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学”在“中学”中的命运：形而上学之例

本文以“形而上学”这个西方哲学范畴为例 ,探讨 2 0世纪以来中国学术界在引进西学的过程中所存在的一个普遍而独特的现象 ,即在对西方学术思维还没有搞清的情况下 ,就已迫不及待地用中国人自身的传统观念来理解之。本来在西方 ,作为哲学的一个分支的“形而上学”(metaphysics) ,曾被长期作为最高层次上的“科学”来追求 ,因而其理想一直是成为严格的科学知识而非追寻人生的终极答案。但是 2 0世纪以来 ,中国学者在引进西方“形而上学”范畴时 ,极为普遍地将它与中国古代的求“道”之学混为一谈 ,视之为一门专门追求人生的最高价值或境界———即“形而上”的价值“本体”———的学问 ,甚至于把宋明理学当成了真正的“形而上学” ,从而对“作为科学的皇后的形而上学”这一西方哲学中的历史事实及其所具有的深刻意义从未真正理解过     

认知思维方式的生存论转向

从近代哲学的认知思维方式向现代哲学的实践思维方式的生存论转向 ,表明哲学在其发展过程中 ,愈来愈贴近现实生活的价值取向。尽管包括马克思主义在内的西方现代哲学所诉诸的“实践”基点不同 ,但是他们都是“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中”来反思与探索哲学基本问题的     

西方自然科学与维新思潮——论康有为、严复、谭嗣同的变革思想

在近代,科学对人们思想变化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以康有为、严复、谭嗣同等为代表的维新派,具有强烈的变革意识,这与他们长期接受西方自然科学有关。科学精神、理性之光,在康有为的著作有明显的体现。严复在介绍达尔文学说时认为,进化论与自由平等学说相结合,形成了弃旧谋新的世界性潮流。谭嗣同依据西学,以“破中外之见”来冲击传统政治文化中的夷夏之辨。他们从“政治之变”是“基于科学”的视野,系统地介绍了进化论与资产阶级的民主思想,为国人提供了一个崭新的世界观与方法论。作者认为,研究维新派变革中国现实的思想时,不应忘却了西方自然科学对他们的影响     

新古典经济学“理性人”假设的逻辑——一个基于演化经济学视角的批判

新古典经济学的“理性人”假设完全是服从形式化演绎方法的需要构建起来的,它构成了经济学演绎方法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得到了演绎方法论的辩护;演绎方法论的哲学基础是机械本体论,只有持有机械本体论观念,演绎方法论的主张才能够得到理解和支持,所以“理性人”假设得以成立的最深层的根源是机械本体论.多数关于“理性人”假设的批判是无效的,因为他们仍在新古典经济学的机械本体论框架内争论问题;只有基于本体论的批判才是有效的批判,这种批判的实质是世界观与世界观的比较与竞争.演化经济学主张通过用演化本体论取代机械本体论来重建经济学,它对本体论的强调对我们思考经济学的核心假设问题具有启发意义.     

哲学研究的一个新课题

本文没有什么理论上的新见解,只是想就哲学如何加强对现实问题的研究发几句议论。哲学,作为世界观、方法论,它的研究领域是极其广泛的,自然辩证法、历史辩证法、思维辩证法以及由此繁衍分离出来的许多相对独立的学科门类,都是它的研究对象。哲学,作为人类认识成果的历史总计,它的研究又势必带有历史性,离开了对昨天的现实及其认识的研究,不可能有深刻的理论思维。哲学,作为“反思”的科学,即对每门具体科学成果再认识的科学,又要以概念作为自己的研究材料。所以,哲学研究绝不排斥广泛的、历史的、     

"海阔天空各自飞":中国哲学史研究方式管窥

中国哲学史这门学科在经历了“前史”、“现代化”和“马克思主义化”的发展阶段后 ,其研究将会出现诸如马克思主义化的继续展开、继续西方学术的话语体系、回归原汁原味的中国哲学和整合式的中国哲学史研究等多样化的发展局面。     

