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国民政府进行抗战准备的动因

南京国民政府由对日妥协退让转向奋战，是国内外多种因素综合起作用的结果，既是民族危机日益严重所迫，又取决于中国社会各阶级、阶层，特别是国民党统治集团内部各级军政要员强烈要求停止内战、备战抗日的正义呼声和行动的巨大压力，在很大程度上也取决于英美对日态度趋于强硬，尤其是与蒋介石本人对日态度的转变、抵抗意识的逐渐增强密切相关。在各种因素的交相作用下，南京国民政府不得不投入一定的精力考虑、筹划抗战的准备工作，致使原来停留在口头上的备战计划从1935年之后开始逐步具体落实。     

浅论筑先纵队在鲁西北抗战中的作用

1938年11月15日,鲁西北政治、军事中心——聊城失陷了,国民党抗日爱国将领范筑先将军为国捐躯,鲁西北的抗战力量开始分化,有的投靠了国民党顽固派,有的投降了日本帝国主义,有的拥兵自重,割据一方,有的被日寇、会道门冲垮溃散了,蓬勃发展的鲁西北抗战局面遭受挫折。为了继续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团结吸引其他抗日武装,共同对付日伪顽会匪的猖狂进攻,第十八集团军总部根据抗战形势的需要,于1939年1月14日在馆陶县成立了筑先抗日游击纵队,由中共鲁西特委领导,坚持鲁西北平原抗日游击战争。这支劲旅成为巩固、发展鲁西北抗日根据地的重要力量。现就其历史作用简论地要述如下。     

评抗战前夕国民党南京政府的抗日准备

“九·一八”事变后,民族矛盾不断加深,1935年“华北事变”后日本又把侵略势力深入到华北广大地区。面对日本咄咄逼人的攻势,国民党南京政府一味与日妥协的政策开始有了转变,并进行了一定的抗日准备。南京政府的抗日准备很不充分,但它却是国民党集团被迫转向抗日的重要行动标志。本文试就此专题作一些初步的评述。     

论抗战初期国民党持久消耗战略

1937年7月7日,日本侵略军炮轰芦沟桥,挑起了全面侵华战争。中国从此进入了国共两党合作的全面抗战时期。抗战初期国民党在军事上实施了一种“持久消耗战”的战略。探讨这一战略的形成及在抗战初期的运用,并从中区分它与中国共产党抗日持久战的本质不同,是研究抗日战争史的一个重要课题。     

抗战期间中共中央南方局争取地方实力派概况(初稿)

抗战期间,四川是全国抗战的重要战略基地;重庆是国民党政府的陪都,我党南方局也设在这里。因此,四川,特别是重庆,成了党领导抗日民主力量同国民党顽固派开展斗争的重要阵地。在这场斗争中,我党南方局在争取地方实力派方面做了许多工作,成绩显著。 一九三八年八、九月间,日军逼近武汉,我党长江局于十月由武汉撤至重庆,改名南方局。一九三九年一月,中央复电批准了南方局的组成名单。南方局是党中央在国统区的派驻机关,直接实现党中央对国统区人民抗战的领导。因此,团结一切抗日力量,包括争取地方实力派在内,坚持抗战,是其主要任务。 武汉失守,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国民党反共降日倾向日益增长。此时,四川党的组织自抗战开始以来,已逐步得到恢复与发展,党员已近四千人。这使国民党顽固派极为不满。以此,他们在一九四     

论“华北事变”前南京国民政府的抗战准备

“华北事变”前,南京国民政府在积极“剿共”的同时,也进行了一些具体的抗战准备。这一时期的抗战准备可细分为两个阶段,每一阶段既有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方面的抗战准备,也有思想文化方面的抗战准备,具有韬光养晦、隐秘进行,“安内攘外”、矛盾交织,依赖外援、受制于人,全面准备、持久抗战,由虚到实等特点。这一时期的抗战准备一方面为“华北事变”后南京国民政府进行全方位的抗战准备奠定了基本的物质和精神基础,另一方面由于南京国民政府的综合国力虚弱,特别是南京国民政府的阶级本性及其执行的“攘外必先安内”的思想路线大大制约了这一时期抗战准备作用的发挥。     

浅析国民党地方实力派在全民族抗战局面形成中的作用

国民党地方实力派的局部抗战,推动了民众救亡运动的发展,在客观上为全民族抗战的发动准备了群众基础;同时他们在国民党内的率先联共抗日,促成了国共的第二次合作,给全国抗战局面的形成创造了政治前提;芦沟桥事变后,地方实力派揭开了全民族抗战的序幕,敦促蒋介石下定抗战决心,对全面抗战的开始发挥了直接影响。     

略论杨虎城的抗战思想

杨虎城“是国民党将领中首先倡导对日抗战的爱国军人”！早在1933年,他就曾请缨抗日,援助察绥抗日同盟军。1936年底,他和张学良将军共同发动的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便是为了逼使蒋介石“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结果推进了第二次国共合作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食言而肥的蒋介石,一方面扣留张学良,一方面逼迫杨虎城“辞职出洋”。1937年6月16日,南京国民政府     

