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践——学习——实践:董必武早期法治思想形成的历史轨迹

董必武是中国共产党主要领导人中系统接受法学教育,并且一生致力于法治活动的法学家。董必武早期法治思想形成于有法制无法治的旧中国,其法治思想的形成契合着时代脉搏、遵循着实践—学习—实践的逻辑规律。在法治被边缘化、法治精神缺失的时代,董必武业已开始广义上的依法维权的法治实践,实践催生董必武早期法治思想的萌芽;法治实践和时代潮流促使董必武选择了学习法律的道路;法律理论学习有力地推动了董必武依法开展革命活动的自觉实践,在运用法律武器开展革命工作中,其法治思想初步形成。     

法治理想与“法律神话”的悖论——兼论西方法治思想发展中对理性与非理性的不同态度

自古希腊以来西方传统法治思想都认为,法律是理性的,能保证正义的实现。然而20世纪以后产生的现实主义法学、批判法学和后现代法学却认为,法律的理性只是一种神话,法律是非理性的。正确认识西方法治思想发展中对理性与非理性的不同态度,对我国顺利进行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法治国家、法治政府与法治社会的意义阐释——以法治为修辞改变思维方式

作为法治中国的核心要素，法治国家、法治政府与法治社会一体建设成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抓手，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也主要在国家（政党）、政府、社会三个层面展开。其中，如何透过诸多修饰词，正确解读法治国家、法治政府和法治社会的意义，是摆在法学研究者面前的重要任务。在此过程中，法治国家主要是解决执政党依法执政的问题；法治政府主要是解决政府与市场、社会组织行为的法治化问题；而法治社会主要是在法律对社会组织与公民、政府之间的权力进行明确划分的情况下，实现社会管理体制现代化的问题。法治国家是法治中国建设的顶层设计，法治政府是法治中国建设的关键，而法治社会则是法治中国建设的真正基础。     

论现代法治信仰的培植

现代意义上的法治精神意蕴就是社会成员内在性的法律信仰。我国要实现法治化 ,首先必须树立个人乃至全社会普遍的法治信仰。而现代法律教育是培育整个社会法治精神和法治信仰的一条重要途径     

法治人才培养共同体的培育研究

法治人才的培养就是法律职业共同体成员的培养。结合高校所在区域实际,通过对法治人才培养共同体进行平台化、制度化的实质性培育,使协同育人机制得以落实,便于从法律职业共同体引出优质法律实务资源,支撑高校法学教育,从而培养出合格乃至卓越的法治人才,进而反哺法律职业共同体,实现两大共同体衔接呼应、相辅相成、同质发展,有效提升法学教育的社会适应度。     

思想政治教育与法治建设相互作用机理探析

思想政治教育和法治建设都是提升国家治理能力、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重要方式。思想政治教育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不断丰富发展法治建设需要的内容。法治建设的重心也需要逐步深入转向凝聚全社会共同的思想根基、形成法治信仰。思想政治教育为法治建设提供思想基础和价值支撑,滋养法治精神的灵魂,能够增强人们对法律的信仰,推动公民法治信仰的知行统一。法治建设为思想政治教育提供外部条件和刚性支持,进而增强思想政治教育的实际效果,为思想政治教育提供制度保证。思想政治教育和法治建设良性互动、同频共振,才能实现社会治理的向善向好。     

论法治概念与法治判断的要素

在法治建设过程中,明确法治概念的内涵和法治判断的要素非常重要。法治是运用法律治理国家的方略,是一种法律精神,代表着一种价值取向,是一种法制模式,是依法办事的社会状况,是良好的法律秩序和社会理想。法治具有主体、客体、依据和标准四个基本要素。     

儒家伦理与法治精神的冲突

中国的法治现代化面临着现实的困境,这个困境表现为大量被制定的、与现代经济社会发展要求相适应的法律在现实中并没有被真正得到尊重和遵守,法律形同虚设。造成这一困境的原因是我们在法治现代化的过程中,在重视法治的制度建设的同时没有能相应地重视法治的道德文化、心理基础的建设,在中国社会仍然具有深厚基础的儒家伦理与法治精神有着根本的对立和冲突,这种冲突表现为心性层面、制度层面、世俗层面三个方面。要解决困境,必须彻底批判以儒家伦理为核心的中国传统伦理文化,建立以权利、自由、平等、人道为核心的新伦理。     

反思与借鉴:后现代法学的思想主旨和现实启示——兼谈我国“法德并举”治国方略的合理性

后现代法学对西方社会法律的自治性、普遍性、一元性的传统观念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和批判。正确认识其思想主旨及其意义将有助于我们客观审视西方现代法治和我国目前法治建设现状 ,为法学研究提供一种新的视角和范式 ,并深刻理解“法德并举”的治国方略的合理性。     