中国传统哲学的伦理化倾向对古代科技发展的影响──关于中国近代科技滞进的文化思考

2000多年来,中国学术向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为鹄的,始终把人们的思维定向在社会人生的范畴之内,以政治伦理和道德修养为立身之道,中国传统科技就是在以政治为核心的文化土壤中培养出来的。大大地限制了对自然的认识,削弱了穷究其终极原因的兴趣。正如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所言:“我国数千年学术皆集中于社会,于自然界方面素不措意,此无庸为讳也。”说到底,中国的学问是一种求善的学问。中国固有文化的构成中科学的比重较轻。中国古代哲学中的本体论与伦理学密切结合,认识方法与修养方法密切结合,使中国传统哲学具有“一天人”…     

比较文学:一种无可回避的国际学术研究现象

方法论问题永远制约着理论和创作的发展。今天,当新的语境中我们重新提起“方法论热”时,不约而同感到了进一步讨论的必要。大约20年前也就是1985年前后,随着西方文化思想、哲学、美学与文学理论等的大批量东渐,种种名目繁多的西方方法论思想,诸如精神分析、语义分析、原型批评、社会历史批评、新批评、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形式主义、存在主义、符号学、现象学、解释学、接受美学、比较文学、文学女权主义、新历史主义、解构主义、人类学、民俗学、社会学以及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与“耗散”理论等等蜂拥而至,令人目不暇接,我们确实感到了相关学术思想与思维的莫大开拓与提升,我们的学术之思无疑得到了丰富、锤炼与转换。可以说,那是一场跨文化传播意义上的方法论的解放运动,其重要意义与价值不容忽视与低估。然而,任何思想与思维的解放都可能伴随着新的禁锢。某种意义上讲,解放即禁锢。关键在于,人们对这种解放抱何种人文态度。当今日重新回首“往事”,难道我们不认为西方方法论的引进、传播与接受,不是一场发生在文学、美学领域的“戴着镣铐的舞蹈”?尽管20年间,一代中国学人在这一领域的译介、阐释与运用硕果累累,令人振奋,不过,当必须再度举步向前之时,我们对方法论的“现状”之不大满意,是理所当然的。在文化思维意义上,任何“先进”、“有效”的方法论,都是有局限的。在崇拜心态里,便目迷五色,心智遮蔽,不知其各自真正的局限性究竟在哪里,便可能举步维艰。这里,不仅存在着方法论的创造、运用与主体人格因素的关系,更应该关注方法论的创造、运用与问题意识、学术创新之关系。因为这意味着对“方法论的异化”的理性认知,所以刘士林教授提出应针对工具有一个“批判武器的批判”的过程。杨乃乔教授就比较文学国际化问题强调了学科意识的必然性,也是从方法论上提供了思考的维度。     

方法,究竟有什么问题

方法论问题永远制约着理论和创作的发展。今天,当新的语境中我们重新提起“方法论热”时,不约而同感到了进一步讨论的必要。大约20年前也就是1985年前后,随着西方文化思想、哲学、美学与文学理论等的大批量东渐,种种名目繁多的西方方法论思想,诸如精神分析、语义分析、原型批评、社会历史批评、新批评、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形式主义、存在主义、符号学、现象学、解释学、接受美学、比较文学、文学女权主义、新历史主义、解构主义、人类学、民俗学、社会学以及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与“耗散”理论等等蜂拥而至,令人目不暇接,我们确实感到了相关学术思想与思维的莫大开拓与提升,我们的学术之思无疑得到了丰富、锤炼与转换。可以说,那是一场跨文化传播意义上的方法论的解放运动,其重要意义与价值不容忽视与低估。然而,任何思想与思维的解放都可能伴随着新的禁锢。某种意义上讲,解放即禁锢。关键在于,人们对这种解放抱何种人文态度。当今日重新回首“往事”,难道我们不认为西方方法论的引进、传播与接受,不是一场发生在文学、美学领域的“戴着镣铐的舞蹈”?尽管20年间,一代中国学人在这一领域的译介、阐释与运用硕果累累,令人振奋,不过,当必须再度举步向前之时,我们对方法论的“现状”之不大满意,是理所当然的。在文化思维意义上,任何“先进”、“有效”的方法论,都是有局限的。在崇拜心态里,便目迷五色,心智遮蔽,不知其各自真正的局限性究竟在哪里,便可能举步维艰。这里,不仅存在着方法论的创造、运用与主体人格因素的关系,更应该关注方法论的创造、运用与问题意识、学术创新之关系。因为这意味着对“方法论的异化”的理性认知,所以刘士林教授提出应针对工具有一个“批判武器的批判”的过程。杨乃乔教授就比较文学国际化问题强调了学科意识的必然性,也是从方法论上提供了思考的维度。     

