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匈奴内迁与东汉北边边防新论

南匈奴内迁的主要目的是为获取东汉北边塞内的生产、生活物资,借助东汉与北匈奴对抗.而东汉接受南匈奴内迁的根本原因则是其北边军力的严重不足.东汉为管理南匈奴而采取的徙民实边、增派驻军、向其提供经济援助等措施,耗资巨大,成为东汉朝廷和民众沉重的经济负担,从而难以维系长久,且成效不大.以保存实力为主的南匈奴,在东汉与北匈奴的战争中仅起到出兵助攻的作用,根本谈不上替东汉守卫北边.东汉后期的西羌暴动消耗了东汉的大量国力,使东汉没有充足的兵力驻守北边,也没有足够的财力供养南匈奴.这使南匈奴在北边协助东汉抗击鲜卑的同时,不断发起暴乱,对东汉北边边防乃至北方内地的安全构成了严重威胁,从而成为东汉北边的一大边患.     

招隐与遁世——"七"体和"设论"交映下的东汉文人心态

东汉文坛上,"七"体和"设论"是创作很兴盛的两类文体,但这两类文体的主题倾向却是相反的."七"体自西汉枚乘创立,到东汉时主题已经变为招隐;"设论"自西汉东方朔创立,到东汉时主题日趋遁世.这两类文体创作的兴盛,显示了东汉文人思想上的矛盾性,这是由东汉国力的强盛和儒学的发达引起的.     

刘秀的祖籍是湖南

一提起汉光武帝刘秀，大家都知道他是东汉王朝的建立者。《辞海》中介绍：刘秀是“西汉皇族”，“南阳蔡阳（今湖北枣阳西南）人”：《中国历代帝王录》中介绍：刘秀是汉“高祖九世孙”。近读《汉书》和《后汉书》，发现刘秀的祖父出生在湖南；刘秀的曾祖父则出生在湖南宁远并且终生在湖南活动；刘秀的高祖出生在湖南长沙而安葬在湖南宁远，其墓地至今犹存；刘秀的太祖也是终生活动在湖南的。正因为刘秀的祖父以上四代人在湖南生活100多年，所以，刘秀的祖籍是湖南。现将这些史料整理出来，以飨读者。为了说清刘秀是“西汉皇族”、“高祖九…     

论两汉的"歌诗"与"诗"

汉代诗歌的发展明确显示出从"歌诗"到"诗"的演进轨迹,而文人五言诗是脱离音乐独立存在的文学样式.一、汉代人有作歌言志言情的传统,歌是汉代歌诗的早期形式,其后则为乐府歌诗.二、西汉和东汉前期可称四言诗为"诗".因四言是<诗经>的主要形式,而五言诗及其它诗式不能称为"诗".三、五言诗的起源与新声杂曲有关,故称五言为杂诗,南朝王融、江淹杂体诗也是指五言诗.四、文学史认为第一首文人五言诗是班固的<咏史>诗,其实此诗初无题名,只是"歌诗".五、文人五言诗大约起源于东汉桓灵之际.     

东汉"齐诗"衰落的原因

两汉三家<诗>中,"齐诗"学派因善于称言阴阳五行说而独具特色,并在西汉中后期臻于鼎盛.东汉盛行图谶符命之学,而图谶符命之学与阴阳五行说堪称一途,"齐诗"却在此时突然衰落.文章认为,"齐诗"由盛转衰的关结点在于王莽篡汉.王莽秉政乃至篡汉以后,三家<诗>明显分为两大阵营,鲁、韩<诗>学者皆拒绝为新莽奔走,而"齐诗"学者则几乎全部为王氏集团奔走.不同的政治选择影响了东汉朝廷对待三家<诗>的态度和士子的选择,"齐诗"突然衰落和最早亡佚的命运不可避免.     

