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权力对技术创新网络治理绩效的影响研究

以中国R&D联盟中的企业为研究对象,将关系质量作为中介变量引入企业知识权力与技术创新网络治理绩效之间,实证研究并分析关系质量在知识权力与网络治理绩效之间的中介作用。研究结果表明,企业间关系质量在知识权力3种类型(专家权、奖赏权与强制权)与网络治理绩效之间具有较强的中介作用,从而证明技术创新网络治理的本质是基于知识权力的网络组织间关系治理。     

权力与关系承诺对供应商整合的影响

本文研究了供应商五种权力的使用对制造商两种关系承诺的影响,以及它们对供应商整合的作用.通过对我国617家制造商的问卷调查及分析,提出并验证了供应商管理的权力-关系承诺-供应商整合的理论模型.研究结果表明:供应商使用专家权力和奖励权力既会增加制造商的规范性承诺也会增加它的工具性承诺;供应商使用强制权力会减少制造商的规范性承诺,而供应商使用认同权力和法定权力对制造商的两种关系承诺都没有显著影响.结果还发现制造商对供应商的两种关系承诺都会促进供应商整合,但是,规范性承诺的促进作用更大.本研究的理论意义在于在Zhao等[1]对制造商和客户之间权力-关系承诺-客户整合理论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研究了供应商和制造商之间的关系,从而完善了整条供应链上权力-关系承诺-供应链整合的理论.本研究对企业供应链管理的实践活动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家族权力、组织认同与家族企业网络模式选择

本文在将家族权力界定为家族法定权力与家族专家权力的基础上,利用浙江和重庆两地家族企业调查数据,实证检验了家族权力、组织认同与家族企业网络关系,结果显示:第一,家族所有权对网络关系强度和持久度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家族管理权对网络中心度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对网络开放度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家族专家权力对网络中心度、密度和强度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对网络关系持久度和开放度有显著的负向影响。第二,家族所有权通过组织认同促进了网络关系强度和持久度;家族专家权力通过组织认同促进了网络中心度、密度和强度。第三,家族专家权力对家族企业网络模式的影响受到网络性质的影响,在家族企业人际关系网络中,家族专家权力对网络中心度和开放度的影响较大,对网络关系强度和持久度的影响较小。     

网络治理的权力基础:一个跨案例研究

网络组织是当前经济活动中的普遍现象,网络治理并非信任基础上的自主治理,而是受组织间权力关系的规制,权力是决定网络组织运行的重要关系并影响了网络组织运行绩效.本文通过一个跨案例研究,分析了网络治理的权力基础,提出组织间权力来源于企业资源、结构位势和制度压力.三种权力基础的作用机理不同,其中企业资源和网络中心性显著地表现为个体层面的权力,而网络密度和制度压力则体现为网络层面的权力,个体层面权力与网络层面权力的相互作用导致网络组织呈现不同的演变趋势.     

成员企业权力结构对联盟中控制权不对称分布影响的研究

以我国电器制造企业间联盟为样本,考察了成员企业权力结构对联盟控制权不对称分布的影响.结果表明,成员企业的权力结构各因素显著影响着联盟控制权的不对称分布:内部联合权力水平会弱化这种不对称,而其冲突水平则会强化这一不对称;外部联合权力水平会显著强化这种不对称,内外部联合权力间的冲突水平也会强化这种不对称.同时,成员企业的权力结构相似性与联盟中控制权分布的不对称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但这种关系并非线性关系,仅在成员权力结构具有高度相似性时,才会倾向于降低联盟控制权分布的不对称.     

