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艺”出自巫史考——兼论孔子与《六经》之关系

《诗》、《书》、《礼》、《乐》、《易》、《春秋》原称“六艺”,在孔子之前和孔子之后的相当长的一段时期里,并不称作《六经》,直到《庄子·天下篇》出来后,才将“六艺”称作《六经》。孔子创立儒学、兴办私学,以“六艺”教人,这个“六艺”不是指《周礼》中的礼、乐、射、御、书、数,而是指《诗》、《书》、《礼》、《乐》、《易》、《春秋》六部典籍,直到西汉司马迁在《史记·孔子世家》中,仍然称这六部典籍为“六艺”:“孔子布衣,传十余世,学者宗之,自天子王侯,中国言‘六艺’者折中于夫子,可谓至圣矣”。《诗》、《书》、《礼》、《乐》、《易》、《春秋》这六部典籍,自人之学习言之,谓之“六艺”;自其书言之,谓之《六经》。本文所论之“六艺”或《六经》者,均指以上的六部典籍。中国古代儒家学说的建立、儒家学派的形成与孔子对于这六部典籍的编纂、诠解、传授是分不开的。     

仁论

仁论陆建华春秋末世，周之天下“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论语·季氏》以下所引只注篇名），诸侯之国“陪臣执国命”（同上），大夫之家“八佾舞于庭”（《八佾》）儒家孔子为了复兴“经国家，定社稷，序人民，利后嗣”（《在侯·隐公十一年》）之“礼”，试图以个体的道德...     

“《春秋》笔削义法”新说——突破“春秋学”千年误区新探

孔子“笔削《春秋》义法”是两千年《春秋》研究的核心问题，一直扑朔迷离，奥妙莫测。自汉代董仲舒“公羊学”盛兴，标榜孑L圣人作“经”，从中生发无数穿凿附会，矛盾百出的“微言大义”，从此将《春秋》研究引入误区。考先秦至汉初典籍，凡称名皆“孔子作《春秋》”，而所征引《春秋》皆出自《左传》。《左传》乃左丘明“因孔子史记具论其语”(司马迁《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而成，它与左丘明所撰《国语》思想倾向、语言风格皆截然不同。显然，《左传》主体即“孔子史记”，也就是孔子所“笔削”的《春秋》。“《春秋》笔削义法”存在于《左传》之中(而不存于“经”中)，笔者不揣浅陋，抛砖引玉，希望把“春秋学”引出千年误区。     

论“六艺”与“六经”

“六艺”、“六经”习见于我国古代丈献中，学术界一般认为是指六部儒家经典。其实，先秦只有五经，并无《乐经》，后人说《乐经》毁于秦始皇焚书，只是主观揣测，并无文献根据。汉人所谓“六艺”，原本仅指孔子为教学而开设并为儒门历代传习的六种课程。孔子授课只有《诗》、《书》、《易经》三部古代文献；他讲授礼、乐主要是根据《诗》、《书》，而《春秋》则是他唯一的手编教材。“六经”为“六艺”之尊称，“六经”之“经”，是常道、常法之义，与“五经”之“经”的义蕴有别。     

论司马迁的道德价值观

司马迁在《史记》中说：“先人有言：咱周公车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到手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有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以史记·太史公自序》，以下只引篇名）显然。司马迁在此向我们昭示了他著《史记》的文化背景及其方法，即司马迁将自己伟大的史学创作置于中国古代文化发展的背景下，以继承周公和孔子的事业为己任，以“正《易传》”和“继《春秋》”为其方法论的基础，从而形成了“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史记》理论纲领。需要指出的是…     

《春秋》《左传》十二公文本的生成及蕴意

《春秋》《左传》有十二公,《史记》《汉书》有十二本纪,中国早期史书形成以十二为体的传统,人们多认为与孔子和《春秋》有关,但各家围绕孔子和《春秋》所作的种种解释或多或少有不通之处,根源是十二之体非《春秋》所创。十二之体最早生成于"《左传》原本"的十二公,源自史官所熟悉的历法数字十二及月令文献的十二月体。左丘明以十二表达循环往复、生生不息的历史哲学,借这一"天之大数"赋予史书以神圣性和权威性。《左传》十二公也说明其作者就是与孔子基本同时的那个左丘明。"《左传》原本"是孔子教授《春秋》的参考资料。因为《左传》只记载十二公的历史,故孔子重点讲授这十二公《春秋》,所以,只有这十二公《春秋》流传、保存到今天。     

《春秋左传注》注文商榷五则

杨伯峻先生的《春秋左传注》，注文尚有可商榷之处。其中《左传》隐公五年的“未及国”，非杨注的“城郭内”．而是“郊以内”；庄公四年的“荆尸”，非“正月”，而是“军阵之法”；庄二十八年的“小戎子”，非“狐姬之妹”，而是“别一戎而子其姓”；“楚言而出”，非楚军“复操楚语而出”，而是郑“出兵而效楚言”；僖公五年的“天策”之“策星”，非‘’傅说星”，而是“王良五星，前一星为策，是天策”。     