《通湖山摩崖石刻》与南、北匈奴关系考

《通湖山摩崖石刻》因字迹漫漶不清,其年代和性质一直争议不决,对照文献,可以排除其为纪念"东汉王朝与南匈奴联合攻打北匈奴的历史事件"或纪念"公元107—117年间以逢侯为首的北匈奴与西域诸国共同寇边引发的汉匈之战或公元134—151年东汉攻伐北匈奴的战争"的可能性,此碑无论为纪念军事胜利还是整修边防设施,均与北匈奴无关,而更可能是永初四年东汉政府调遣西北驻军平定南匈奴叛乱后,为纪念此次军事胜利而刊刻。     

汉乐府"采诗"说再认识

关于汉乐府是否"采诗",学术史上存在过争论.然而大量文献表明,尽管西汉乐府编制中没有采诗人员,但是当时乐府"采诗夜诵"的确具有一定的现实政治保障,并对东汉产生积极的影响;同时,西汉乐府的"采诗夜诵"继承了先秦以来观乐省风的深厚文化传统,这一传统同样在东汉得以继承与发扬.正因如此,汉代乐府民歌才能较好地保存流传下来,并形成了统一的艺术精神及艺术风格而影响于后世.     

"泰山治鬼"说的起源与中国冥府的形成

在春秋战国时代,控制死人亡魂的神祗是天帝.西汉之后的社会需要,使得一个脱离天帝星神的冥府开始建构起来.但在西汉,这个冥府只是把人间的地方政府架构呆板地移植到冥间,却没有中央级的冥府.至东汉,早期道教的<太平经>中已经出现了一种中央级冥府即"土府",而到了东汉末年,出现了另一套冥间的中央机构及官属,也就是黄神和召魂、召魄,最后则为黄神所生的"五岳",再更具体就是"太山".此为泰山治鬼说之肇始,而其标志物就是太山府君.太山府君的出现,时在汉魏之际.但"太山府君"的"太山"不是中国的东岳泰山,而是佛经中的地狱.佛经译者用"太山"之名译经,为中国民间方士提供了一个机会,让他们利用了这一名词的含糊概念,把佛教的"太山地狱"转化为中国的冥府即太山府君.而太山府君融合了佛教的一些"平等"观念,"死者不系生时贵贱",这就让太山治鬼说在民间立定了脚跟.顾炎武的"鬼论(泰山治鬼之论)起于汉末"与钱锺书的"经来白马,泰山更成地狱之别名,"乃是不易之论.     

汉代刑徒兵役问题探析

根据汉代不同时期刑徒兵役的特点,大体可划分为西汉前期、武帝至新莽、东汉三个阶段。西汉前期,"无为而治"思想使得征伐不多,加之以授田制为基础的征兵制可保证充足的兵源,故此时征发刑徒服兵役尚属偶然;自武帝至新莽,土地兼并导致了征兵制的破坏,此外,庞大的战争规模也需要广辟兵源,故征发刑徒服兵役成为常态;东汉时期,刘秀开创了"柔道政治",广赦刑徒,加之为减少自耕农破产而有意减少征兵的举措,以及光武帝军制改革的影响,征发刑徒服兵役在东汉渐成定制。和西汉比较,东汉征发刑徒服兵役的范围一般面向全国,强制色彩更为突出,鼓励刑徒兵家属赴边居住。     

政策因素对两汉西域经略的影响——以龟兹为例

龟兹作为西域的绿洲大国,在两汉与匈奴的西域争夺中扮演着截然不同的角色。西汉时与汉友好,学习汉礼仪制度,而东汉时,则成为在匈奴支持下阻碍东汉统一西域的主要势力。从更广的视野来看,两汉对西域经营呈现出明显的不同:西汉王朝自始至终对西域保持了较为有效的统治,而东汉一朝的西域经营表现为"三绝三通"的状态。究其原因,固然与两汉王朝各自的国力强弱不同有关,但不同的西域经营策略不能不说是这一历史现象产生的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