在线品牌社群产品知识与结构洞：互依自我的调节

在线品牌社群本质上是社会网络,而结构洞是社会网络中关系形成的关键节点。以产品知识为前因,研究成员嵌入在线品牌社群结构洞位置的原因以及结构洞位置对品牌社群承诺和品牌承诺的影响,同时探讨互依自我在产品知识与结构洞之间的调节效应以及品牌社群承诺在结构洞与品牌承诺之间的中介效应。通过网上调研平台“问卷星”收集500份有效问卷,采用自我中心网的关系数据,通过UCINET软件计算结构洞位置,再使用偏最小二乘法进行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表明,产品知识对结构洞位置的占据有正向影响,互依自我对产品知识与结构洞位置之间的关系起正向调节作用,结构洞位置通过品牌社群承诺的完全中介作用影响品牌承诺。研究结论在理解社会网络与在线品牌社群之间的关系方面具有理论意义,对于在线品牌社群建构社会网络具有实践意义。     

供应链关系质量与企业创新价值链——知识螺旋和供应链整合的作用

本研究针对中国文化背景下的高新技术制造企业,构建供应链关系质量与创新价值链的结构方程模型,并探索知识螺旋中介效应和供应链整合调节效应.研究结果表明,行为过程积极显著影响知识螺旋和创新价值链;交互环境对创新价值链并没有影响作用,但积极显著影响知识螺旋;知识螺旋积极显著影响创新价值链,并在行为过程对创新价值链的影响关系中具有部分中介效应,同时,在交互环境对创新价值链的影响关系中具有完全中介效应;供应链整合正向调节知识螺旋中介效应.     

技术创新网络惯例的治理功能及维度构建

  在技术创新网络组织中存在两种治理机制，一种是网络行为主体之间的正式契约和制度安排，另一种是关系治理等非正式的治理机制。正式的治理机制作为协调手段被网络组织广泛使用，但他们仅仅为网络行为主体的交流提供了一个大致的框架，由于契约的不完全性和具体指向性使这些正式的协调手段对处于契约之外的众多无法辨识的问题显得无能为力。         技术创新网络惯例是创新网络行为主体重复的交互模式，是一种非正式的治理机制。通过对西安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等11个创新网络41家企业的深入访谈、资料查询和文档查阅，在了解技术创新网络发展过程中的运作模式和运行状况基础上，采用扎根理论的方法，经过开放式编码、主轴编码和选择性编码过程，探析和归纳出网络惯例具有行为约束、关系规范和知识建构3种治理功能。         研究结果表明，网络惯例在技术创新网络中具有行为约束、关系规范和知识建构的治理功能，这些惯例在网络组织运行中可以有效指导组织成员的相关行为，促进创新网络中知识在行为主体之间的有效传播和共享，协调组织行为主体之间的关系以保持网络稳定，还可以推动网络的变革和演变。网络惯例的行为约束功能是其最基本的功能，它影响着关系规范功能和知识建构功能，同时关系规范功能也促进惯例的知识建构功能，而创新网络通过知识建构功能促进网络创新知识的搜索引导、收集整理和复制内化，进而影响整个创新网络的技术创新。         研究结果弥补了关于网络治理理论研究的一些不足，丰富和拓展了惯例在网络治理理论方面的研究，在实践中也可以对创新网络中各创新主体的合作行为、关系维护和知识获取起到重要的指导作用，增强对技术创新网络惯例在治理过程中的有效应用。     

渠道关系强度对渠道权力应用的影响——关系嵌入的视角

传统渠道权力研究缺少对渠道关系网络背景的关注。从社会网络关系嵌入的视角切入渠道权力的研究,将社会网络理论中的关系强度变量纳入渠道权力研究框架,考察渠道关系强度不同维度对渠道成员应用渠道权力以及权力应用对渠道冲突和渠道合作的影响。以制造商及其与分销商关系为研究对象,获得278个制造商样本的调查数据,应用SPSS 15.0软件和多元层次回归方法对研究假设进行检验。研究结果表明,渠道关系中的亲密程度和互惠程度对渠道成员应用强制性权力和非强制性权力分别具有负向和正向显著影响;情感强度对制造商应用强制性权力有显著正向影响,而对其应用非强制性权力没有显著影响;渠道关系嵌入的行为和情感要素对渠道权力应用有不同影响。     