邓小平哲学思想的精髓

邓小平同志在新的历史时期,继承和发展了毛泽东实事求是这个中国特色的哲学方法论基础。实践证明,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精髓,是贯穿其整个体系的一根红线。邓小平同志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突出贡献,主要是从世界观上升华了实事求是,在认识论上深化了实事求是,从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 一、世界观与实事求是 邓小平同志从哲学上对实事求是的理论化,主要是把实事求是提到了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高度。他曾指出,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这一本质规定,突出强调了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哲学实质从世界观上升华了实事求是。 实事求是,既是世界观,又是方法论。邓小平同志不仅从世界观上理解实事求是,而且还把实事求是归结为科学方法论原则。他曾说,按照实际情况决定工作方针,这是一切共产党人所必须牢牢记住的最基本的思想方法、工作方法。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出发点、根本点。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思想方法论。坚持实事求是,就是坚持毛泽东思想的出发点和根本点,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从中国的实际出发而不是从本本出发,制定改革开放的路线、方针和政策。这种方法,是“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理论和实     

方法的异化与贫困

方法论问题永远制约着理论和创作的发展。今天,当新的语境中我们重新提起“方法论热”时,不约而同感到了进一步讨论的必要。大约20年前也就是1985年前后,随着西方文化思想、哲学、美学与文学理论等的大批量东渐,种种名目繁多的西方方法论思想,诸如精神分析、语义分析、原型批评、社会历史批评、新批评、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形式主义、存在主义、符号学、现象学、解释学、接受美学、比较文学、文学女权主义、新历史主义、解构主义、人类学、民俗学、社会学以及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与“耗散”理论等等蜂拥而至,令人目不暇接,我们确实感到了相关学术思想与思维的莫大开拓与提升,我们的学术之思无疑得到了丰富、锤炼与转换。可以说,那是一场跨文化传播意义上的方法论的解放运动,其重要意义与价值不容忽视与低估。然而,任何思想与思维的解放都可能伴随着新的禁锢。某种意义上讲,解放即禁锢。关键在于,人们对这种解放抱何种人文态度。当今日重新回首“往事”,难道我们不认为西方方法论的引进、传播与接受,不是一场发生在文学、美学领域的“戴着镣铐的舞蹈”?尽管20年间,一代中国学人在这一领域的译介、阐释与运用硕果累累,令人振奋,不过,当必须再度举步向前之时,我们对方法论的“现状”之不大满意,是理所当然的。在文化思维意义上,任何“先进”、“有效”的方法论,都是有局限的。在崇拜心态里,便目迷五色,心智遮蔽,不知其各自真正的局限性究竟在哪里,便可能举步维艰。这里,不仅存在着方法论的创造、运用与主体人格因素的关系,更应该关注方法论的创造、运用与问题意识、学术创新之关系。因为这意味着对“方法论的异化”的理性认知,所以刘士林教授提出应针对工具有一个“批判武器的批判”的过程。杨乃乔教授就比较文学国际化问题强调了学科意识的必然性,也是从方法论上提供了思考的维度。     

哲学问题、心理学及其未来

哲学-心理学家住解决对心理学至关重要的问题时,必须揭示这两门科学的互补性(complemntarity)。心理学是一门具有多种方法论、多种变体、多种认识论、多种世界观、多种范型、多种体系、多种理论以及多种学科的科学。心理学在概念上是多元的。因此,心理学的哲学只有注重了心理学的“多元”特性,才能真正成为心理学本身的哲学。心理学的多元特性是一种复杂的历史产物。从     

一个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哲学命题——学习毛泽东哲学思想的体会

毛泽东同志在《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这篇文章中,提出了“物质可以变成精神,精神可以变成物质”的哲学命题。长期以来,毛泽东同志紧密结合中国革命和建设实际,研究和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归结为认识论,在中国大地上把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统一起来,把用无产阶级世界观观察中国之     

