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工业化进程中人口因素对碳排放影响研究

近年来发达国家的统计数据显示,居民生活消费的直接与间接能源消耗已超过产业部门,成为碳排放的主要增长点。运用STIRPAT模型,研究日本工业化进程中人口因素对碳排放的影响,从人口与消费视角探讨碳排放问题,将对我国工业化阶段的碳减排起到一定的指导作用。提高低碳技术水平、控制人口规模、引导居民消费模式的合理转变将成为控制工业化进程中碳排放的有效手段。     

我国人口态势与消费模式对碳排放的影响分析

本文应用STIRPAT扩展模型,考察近30年来我国人口规模、人口结构、居民消费及技术进步因素对碳排放的影响。研究发现,居民消费与人口结构变化对我国碳排放的影响已超过人口规模的单一影响力。居民消费水平提高与碳排放增长高度相关,居民消费模式变化正在成为我国碳排放的新的增长点;人口结构因素中,人口城镇化率的提高通过对化石能源消费、水泥制造及土地利用变化等的影响导致碳排放增长;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对生产的影响大于对消费的影响,其对碳排放影响的主要途径是生产领域劳动力的丰富供应;家庭户规模减小导致人均消费支出的增加及总户数消费规模的扩张,以家庭户为分析单位考察其对碳排放的影响具有较高的解释力。针对分析结果,探讨了未来我国低碳社会发展的相关应对之策。     

人口老龄化视角下的技术创新与经济高质量发展

在人口老龄化不可逆转且不断深化的背景下，实现创新型国家的关键在于技术创新。采用中介效应和面板门槛效应模型，验证人口老龄化通过技术创新途径对劳动生产率的影响以及以人口老龄化作为门槛变量，技术创新对劳动生产率的跃迁式影响。结论显示：无论是否束紧经济条件，人口老龄化除了直接影响劳动生产率外，还通过技术创新路径对劳动生产率产生中介影响；在理想条件下，以人口老龄化作为门槛变量，技术创新对劳动生产率的影响为正，当考虑其他控制变量时，技术创新在门槛区间内对劳动生产率的影响为负；在东、中、西部，技术创新对劳动生产率的影响呈现出不同程度的差异，东部的人口转变中，技术创新对劳动生产率的作用符合技术创新对经济发展的作用机制。     

住房公积金制度的主观福利效应

全面认识住房公积金制度对家庭幸福感的影响关系着“为人民谋幸福”和实现“共同富裕”目标的可行路径,也对改革和完善住房公积金制度具有重要意义。文章基于2015～2019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实证研究了住房公积金制度对城镇家庭幸福感的影响。研究发现,缴存住房公积金能够显著提高家庭幸福感,且这一结论在矫正了样本自选择和内生性问题带来的估计偏误后依然稳健。机制分析表明,住房公积金制度为家庭提供了低成本的住房融资,显著提升了家庭购房概率、改善了家庭消费结构,从而有助于提高家庭幸福感。异质性分析显示,住房公积金制度对有房家庭、购买首套房以及有住房贷款的家庭幸福感影响更大。进一步分析表明,住房公积金制度显著提高了财务状况较差、经济脆弱和非正规就业家庭的幸福感,客观上有助于推动实现共同富裕。文章为住房公积金制度的主观福利效应提供了微观证据,对相关政策的制定与完善提供了参考。     

家庭人口老化对碳排放的影响——基于家庭微观视角的实证研究

人口老龄化和全球气候变暖已经成为世界各国共同关注的议题。在我国人口老龄化日益加剧、环境问题也逐渐引起社会各界广泛关注的背景下,家庭层面人口老化与碳排放之间关系值得深入研究。文章从微观家庭结构出发,对家庭内部人口老化与碳排放之间关系进行理论分析,利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库(CHFS)2013年的截面数据对人口老化与碳排放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家庭的老化特征与家庭碳排放之间呈现负相关,家庭的老化特征有助于减轻家庭的碳排放水平,老年人与年轻人共同生活的主干家庭更加"节能环保",这一结论与人们的一般感性认识有所不同。因此,应当鼓励年轻人与老年人共同居住,通过老年人的生活方式和消费习惯影响家庭的消费行为和消费结构,使家庭朝着节约环保型转变。本文的结论同时也表明人口老龄化产生的并非都是消极影响,其对社会的影响需要进行全面评估以积极应对老龄社会的到来。     

