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成本分担机制研究

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是推进新型城镇化的关键,而成本分担机制是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重要保障。个人成本、企业成本和政府成本共同构成了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成本。构建政府、企业和个人"三位一体"的成本分担机制,应以政府分担为主,企业和个人分担为辅;需要处理好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地方各级政府、政府与社会、企业与个人的关系。成本分担机制的良性运转,需要进行制度创新,提高各方的成本分担能力。     

城郊农民市民化过程中集体经济问题——以杭州Y村为例

城郊农民市民化与撤村建居的过程中怎样处理集体经济问题,一开始就受到政府的重视,但在实践中有碍市民化深化的问题未受到重视。学术界对此问题有所研究,但对集体经济在撤村建居前后的作用变化、集体经济组织与新成立的社区管理上的矛盾等问题,关注不够。长远看,集体经济的发展壮大对撤村建居与城郊农民市民化,并非只起积极作用;政府解决城郊农民市民化过程中集体经济问题应适时,应该注意搞好城郊农民与集体资产的剥离,给予城郊农民同等市民待遇,并创新对原有集体经济的监管方式。     

城市化进程中农民市民化路径浅析——以保定市为例

为顺利实现保定市"十二五"时期的经济社会发展目标,必须积极推进保定市的城市化、农民市民化进程。农民市民化是社会发展、进步的重要环节,是一项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需要农民的积极参与,由农民角色群体主动地向市民角色群体整体转换。也需要政府主导,通过制定各项政策、措施积极引导、保证农民向市民转化。保定市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政府必须保证农民科学、合理地向市民转化,广大农民也要不断提高自身素质、提高向市民转化的意识,为实现保定市预期的发展目标创造有利条件。     

农民经济资本层面市民化水平实证研究——“上楼农民”与“居村农民”的比较

对于农民的市民化进程来说,经济资本层面的市民化是基础性的,只有实现经济资本层面的市民化,农民才能进而实现社会资本和文化资本层面的市民化。通过对上楼农民和居村农民在收入水平、生活水平、居住条件、劳动权益和债权债务等经济资本层面市民化水平的比较,可以得出结论:从经济资本层面看,上楼农民的市民化水平高于居村农民。在推进农民市民化过程中,政府要把农民市民化作为一项长期的工作来做;充分考虑不同农村地区的特殊情况,充分尊重农民的个人意愿;加大对农村弱势群体的扶持力度,使其市民化道路能够更加顺畅。     

农民的“终结”与新市民群体的角色“再造”——以上海郊区农民市民化为例

农民市民化是中国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促进城乡统筹发展的重要战略之一.上海郊区在推进城市化、工业化、非农化和农民市民化过程中.出现了大量因土地被征用而产生的"新市民"群体.与既有的老市民相比,这些新市民群体目前还存在着许多特殊的困难和问题.如何对农民市民化以后的新市民群体的角色进行再造,将是未来各级城市政府面临的主要任务.从某种意义上说,新市民的角色再造除了依赖于农民自身的因素外,更需要政府相关制度的创新和政策的重构.     

走出农民市民化的困境:户籍与土地管理制度创新

目前,我国农民市民化遇到的困境主要有二:一是如何将粘附在户籍上面的福利功能剥离出来,二是如何将粘附在土地上的保障功能剥离出来.要走出这两大困境,一是可通过政府土地财政解决进城农民的公共服务均等化问题,而不是首先考虑由此产生的成本在政府、企业与个人之间如何分担的问题;二是要修改现行的土地法律,允许农民进城转为市民后放弃土地耕种但可不放弃土地权益,即“放土不放权”,而不是象有些地方把农民放弃土地权益作为置换城市户口的前提.为此,笔者建议在长三角率先试行让农民宅基地指标随人口流动而流动的改革,通过建立宅基地指标库,把增加城市建设用地量与增加农民工落户数量挂钩,并允许农民用宅基地置换城市住房.     