National learning （guoxue国学）： national identity and disciplinary reflections

近代以来,中国“国学”概念的提出并由此引发的讨论,是受到日本思想界同类概念的影响。中国近代学者提倡“国学”,首先是与“民族国家”概念的引入有关,承载着民族复兴和国家富强的目标。因此,很大程度上体现了中国人对于国家与国家、国家与世界之间关系的重新思考。其次,“国学”观念也体现了中国近代知识分子面对西方学术制度和学术观念的冲击时,反思、理解传统中国知识体系的一种努力。由此,应将“国学”视为一种批判性的视角,它可使人意识到学术传统的独特性和中国自身价值立场的重要性,但这不意味着拒绝西方的学科体系。同样,国家的认同强调,也不应视为对于人类共同价值和共同利益的忽视。     

论比较哲学：从现代中国学术的经验看

本文从中国现代学术发展的背景讨论比较哲学的问题。第一部分以严复、梁启超、王国维及胡适的相关经验为线索 ,揭示比较哲学研究对“中国哲学”学科的建立与发展的意义 ;第二部分以中国思想传统同外来文化 (印度与西方 )的两次遭遇为例 ,探讨比较哲学在文化会通 ,包括展示本土文化的价值信念与学习外来文化的长处中所起的作用 ;第三部分以跨文化研究中概念关系图式的复杂性 ,以及隐喻问题为题 ,讨论比较哲学常见的方法论难点。作者认为 ,虽然我们难以给比较哲学一个形式上完满的说法 ,但是揭示问题的重要性与复杂性 ,本身就是有价值的努力。     

回归现实生活 --哲学视野的根本置换

近代哲学是一种科学世界观,现代哲学则是一种生活世界观.从近代哲学到现代哲学,即是从科学世界回归生活世界,从本质主义转向生成性思维.回归生活世界是现代哲学的基本精神.现代西方哲学家们所理解的生活世界只是人的日常生活或日常的语言交往;而马克思认为生活世界是以实践为基础的,是日常生活与非日常生活、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的统一.     

人学思潮在中国

现代哲学意义上的人学,内容上与传统哲学中对人的各种问题的研究不同,方法论前提上与科学对人的研究不同,学术性质上与人本主义哲学不同。中国的人学思潮兴起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既是受国际人道主义文化和人学思潮的影响,又有着国内社会、文化和哲学发展的内在逻辑要求。中国的人学界先后思考和讨论了人性论、人格论、人学价值论、人权论、马克思人学思想、现代西方人学观念转换、中国特色人学课题等重大问题。     

宗教学百年鸟瞰

本文回顾迄至 2 0世纪末叶为止的宗教学发展概况 ,从方法论角度将这段历史归结为三大阶段 ,即用实证的“描述性”方法排斥其他方法的“一元”阶段 ,接受哲学的“规范性”方法的“二元”阶段 ,以及重视理解的“对话性”方法的“三元”阶段 ,并预期这门学科将采用多元的方法而更加繁荣。     

试论比较哲学的性质

关于比较哲学的性质问题,国内外研究者多有歧义。有的学者认为比较哲学是一门科学地进行哲学对比研究的学问,因此具有方法论的性质,并认为它的主要对象是不同文化系统的哲学在比较研究过程中的方法论问题。另一些学者认为,比较哲学是一门哲学史性质的科学。它的主要任务是通过对不同历史文化类型的哲学思想比较来揭示人类认识发展的一般规律。因此它的研究对象应该是不同文化系统中地区、民族、国别的哲学史。应该承认这些见解都从不同侧面或角度反映了比较哲学某方面的特征或性质的规定性。但是,在笔者看来,比较哲学作为一门哲学学问,既不…     

在北京抗“非典”工作中充分发挥哲学社会科学的作用——以北京市社会科学院的工作为例

哲学社会科学在帮助人们解决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 ,解决理论认识和科学思维 ,解决对社会发展、社会管理规律的认识和运用等方面具有重要作用。本文结合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在北京抗“非典”实践中所做的工作 ,说明哲学社会科学在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