家庭因素对育龄群体生育的影响研究

中国总和生育率长期低于更替水平,生育率持续下降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家庭各项因素在其中发挥着尤为重要的作用。文章基于2021年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数据（CSS）,利用泊松回归分析家庭因素对育龄群体生育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1）家庭因素对育龄群体的生育行为产生了重要影响,其中家庭规模和家庭人均收入对育龄群体的生育行为产生显著负向影响,家庭住房面积和兄弟姊妹数量对育龄群体的生育行为产生显著正向影响;（2）家庭住房面积和兄弟姊妹数显著提升了育龄群体的生育意愿,并进一步显著促进该群体的生育行为,即生育意愿作为中介变量促进家庭住房面积和兄弟姊妹数对生育行为的影响;（3）通过分性别、户口和出生队列的分组回归发现,家庭因素对不同组别的育龄群体生育行为的影响存在显著的异质性,表现为家庭规模对女性育龄群体生育行为的负向影响更为显著;家庭规模和家庭人均收入对农业户口育龄群体生育行为的负向影响更为显著;家庭生育代际传递对生育行为的促进作用随出生队列增加而增强。基于此,从积极发挥家庭因素对育龄群体生育的正向效应,努力提升育龄群体的生育意愿,加强性别平等引导与宣传教育,缩小城乡家庭发展差距等方面提出促进生...     

家庭资产对居民收入代际传递的影响——基于CFPS经验数据分析北大核心CSSCI

文章应用2014~2018年CFPS数据,运用中介效应检验和Blanden分解方法,研究家庭资产在居民收入代际传递中的中介效应及贡献程度。研究结果表明:家庭资产在代际传递过程中存在中介效应,家庭住房资产、家庭金融性资产和家庭负债的中介效应较为稳定;通过Blanden分解,家庭资产在居民代际收入弹性分解中的解释力均呈现减弱趋势,这是社会逐步走向公平的反映。但是从城乡、地区的不同差异来看,家庭资产有不同表现。针对结论,提出以下建议:一是实施不同住房政策,针对差异化的收入群体构造不同的住房供应系统;二是加强金融资本市场的监管,以农村信用合作社为切入口,开发周期短、风险低、投资少的多种理财产品;三是加强固定资产的消费政策引导,政府和企业要延续"家电下乡"等惠民政策,助力中部地区固定资产的升级和农村的普及率;最后,优先发展小额贷款市场,发展贷款条件宽松、贷款年限较低的小额贷款市场。     

老年人的家庭禀赋对其居住安排的影响及其机制分析

连续性理论解释了老年人居住安排的变迁机制，认为囿于家庭禀赋的老年人会调整自身的居住安排，但是这种居住安排的变迁受到老年人行为与观念的异质性影响和中介作用。基于2014—2018年三期中国老年社会追踪调查数据，运用潜在类别模型和二元逻辑斯蒂固定效应模型检验家庭禀赋对老年人居住安排的影响机制。研究结论支持老年人依据家庭禀赋理性选择居住安排的观点，家庭禀赋减弱会显著促进老年人与子女同住，并且这一结论在改变家庭禀赋临界值后仍然稳健。同时，这种影响的城乡异质性不大，时期效应显示城市空巢化趋势明显，而农村出现一定反弹。研究还验证了行为与观念对居住安排的禀赋限制的异质性影响和中介作用。一方面，在异质性影响下，行为与观念表现为紧密型和依赖型的老年人，其家庭禀赋减弱后与子女同住概率较高；另一方面，在中介作用下，行为与观念表现为独立型和工具型的老年人，其家庭禀赋减弱后会通过调整家庭社会网络类型，改变居住安排。综上所述，研究认为政府应正视居住安排的空巢化变迁，重点关注观念等软指标对居住安排的影响。     