农村城镇化、农民居住集中化与农民非农化——居村农民市民化路径探析

在城乡一体化进程中,我们不仅要加快农民工和城市郊区农民的市民化步伐,更需要着力推进居村农民市民化,因为它能短时间、低成本地转移更多农村人口.农村城镇化、农民居住集中化与农民非农化既是居村农民市民化的强大动力源,又是居村农民市民化的承受载体.中国农民市民化应该优先发展城镇化,并辅之必要的集中化和非农化.居村农民市民化是农村城镇化、集中区社区化和职业非农化"三化一体"的系统工程,其中农村城镇和农民集中区是居村农民市民化的空间载体,从事非农产业、强化社区建设和健全市场体系是居村农民市民化的重要的经济社会内容.国家政策唯有使"三化"融为一体,才能更好、更快地促进居村农民市民化.     

农民市民化:制约因素及突破思路分析

城市化进程中的农民市民化 ,目前面临诸多因素的制约 ,要克服农民市民化中的种种制约 ,必须在人们的思想观念、城镇建设和发展、农民工权益保障、制度层面、城乡一体化劳动力市场建设及政府的管理和服务上求得全面突破 ,这样方能让更多的农民变为市民 ,加快实现农民市民化。     

农民群体分化与农民工市民化

中国农村现代化的实质就是要完成农民从体现传统社会特性的“村民”角色向体现现代社会特性的“公民”角色的转型，即实现农民市民化。农民市民化是一项系统工程，因为随着城市化、工业化的推进，农民群体内部发生了分化，而且其不同群体市民化的难易程度也不同。我国的农民市民化必须结合实际，坚持由易到难的原则，积极、稳妥、有序地按步骤、分阶段推进，而农民工市民化是农民市民化的首要环节。     

新型城镇化中被征地农民社会政策建设研究——以江苏省太仓市为例

推进被征地农民市民化是实现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的应有之义。受城乡二元社会政策体系的影响,被征地农民难以融入城市社会,无法享有与城镇居民同等的社会权利。因此,被征地农民市民化社会政策建设成为一个时期以来各界关注的焦点。在各地的探索中,江苏省太仓市自21世纪初以来以推进被征地农民市民化为目标、以实现被征地农民社会政策与城镇整合为方向、通过"土地换保障"等途径,推进被征地农民社会政策与城镇社会政策的并轨,取得了良好效果。目前,这一模式尚未完全定型,其主要问题在于对被征地农民的制度设计公平性不足。借鉴江苏省太仓市经验,我国推进被征地农民市民化社会政策建设,应在推动被征地农民就业、推动社会政策定型发展、提升公平性以及坚持政府主导几个方面着力。     

城郊失地农民的社会角色转换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推进,失地农民数量激增。如何使这一群体实现社会角色的转变,变成真正意义上的城市居民,是当前城市化进程中一个亟待解决的重大问题。目前城郊农民角色转换中面临内在动力不足等现实困境,需要城郊失地农民通过自身的努力,增强生存和发展能力;更需要政府积极作为,加快制度创新,完善公共政策,为城郊失地农民实现角色转换提供制度保障。     

20世纪20—30年代江苏农村合作运动论略

农村合作运动是国民党政权定鼎南京后极力推行的一项国家社会经济政策。抗战前,江苏省率先进行农村合作运动,并为之设立了农村合作事业指导委员会与金融部门江苏省农民银行;出台了种种有利于合作社业务展开的举措,如加大农贷资金、采用多种贷款方式、限制借贷利率等。这些作法在加速江苏农村合作事业发展的同时,也或多或少地增加了农业生产的投入,改变了乡村借贷的传统格局,促使了农民思想观念的转型和乡村社会的现代化。但由于当时基层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结构尚未彻底变革,难以达到国民政府之初衷,然改良农村的努力则不应忽视。     

重庆“转户农民”退地情况调查与启示

重庆市户籍制度改革在农民自愿的前提下进行土地处置,但是通过调查研究发现,"转户农民"①自愿退出土地的比率较低。影响"转户农民"退地积极性的主要原因有:配套政策未及时跟上、历史遗留问题、现行政策欠完善、土地利用未明确、改革资金周转困难等。"转户农民"退出土地,利于农村、农业更好地发展,利于其在城市获得更好的发展空间,也利于缓解改革财政压力;而农民转户不退地,可能形成"城乡三元"人口结构,使农村、农业发展陷入僵局,也会阻碍下一阶段户籍制度改革的推进。应加强户籍制度改革的宣传,尽快落实户改配套政策和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完善现行户改政策和退出土地利用政策,拓展改革资金来源,为户籍制度改革提供法律保障,并允许"转户农民"退回农村,消除其后顾之忧。     