权力距离导向与员工建言:组织地位感知的影响

员工建言对于组织运营和发展的作用是不言而喻的,然而在中国情境下往往事与愿违,员工常常会选择知而不言。采用问卷调查方式收集81名团队领导与其467名下属的配对样本,运用多层线性模型方法,从文化价值观的视角探讨中国情境下不同层级个体的权力距离导向对员工建言的效应以及领导组织地位感知和员工组织地位感知在其中的调节效应。统计分析结果表明,领导权力距离导向和员工权力距离导向对员工建言行为都具有显著的负向预测作用,领导组织地位感知显著调节领导权力距离导向与员工建言间的关系,员工组织地位感知显著调节员工权力距离导向与员工建言间的关系。研究结果有助于理解中国情境下员工建言的影响因素和边界条件,对于改变这种现状、实现组织的有效管理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变革型领导对R&D团队创新绩效的影响机制研究

R&D团队是企业技术创新的重要组织形式.本研究从变革型领导这一视角探讨了其对R&D团队创新绩效的影响及中介机制.本文运用结构方程模型方法,通过对316个R&D团队样本的实证研究发现,R&D团队领导者的变革型领导风格对团队创新绩效有积极影响,而知识分享与知识整合正是这种影响的中介机制.     

不同地域文化下网络搜寻对合作创新绩效的影响

探讨不同类型的网络搜寻对合作创新绩效的影响,分析不同地域文化下该影响效应的差异性;在梳理相关文献的基础上,将技术创新网络背景下企业的网络搜寻归结为知识搜寻、关系搜寻和惯例搜寻3种类型;在陕西、江苏和广东三地选择具有较强研发合作强度和深度的典型行业实证调研,运用多元回归等方法进行统计检验分析。研究结果表明,知识搜寻与合作创新绩效之间的正向相关关系在三地样本中均得到检验,江苏样本的系数最大;陕西和江苏样本中关系搜寻与合作创新绩效之间存在倒U形关系,广东样本中仅正向关系通过显著性检验;陕西样本中惯例搜寻被视为破坏现有合作关系、不利于合作创新绩效的提升,而其余两地的样本均验证了惯例搜寻与合作创新绩效的正向关系。     

基于创新合作网络的产业集群知识扩散研究

创新合作网络是产业集群内部主体为适应创新复杂性的一种自组织涌现,创新合作网络结构决定了网络功能并进而影响发生于网络上的集群知识扩散过程。建立基于创新合作网络的知识扩散模型,在具有不同拓扑结构特征的规则网络、随机网络、小世界网络和无标度网络上,运用仿真方法研究集群知识扩散规律。将知识扩散效率与创新合作关系距离相联系,考虑知识的全局扩散效应。研究结果表明,具有无标度特征的创新合作网络能最大限度地提升集群知识扩散深度、知识扩散速度、整体知识水平增长效率以及具有最高的知识资源配置效率,创新合作网络中存在空间聚集的集群主体间倾向于具有相近的知识水平。最后给出促进最优创新合作网络安排的相关政策建议。     

边界跨越对IT外包绩效影响的实证分析

 IT外包组织边界跨越活动的作用日益凸显,而与之相对的是相应研究却不多。在先前的研究中我们发现这一现象确实存在于中国IT外包企业中,因此,本研究通过特别的研究设计,对边界跨越做进一步实证分析。2010年在西安、北京、上海三地的20家IT外包企业进行问卷调查,对回收到的292份有效问卷运用SPSS17.0和AMOS17.0进行统计分析。本研究证实:边界跨越具有很大的灵活性,可以直接或间接影响IT外包绩效;知识共享具有很强的中介作用,边界跨越及与之相关的技术创新和关系规范都通过知识共享的中介作用影响IT外包绩效;边界跨越、关系规范和知识共享对IT外包绩效影响力较强,而技术创新的影响较弱。     