子女性别与家庭储蓄--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CHFS)的分析北大核心CSSCI

近年来,我国性别比持续偏高,给家庭经济决策带来一系列影响。文章从子女性别差异的视角出发,考察子女性别如何影响家庭储蓄及资产选择行为。基于2015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的实证分析发现,男孩家庭储蓄率显著高于女孩家庭。替换关键变量、采用倾向得分匹配法和分位数回归法等稳健性检验支持上述结论。异质性分析显示,子女性别对子女年龄处于16~25岁的家庭、东部地区家庭、城镇家庭及高收入家庭的储蓄率的影响更为显著。机制检验表明,子女性别对家庭储蓄率的影响主要通过“节俭效应”实现,男孩家庭倾向于减少享受型消费支出,同时有更强的动机购买多套住房。研究有助于深入理解子女性别的社会影响,并为中国家庭储蓄率差异提供了更丰富的微观经验证据。     

中国人口年龄结构与城乡居民消费关系的实证分析

人口年龄结构转变本身具有动态性,与消费的关系也随之变化。文章基于1987-2011年时间序列数据对中国城乡人口年龄结构与居民消费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比较研究。结果发现:城、乡居民消费率与少儿抚养比之间均具有显著正相关关系,少儿抚养比越低,城、乡居民消费率越低,但少儿抚养比的降低对城、乡居民消费率边际变化的影响差异不大;现阶段整体来看老年抚养比对城、乡居民消费率的作用并不显著;人口年龄结构对消费的影响具有时期效应,与进入人口老龄化阶段之前相比,我国城、乡老年抚养比相对于少儿抚养比对消费变化的影响更大;此外,少儿抚养比通过家庭收入增长率对城镇居民消费具有显著偏效应,老年抚养比则通过家庭收入增长率对农村居民消费具有显著偏效应,这说明伴随着人口年龄结构的转变,城、乡居民分别在子女照料、老人赡养等方面作出了消费倾斜。     

家庭碳排放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基于家庭生命周期视角的实证分析北大核心CSSCI

伴随着全球减排行动的不断深入,中国明确提出了“碳达峰”与“碳中和”目标,国内的碳排放问题引起广泛关注。家庭碳排放成为新的碳排放增长点,有必要全方位探析家庭碳排放新趋势背后的驱动力量。文章利用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的微观数据,从家庭层面实证分析我国家庭碳排放的影响因素,引入家庭生命周期理论作为家庭异质性的依据,考察各影响因素在不同家庭生命周期的作用方向与影响程度。此外,依据家庭碳排放的划分进行渠道检验。研究结果表明家庭经济特征、家庭人口学特征与家庭户籍地域特征具有异质性影响,家庭规模与家庭年龄分别成为影响家庭碳排放最强劲的促进因素与抑制因素。在不同的家庭生命周期,各影响因素的作用差别较大,分别形成家庭构建期的“均衡型”家庭碳排放、成长期的“经济导向型”家庭碳排放及衰退期的“人口导向型”家庭碳排放,呈现出具有家庭生命周期性的碳排放足迹。同时,借助于渠道检验辨别家庭碳排放影响因素及各生命周期家庭碳排放的直接或间接渠道。因此,节能减排政策应不断适应我国人口与发展新形势,将降低家庭间接碳排放作为工作重点,提升家庭在节能减排中发挥作用的空间,针对不同类型家庭施以差异化的减排政策,构建“环境友好型”家庭。     