北宋《洪范》学简论(续完)

王安石《洪范传》(以下简作《传》)在当世之所以特出于众,首先在于他于仁宗年间,面对弥漫朝野的《洪范》灾异之说,能独抒己见,创为新解,表现了鲜明而强烈的现实性与战斗品格。关于此点,他在《书<洪范传>后》一文中曾慨乎言之: 孔子没,道日以衰熄,浸淫至于汉而传注之家作。……宜其历年以千数而圣人之经卒于不明,而学者莫能资其言以施子世!予悲夫《洪范》者,武王之所以虚心而问与箕子之所以悉意而言,为传注者汨之,以至于今冥冥也,于是为作传以通其意。……夫予岂乐反古之所以教而重为此挠挠哉?其亦不得已焉者也。(《王文公文集》卷三三) 此所谓“传注之家”或“传注者”,显指董仲舒,刘向父子与所谓孔安国《传》等。至其     

鲁国建都曲阜问题——鲁国史专题研究之一

关于鲁国的建国定都问题,在古籍资料中,记载不一。《史记·周本纪》载:“武王封弟周公旦于曲阜,日鲁”。这说明,开始封于鲁,并在曲阜建都的是周公旦。而早于《史记》的《左传》却又说:“昔武王克商,成王定之,选建明德,以藩屏周”,“分鲁公以大路大旗……因商奄之民,命以伯禽,而封于少昊之虚”。后出的《括地志》,更进一步肯定“兖州曲阜县外城,即鲁公伯禽所筑也”。这里又明确肯定,初封于鲁,并在曲阜建都的是周公的儿子伯禽,而不是周公。那么,到底是谁初封于鲁,并在曲阜建都的呢?司马迁为了解决这个矛盾,又这样写道:“周公不就封,留佐武王”,“而使子伯禽代就封于鲁”。这样加以解释,好像问题就解决了,但是,在《史记·鲁世家》记载炀公的事迹时,又说:     

“隐”之观念的冲突、对立与错位——也谈刘勰未评陶诗的思想根源

刘勰在《文心雕龙》中为何没有评拔陶渊明1,学术界历来众说纷纭。我们认为其主要原因是由于儒、道两家对“隐”的两种不同态度造成的思想分歧及文艺观上的矛盾冲突所致。一《文心雕龙》主要是用正宗的儒家思想作为指导的。《原道》、《征圣》及《宗经》放在书首,道、圣、经三位一体,以经为基础,所谓“道沿圣以垂文,圣因文而明道”(《原道》)。刘勰以周公、孔子为尊崇偶像,以“五经”为创作规范,认为文坛“讹滥”文风,必由“宗经”正之。那么他于儒家对“隐”的看法也应是熟悉和遵循的。《文心雕龙》讨论了文学史上迄刘勰为止的主要作者,有15…     

论《史记》的基本特征——兼论鲁迅对《史记》的评价

现代研究《史记》的人都爱引用鲁迅先生的“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这两句话。笔者认为它高度概括了《史记》的基本特征和司马迁的著书态度。细论之有如下五个方面: (一)《史记》是司马迁受宫刑之后,“退论书策,以舒其愤”的发愤之作; (二)《史记》是“谬于儒术”的异端之学; (三)《史记》是效法孔子作《春秋》,即通过著书来寄托自己的政治主张和社会理想的著作;     

孔子拜师

春秋时期,孔子在鲁国享有极高的威望。然而,孔子并没因国人的极力推崇而骄傲自满,而是更加谦虚谨慎。孔子说：“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所谓能者为师,不分长幼。孔子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从而成就了万世师表的美名。孔子跟苌（chang）弘学过音乐,跟师襄学过弹琴,还跟老子学过《周礼》。在当时,苌弘、师襄这些人的名声远在孔子之下,孔子却虚心向他们请教,取长补短,不耻下问。     