我国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筹资问题

作者认为，“缺钱”是农村合作医疗几度曲折的根本症结；并从政府、集体经济组织 、农民等主体要素和制度效应角度分析了造成筹资困难的原因；提出了解决筹资困难应确立 的几个理念，从主体、组织和制度三要素具体探讨了筹资机制问题。     

论城市化中“民众诉求”推动的土地征收改革模式——温州土地征收实践的经验与启示

目前,我国土地征收改革模式主要有"政府主导"驱动和"民众诉求"推动两种。温州"民众诉求"推动的土地征收改革模式,其典型特点是政府回应征地群众的"民生诉求"问题,通过"三分三改"给予农民"携土地资源用益物权"入城的市民身份,并创造农民可以"自由择业"的"宜农则农、宜商则商、宜工则工"的经济环境,使得被征地农民生活"有依靠"、工作"有奔头"。从温州征地模式的成功经验来看,"民众诉求"推动的土地征收改革模式,本质是"民众诉求"推动与政府"回应改革",具有民主性、回应性、责任性特征,有利于化解城市建设社会风险和实现城市经济可持续发展。     

一个农民市民化过程较为平顺的社区——H市Z社区的经验与问题

本文基于H市Z社区的个案研究,揭示在郊区城市化进程中如何才能较为平顺地解决农民市民化的问题。本文发现,Z社区农民市民化的基本经验包括:其一,长时段的角色过渡和转换,其二,与老市民充分的交往和互动。这对于其他众多城郊社区平顺地实现农民市民化具有参考价值,它表明:对于农民市民化过程必须保持相当的耐心,同时也要创造更多的机会、场景、途径让新老市民进行充分的交往和互动,从而保证农民市民化的平顺实现。     

新农保实施背景下农村居民 养老支持力系统优化研究

政府、社会、家庭三位一体的农村居民养老支持力系统模式是缓解我国农村老人养老困境的必然选择。新农保的出台填补了政府缺位的状态，弥补了政府支持力的短板。然而，以新农保为主的政府支持力在高参保率的“泡沫”褪去之后产生了参保老人福利水平不升反降的“倒逼效应”，导致农村老人获得的来自政府的支持力水平大打折扣。其背后的机理在于新农保制度设计中关于集体经济是否参与养老支持的自愿机制设计和新农保缴费中家庭参与强制机制设计也即捆绑缴费制度。建立弹性的集体经济强制参与机制，壮大农村居民社会养老支持力；发展地方经济，壮大集体经济实力；给予家庭自愿机制下的政策经济支持，夯实家庭养老支持的基础和条件，充分发挥家庭在养老支持中的中流砥柱作用是我国政府应对当前农村老人养老问题的关键着力点；逐步做大财政直接支持的力度，真正起到兜底作用。     

新农村建设中失地农民安置问题——以芜湖市南陵县大浦新农村建设试验区为例

新农村建设中失地农民安置问题意义重大,是解决三农问题的必然要求,也是实现新农村建设目标的必然要求,但在实际工作中,面临着土地补偿、社会保障、农民发展等现实困境。为解决难题,需要构建合理的安置体系,包括失地农民安置政策机制、农民风险抵御能力培养机制、失地农民利益保障机制。在具体安置过程中,要集政府、新农村建设承接企业、失地农民三方力量,变被动安置为主动安置,变一次性安置为持续性安置,共同保证失地农民的合理安置。     

论城乡统筹发展与农村集体经济有效实现

在城乡二元对立的格局中,农村集体所有制是农村社会的一个标志性制度,但集体所有制和集体经济本身并不是城乡二元对立和形成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原因。在城乡经济一体化发展中需要否定的是限制集体经济发展的不合理制度,而不是集体所有制和集体经济本身。发展集体经济是城乡经济一体化发展的应有之义。城乡统筹是集体经济发展的社会基础,也是集体经济发展的机遇。在这样的社会基础上,就必须建立促进集体经济发展和有效实现的法律制度,其价值取向应当是:消除歧视、实现平等,破除限制、促进公平,减轻负担、提高效率,优惠扶持、强化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