中国农民家庭收支变动与生育行为分析

<正> 农民家庭收支的变动是家庭经济变动的主要内容,它影响着农民的消费追求,改变着农民的生活方式和子女的价值观。随着农民家庭收入的增加,消费从传统模式向现代模式的转变,农民从追求消费数量转向追求生活质量,从而引起价值观和生育观的变化,促进了农村人口生育行为的转变。一、农民家庭收入和生活消费支出与生育行为在家庭收入不断增加的过程中,对人口生育行为有促进和抑制两种截然相反的作用。在家庭收入从某一贫困的低水平开始增加阶段,收入的增加改善了农民家庭基本生活条件,温饱逐步得到基本解决。一方面,由于营养和健康状况的改善、妇女的生育能力也将有所提高,育龄期也会有所延长,另一方面,人均收入的提高则会削弱对维持温饱商品的限制,既增强了家庭的抚养能力,又刺激了家庭增加劳动力的要求进而达到提高收入的愿望。因此,当家庭收入处于从某一低水平增加的初级阶段往往会刺激农民家     

养老保险现收现付制的挤出效应——一个内生生育率模型

文章在一个内生经济增长的OLG模型框架下研究现收现付制养老保险计划的挤出效应。具体考察公共养老金税率变动对家庭的消费与储蓄、生育选择以及经济增长的长期影响。结果表明，存在向上利他动机的情况下，挤出效应的大小取决于养老基金的规模，适度规模的公共养老金计划不会挤出私人储蓄。而有利于消费增加与经济增长；较大规模的公共养老金计划会对私人自愿储蓄与消费产生负面影响，并且对储蓄的挤出作用要大于对消费的挤出。人口老龄化进程在一定程度上缓解挤出效应，促进资本积累与经济增长。     

中国老年人储蓄对家庭消费的影响 ——基于CHARLS面板数据的分析

在我国快速老龄化和居民储蓄率居高不下的背景下,结合老年人储蓄偏好和消费特点,构建家庭消费计量分析模型,文章利用CHARLS2011、2013、2015年微观跟踪调查数据,采用工具变量—随机效应模型划分年龄层次和消费类别逐级估计,重点考察老年人储蓄对其家庭消费的影响。研究表明,老年人储蓄水平越高,对家庭消费的促进能力就越强;分城乡来看,农村老年人储蓄对家庭消费的贡献更大;按年龄组别来看,中、低龄老年人储蓄对家庭消费的影响显著,高龄老年人储蓄对家庭消费的影响不显著;按消费类别看,老年人储蓄偏重于家庭基本生活、教育文化、健康等刚性消费支出,城镇和农村老年人储蓄对不同消费类别影响的差异主要表现在日常支出、医疗保健和耐用消费品等方面。此外,研究还发现,老年人拥有房产对家庭消费具有非常明显的提振作用,家庭收入和老年人借贷对家庭消费的贡献显著。     

人口老龄化如何影响工业机器人使用?

人口老龄化是目前世界上众多国家(地区)面临的普遍现象。尽管人口老龄化会给供给端带来劳动力短缺等负面冲击,但其对供给端的影响也蕴含着积极因素。使用多种国际数据库中的人口数据、工业机器人数据和社会经济发展数据,研究人口老龄化如何影响工业机器人使用。研究结果表明,人口老龄化对工业机器人使用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这种作用通过工资成本倒逼效应、人机矛盾弱化效应和人力资本积累效应3条渠道实现。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人口老龄化对工业机器人使用的促进作用在智能制造战略准备度、技术准备度和人才准备度高的国家(地区)更为明显。因此,应加强智能制造领域的战略部署、技术攻关和人才培养,以打通人口老龄化积极影响的释放渠道。     

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对中老年消费的影响探究——基于CHARLS追踪调查数据的检验