试论习近平法治思想对马克思主义法学理论的传承与发展

习近平法治思想是马克思主义法学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深刻理解习近平法治思想对马克思主义法学理论的传承与发展有着极其重大的意义。马克思主义法学理论是习近平法治思想的理论渊源之一,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为习近平法治思想奠定政治基础,马克思主义民主平等正义理论为习近平法治思想提供价值支撑,而辩证唯物主义为其提供方法论。习近平法治思想也对马克思主义法学理论进行了发展,创造性地提出了"法治中国"的战略目标,深刻界定法治与改革的关系,提出"德法共治"的战略主张。     

判例法与成文法之比较——通过判例的解读

裁判规则是法官针对个案从诸法律渊源中为案件所确定的特别规则。对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裁判规则生成的判例研究表明,前者的发展是相对静态的,而后者更表现出动态性;就事实与规范在生成裁判规则中的作用来说,前者体现为以规范为中心,后者则以事实识别为中心;在规则形成的推理过程上,对于简单案件,两大法系都主要是演绎推理;但就疑难案件而言,成文法系主要表现为演绎推理,而英美法系则体现为多种推理并存的样态。     

民间法与国家法作用新论

在法制现代化进程中,民间法与国家法的矛盾较为突出,法制现代化西方化范式在中国法治化进程中出现很多矛盾,不利于法治秩序的建构与法律权威的树立,因此反思中国法制现代化建设中民间法与国家法的作用,十分必要。     

模拟法庭在高校法律教学中的作用

当前法律教学中比较突出的问题是缺乏法律操作技能的训练 ,在教学实践中 ,可考虑模拟法庭教学模式并重视其在法律教学中的作用     

内地刑法与澳门刑法总则若干基本问题的比较研究

《澳门刑法典》是具有鲜明地域特色的刑法典,其立法观念、立法技术及一些具体的刑事政策,都反映了当代刑法学的最新研究成果。它以感化教育和社会防卫为己任,对维护社会秩序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在执行中也暴露出了一些弊端。本文将内地刑法与澳门刑法总则若干基本问题进行比较研究,就基本原则、犯罪概念及犯罪构成的异同及优劣进行了分析比较。     

判例·判例法·民法法系

判例和判例法是两种不同的概念,却又紧密联系。在民法法系国家,判例并没有约束力,但在实践中,它具有说服力。我国应当在考察基本国情的基础上,通过对民法法系国家日益重视判例制度的借鉴,加强判例的作用。当然适用判例法制度的种种条件尚不完备,还需要进一步研究和探索。     

从习惯、习俗到习惯法——兼论习惯法与民间法、国家法的关系

从习惯、习俗、惯例到法律制度，构成了韦伯式的规则生成道路，但这种西方语境下的话语无法遮蔽中国问题的特殊性，历史与现实证明，在规则与秩序的发展中，没有普适化的标准，站在社会发展的视角审视国家法与习惯法、民间法之间的关系，无疑更加深了我们对此问题复杂性的认识和思考。     

宪法是分配法权并且规范其运用行为的根本法

2006年5月26日,国内六位著名的宪法学教授在山东大学法学院,围绕“宪法是什么”进行了一场精彩对话。他们从不同的视角阐释了“宪法是什么”这一哲学命题。下面是山东大学法学院研究生张唯伟根据录音而整理的对白。题目是基于每个教授的发言摘录或概括出来的。山东大学法学院范进学教授做了文字上的修正。由于根据录音整理的文稿中有大量的口语和前后重复的地方,故本刊发表时又做了一些文字的调整。     

论我国《行政复议法》与《行政诉讼法》的立法衔接与完善

我国行政复议与行政诉讼立法衔接的设置缺乏统一标准,既无助于行政纠纷及时化解和公民合法权益的维护,甚至还会引发行政权与司法权的相互侵蚀.建议在借鉴国外模式经验的基础上,遵循<行政复议法>与<行政诉讼法>衔接的共性规律,取消行政复议终局型、重新设定行政复议前置型、严格限定迳行起诉型并大力推行自由选择型.     

中国传统法律演变管窥——从西汉法律看中国传统法律的继承与突破

西汉时期是传统法律发展的关键时期,汉律对传统法律的发展起了承上启下的作用,它上承秦律之精神下启儒家法律化之肇端.传统法律经过西汉时期的发展,在中国形成了"外儒内法"或"儒法融合"的特征,而这一特征也是中华法系的最基本特征.     

刑事法律的冲突与制衡——对刑事法律原则的若干思考

刑事法律原则的确立,体现了现代法治精神,有益于“自由、秩序、民主、公平、正义”等法律价值的生成与实现。立法和司法应当理清刑事法律原则的含义、价值以及诸原则的冲突与制衡,罪刑法定原则的贯彻与法律价值的实现,需要相关法律原则的禁止适用加以保障;罪刑法定是罪刑相适应之“罪”与“刑”的法定,罪刑相当,则是刑法明文规定之“罪”与“刑”的均衡;刑罚应当以犯罪行为作为客观基础和基本依据,同时综合考虑犯罪人的个人情况;平等并不否定差异,考虑犯罪人个人情况并不排斥责任;刑事实体法与刑事程序法并重,两者互为制约、相互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