略述抗战初期的全民抗战

在抗战整个过程中,最能集中体现第二次国共合作后全民抗战的时期,是从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芦沟桥事变到一九三八年十月武汉失守的抗战初期。在武汉失守以后,国民党实行消极抗日和积极反共的政策,对日军的进攻采取避战,逃战;而在芦沟桥事变至武汉失守这一期间,“国民党政府的对日作战是比较努力的”。这个时期的全民抗战,在整个抗日战争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正如宋庆龄同志所指出的:第二次国共合作抗战初期全民血战的历史,奠定了抗战胜利的基础。因此,在纪念抗战胜利四十周年之际,回顾这段全民抗战史并正确评价其历史地位是很有必要的;对于巩固和发展新时期的爱国统一战线,加强中华民族的团结,促进台湾早日回归祖国,完成祖国的统一大业,尽快地实现第三次国共合作,也有一定的意义。     

评国民党地方实力派在抗战中的作用

作为中间阶层的地方实力派，尽管他们的对日关系很复杂，但总的倾向是抗日的。全面抗战爆发前，地方实力派对阻止日本的侵略起了主要的作用；全面抗战开始后，他们又成为国民党正面战场上的一支重要力量。但是，蒋介石集团消灭异己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地方实力派抗日作用的充分发挥     

蒋介石抗战精神动员初探

"九·一八"事变后,国民政府在日本侵略日益严重的形势下,逐渐转向抗日准备。纵观国民政府对日备战,经历了先内后外、由暗而明的过程,既包括了物质方面的准备,也包括精神方面的动员。在精神动员方面,因形势的逐步发展,所采取的形式也分别不同。试图从蒋介石抗战精神动员的基本思想,结合新生活运动和国民精神总动员等决策加以论述。     

抗战初期国民党正面战场述评

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华民族抗暴御侮反侵略史上的光辉一页。它由国民党领导的正面战场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战场(解放区战场)组成,共同担负抗日的战略任务,在抗日战争中起着不同的历史作用。其中国民党的正面战场,由于中日双方政治、经济、军事等形势的发展变化,在整个抗战过程中呈现出不同特点和重心的阶段性,需要我们认真地区别看待。     

抗战初期国共关于游击战问题论争新探

抗战初期,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内部在抗日游击战问题上展开了一场空前规模的激烈争论。这场持续了一年多的争论,产生于抗战全面爆发、敌后战场开辟之初,在1937年底至1938年上半年形成高潮,1938年下半年进入深化阶段。这场争论,促进了国民党对游击战的认识,扩大了中国共产党的影响,坚定了中国军民战胜日本侵略者的信心。     

“自卫抗战声明”析

国民党政府发表的《自卫抗战声明书》,是中国抗日战争史上一个重要的历史文献。它的发表及其在抗日战争中所起的作用,一直为史学界所忽视,即便论及,也大都持批评态度。本文从“自卫抗战声明”发布的背景、历史作用和该声明与中日“和谈”的关系等方面逐一作了论述,认为“自卫抗战声明”在抗战中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它的发表并不是为投降准备后路。     

论国民党准备抗战思想的形成

所谓国民党的准备抗战思想,是指国民党在大片国土沦亡情况下,利用各种方式拖延战争大爆发的时间,经过一定准备然后进行抗战的基本观念。对这一思想的形成过程、主要内容和原因作深入研究,对于我们弄清国民党与中日战争的关系有一定的意义。国民党准备抗战思想的形成,经历了一个复杂的演变过程,大致可分三个阶段:     

一·二八和八·一三淞沪抗战比较研究

一.二八和八.一三抗战是抗战时期发生在上海的两次对日战争。通过战争准备、国民政府对日态度、国共关系、战争结果及影响等四方面对两次淞沪抗战的比较,可以清晰地看出一条国民党由被动抗战到主动抗战、国民政府逐渐抛掉对日和平幻想、国共两党从对抗到合作,并走上全面抗战的发展脉络。     

孤桑好勇独撑风——抗战初期陈独秀在武汉的活动述论

抗战爆发后,陈独秀从南京出狱后来到武汉,积极投身到抗日的洪流中。他主张坚持持久抗战,拥护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这些都是爱国主义的表现。在处理与国民党、中共及托派的关系上,他拒绝国民党的拉拢,对托派不屑与之为伍,对中共则心情复杂,关系紧张。武汉这段时期的活动对陈独秀后期的政治思想产生了重要影响,也造就了他作为孤独的反对派的最终命运。     

抗战初期国民党正面战场刍议

尽管抗战初期国民政府的抗日是被动的和消极的,但国民政府最终还是放弃了不抵抗政策,走上了抗日的道路。抗战初期的国民党正面战场是中国抗日战争主战场的地位,是不容动摇和否定的,应予以客观公正的评价。     

抗战初期河南一些地区人民抗日斗争史迹述略

抗战初期,国民党虽然采取了某些有利于抗战的措施,但由于其阶级本质皰局限,在对群众抗日的发动、组织方面存在着许多清规戒律,束缚了群众的手脚,影响了群众的抗日积极性。这时的中国共产党在河南的组织,根据中央的指示,开展了各种各样的抗日宣传,救亡活动,给河南人民以很大的影响。不甘做亡国奴的河南人民,便纷纷起来,抗日杀敌,在     

抗战前南京国民政府县自治失败原因探析

本文探讨了南京国民政府建设县自治的活动,重点分析了其失败的原因。本文认为,南京国民政府抗战前建设县自治的运动具有一定的现代性色彩,但国民政府的现代化程度低下,不具备领导一场现代性社会变革所需要的国家能力,这是其县自治失败的重要原因。国民党县自治具体制度和举措的失当、人才的匮乏等也是其县自治失败的重要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