在人口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的背景下，考察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对中老年消费的影响，有助于扩大内需，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对经济的影响。文章利用长护险制度试点这一准自然实验，结合2011～2018年CHARLS追踪调查数据，从消费视角考察长护险制度的福利效应。研究发现，长护险有助于促进中老年消费，缓解失能风险对消费的冲击；其消费促进效应突出地体现在食品、日常生活开支等基础型消费中。长护险对中老年消费的影响因各地试点模式不同而存在差异，筹资方式多元、参保群体集中、保障水平较高、服务方式多样的长护险模式对中老年消费具有更为明显的促进效应。此外，长护险对中老年消费的影响也存在人群和地域差异，失能家庭和低收入的中老年人群受长护险的影响更大，老龄化程度较深的地区长护险的消费促进效应也更为显著。研究指出，预防性储蓄和家庭代际支持模式的变化，是长护险影响中老年消费的重要机制。基于这些研究结论，文章最后探讨了进一步完善长护险制度顶层设计的政策思路。     

我国人口老龄化影响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分析——基于中介效应视角的探讨

人口老龄化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研究引起了学术界的高度关注,然而现有分析中少有针对人口老龄化如何影响经济增长等问题进行深入细致的探讨。为此,本文从中介效应角度出发,通过因素分解方法从理论上论证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存在三种中介路径,即人口老龄化可以通过劳动生产率、劳动参与率以及劳动年龄人口比重影响经济增长速度,同时利用全国31个省市1990²012年的统计数据验证三个变量确实存在显著的中介效应。经测算发现我国人口老龄化通过劳动生产率和劳动年龄人口比重显著提升人均GDP的增长速度,而劳动参与率所带来的影响则为负。但从增长途径来看,人口老龄化主要通过劳动生产率来影响经济增长速度。主要原因在于生育率下降后,父母增加了对孩子的教育投资,高等教育规模的扩张虽然延迟了大量年轻劳动力进入劳动力市场的时间,但同时通过知识教育和技能培训为劳动生产率的快速提升积累了重要的人力资本。因此从实证覆盖的时间来看,人口老龄化影响经济增长的过程中劳动投入更多表现为质量(生产效率)上的优势,即通过提高劳动生产效率来实现经济水平的快速增长。     

人口因素对碳排放的影响

我国面临着人口规模扩大、快速城市化、家庭小型化和人口老龄化等多种人口趋势交错并存的局面．这将对我国碳排放产生重要影响。本文通过对相关文献的梳理,发现人口规模的增长、人口的城市化、家庭的小型化等因素都将在不同程度上导致碳排放的增加,而人口老龄化的作用尚不清晰。同时。各类人口因素的作用往往不是独立的,而是相互影响的,从而使其对碳排放的影响更为复杂。考虑到我国面临的复杂人口变化形势以及现有相关研究的不足。本文最后提出了这一领域需要进一步研究的方向。     

公共服务均等化、人口老龄化与经济增长——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空间计量检验

本文构建指标体系测度我国2003~2013年省域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分析公共服务均等化及人口老龄化影响经济增长的机理,并针对理论命题运用空间计量模型进行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表明:公共服务均等化及政府的公共财政支出能有效促进区域经济增长;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具有多重效应,既能通过刺激消费拉动经济增长,又会对公共服务均等化产生抑制从而不利于经济增长.     

区域人口城镇化多维特征对居民电力消费的驱动影响——基于浙江省分县数据的实证研究

人口城镇化是能源消费和碳排放增长最重要的驱动因素之一,也是居民电力消费增长的核心驱动因素.以往的研究仅考虑人口城镇化水平的影响,忽略了人口城镇化的异质性模式的影响,且对低层次空间单元的关注不够.文章集成浙江省2000年和2010年分县数据,将区域人口城镇化特征分解为水平、形态、结构和阶段,利用固定效应模型分析其对居民电力消费的驱动影响.结果发现:区域人口城镇化水平提高、形态紧凑化、结构本地化、发展阶段高端化、平均家庭户规模缩小、劳动参与率降低对居民电力消费有着显著的驱动影响,而户均房间数减少则有抑制作用.未来新型城镇化应规范人口城镇化水平的统计标准,提倡紧凑型人口城镇化形态,协调人口城镇化和土地城镇化,加强电力配套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