创新支点还是保守枷锁：绿色供应链管理实践如何撬动企业绩效？

现有研究表明,绿色供应链管理实践和绿色创新均对企业绩效产生显著影响,但缺乏对上述三者内部关系的深入阐释。本文基于知识基础观,从动态开放视角分别引入双元知识搜索和绿色社会资本两个变量,构建三阶调节中介效应模型,探究企业绿色供应链管理实践对绿色创新和企业绩效之间深层次的作用机制。研究结果显示：绿色供应链管理实践撬动企业绩效增长的关键在于绿色创新在两者之间发挥中介作用;同时依赖于双元知识搜索对该中介作用的调节效应,且上述双元知识搜索的调节效应受绿色社会资本的再次正向调节。本文从理论上延伸了绿色供应链管理研究范畴;从实践上为企业从绿色供应链管理实践中获益提供借鉴和指导。     

Developing green innovation performance by fostering of organizational knowledge and coopetitive relations

This study explores the links between knowledge base, relationship learning, and green innovation performance within a coopetitive framework. We posit that green innovation is directly influenced by a broad and deep knowledge base. We also hypothesize that the knowledge base–green innovation performance link is positively mediated by relationship learning (indirect effect). These hypotheses were empirically tested using consistent partial least squares path modeling. A sample of 112 firms from the Spanish automotive components manufacturing sector was used. The mediating effect of relationship learning on the knowledge base–green innovation performance link was observed to be positive and significant. Therefore, managers should build strong relations with stakeholders to assimilate, transfer, and adapt new knowledge and thus enhance green innovation performance.     

The mediating effect of organizational commitment and employee empowerment: how transformational leadership impacts employee knowledge sharing intention

This study examined the underlying process through which transformational leaders provide an influence on employees’ knowledge sharing intention by concentrating on mediating roles of psychological empowerment and employees’ commitment to organizations. The direct and indirect impacts of transformational leadership on knowledge sharing were explored. In order to test the proposed hypotheses,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ling analysis was conducted with a sample of 426 full-time employees in South Korea. The results of this study showed a significant direct effect of transformational leadership on psychological empowerment and organizational commitment, which in turn had a significant influence on employees’ knowledge sharing intention. Transformational leadership had only an indirect effect on knowledge sharing intention among employees. These results bring out the importance of mediating roles of employee’s attitudes, especially organizational commitment, for promoting knowledge sharing intention among employees.     

网络闭合、知识基础与创新催化：动态结构洞的调节

 随着经济进入新常态，技术创新网络逐渐进化成为不同类型创新角色相互协作构成的创新生态系统。创新催化作为网络中创新产生的关键过程，目前研究将知识派系作为创新催化的支撑条件，然而鲜有考虑知识派系中网络闭合和知识基础双重属性的微观构成及其作用悖论，忽略了支撑条件与创新催化之间的协同演化关系，进一步破解技术创新网络的创新催化机制成为有待厘清的重要理论问题。        基于悖论整合视角，分析开放式和封闭式网络闭合、专业化和多样化知识基础、结构洞生成和填充的创新悖论，通过网络闭合和知识基础的交互匹配，探讨开放式专业化、开放式多样化、封闭式专业化和封闭式多样化4种网络配置组合对创新催化的差异性影响以及结构洞生成和填充的调节作用。结合战略联盟数据库SDC Platinum和专利数据库UPSTO，以嵌入在高科技行业合作网络中的中国企业为样本，利用社会网络和多元回归分析方法进行实证检验。        研究结果表明，网络闭合、知识基础与动态结构洞的多维匹配是实现创新催化的最小功能集；开放式网络情景下，组织嵌入在开放式专业化网络具有显著的创新催化作用，而开放式多样化网络存在信息过载的风险；封闭式网络情景下，组织嵌入在封闭式多样化网络具有显著的创新催化作用，而封闭式专业化网络存在过度嵌入的缺陷；结构洞生成和结构洞填充强化了开放式多样化和封闭式专业化网络的创新催化效能，抑制了开放式专业化和封闭式多样化网络对创新催化的促进作用；动态结构洞的调节效应存在时效差异，结构洞生成的促进作用能够在较长一段时间内持续，结构洞填充的调节效应随时间增加而逐渐减弱。        研究结论有助于揭示技术创新网络的创新催化过程，识别创新催化的最优网络配置以及效能发挥的情景依赖性，对提升网络组织的创新能力、构建中国情景下的创新生态系统具有重要实践指导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