架,利用2017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相关数据,构建Biprobit模型进行实证检验分析框架。主要结论有:家庭经济资本与家庭人力资本对农民三孩生育意愿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家庭社会资本对农民三孩生育意愿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医疗保险对农民三孩生育意愿产生“挤入”效应,养老保险对农民三孩生育意愿产生“挤出”效应。主要建议有:完善社会保障制度以提升生育福利,提高家庭经济能力以降低生育成本,制定政策优化代际合作育儿人力资本,引导树立科学的人口资源生育观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