《左传》与《国语》比较研究

千百年来,学术界对《左传》、《国语》作者、成书年代以及两书思想倾向等问题,一直存在分歧,成为经学研究中一大悬案.从古至今尚无人对《左传》、《国语》进行数量统计分析和科学地、全面性地比较研究.笔者不揣浅陋,对《左传》、《国语》进行比较、研究,我想,这不仅有助于悬案的解决,而且对探讨春秋到战国时之历史,研究史学,语言学,民俗学等也是不无意义的.一、关于《左氏春秋》的辩论太史公司马迁说:孔子明王道于七十余君莫能用,故西观周宝,论<史>旧文,兴于鲁两次<春秋>,止起隐,下至哀之获麟,约其辞文,去其繁重,以制义法.王道备,人事浃,七十子之徒,口授其传指,为有所讥褒讳挹损之文辞,不可以书见也.鲁君子左丘明惧弟子人人异.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记>具论其语,成<左氏春秋>.”(1)太史公认为《左传》乃是左丘明所作,目的是惧“弟子人人异端,各安其意.从虞氏春秋,吕氏春秋“上采春秋,下现近势”(2)编撰而成情况看,左丘明编篡《左传》是可能的.孔子讲,“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证明他与孔子为同时代的人.孔安国认为,“左丘明鲁太史”,皇侃说他是“受春秋于仲尼者也”(3)力主作者为左丘明.孔子生于鲁襄公22年(公元前551年)卒于鲁哀公14年.他68岁时返鲁,至于左丘明是否受春秋经于仲尼,怕无确证.     

评国内第一本《仪礼译注》

《仪礼》为“三礼”之一,汉代称为《礼》、《礼经》,又称《士礼》,孔子以诗、书、礼、乐、易、春秋教弟子的礼,即是此礼.但《仪礼》之名其实尚未使用,直到唐文宗开成年间石刻《九经》,以《周礼》、《礼记》、与《仪礼》并列为“三礼”,始正式有《仪礼》之名.《仪礼》以独特的形式记述了我国古代的礼仪制度和行为规范,分冠、婚、丧、祭、乡、射、朝、聘八项,包括从成年到死亡、从冠婚到丧祭,从交际到饮食、从聘问到朝觐的一系列礼节仪式.凡有可能原来生活实践中存在的风俗、仪节、规范等都有专篇,由孔子修起成书,从《春秋左传》中大量对礼仪的记叙及《论语》“不学礼,     

《费誓》时地管见

《费誓》为《尚书·周书》中的一篇，《书序》及《史记》都称该篇为鲁侯伯禽所作，但后人有不少对此疑而不信，今人则因春秋时期的鲁僖公曾与淮夷争斗，以为《费誓》作于此时。其实，鲁国与淮夷之间的冲突是长期的，周初尤烈，周成王十三年，周公去世不久，鲁侯伯禽曾经会王师“伐戎”，《费誓》可能即作于此时。至于费地所在，后世学者由于不明今山东鱼台境内古费地的存在，遂多误指其为后来鲁国季氏费邑之“费”。实际上，伯禽之时，鲁国势力未至此。《费誓》之“费”应指古费国之“费”，在当今鱼台境内。     

从“世妇”之称谓看今古文经说之异同

从“世妇”之称谓看今古文经说之异同陈建（香港中文大学）“世妇”一词，颇见于先秦文献之所载，其中以《礼记》、《左传》、《周礼》三书出现较多；从此词结合古代之史实及官制，正可窥见我国自先秦以来即有颇为完备之“后妃”制度。可是古代学术上素有今古文经学之争，...     

《中国古代史学史概要》序

历史学的萌芽以我国为最早,约在公元前二十一世纪已有史官的设立和历史的记载。孔子编述的《尚书》和《春秋》就是取材于官府所藏的档案和各国的史料。《尚书》上起《尧典》,下讫《秦誓》,包括虞、夏、商、周的重要历史文献。《春秋》是我国第一部编年体的历史记载,上起隐公元年(前七二二年),下讫哀公十四年(前四八一年),凡二百四十二年之事。孔子撰述《春秋》,不仅依据鲁国的史书,而且又与左邱明参观各国的载籍,进行查核的工作。后世有人因孔子自称“述而不作”,就认为孔子不是作《春     

孔子·屈原·司马迁——他们奠定中国知识分子立德、立功、立言的优秀传统

司马迁在《孔子世家》最后一段,有这样几句话: 《诗》有之:“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然心乡往之。余读孔氏书,想见其为人。适鲁,观仲尼庙堂车服礼器,诸生以时习礼其家,余低(回辶)留之不能去云。天下君王至于贤人众矣,当时则荣,没则已焉。孔子布衣,传十余世,学者宗之。自天子王侯,中国言《六艺》者折中于夫子,可谓至圣矣。在《屈原列传》最后一段,司马迁又写了这样几名话:     

儒学在元代蒙古人中的影响

公元前140年(汉武帝建元元年),“春秋公羊学”家董仲舒在上汉武帝“天人三策”中,建议以儒家学说作为封建国家的统治思想,认为“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义)也。今师导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主张“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①“雄材大略”的汉武帝基本上同意了他的意见,这就是所谓“罢黜百家,表章六经”。②“六经”,即《易》、《诗》、《书》、《春秋》、《礼》、《乐》。从此,儒家学说遂成为西汉中后期的统治思想,儒学也由以往子学的一种取得了“独尊”的地位。     

“宋代书法谁第一,端明蔡公妙无敌”

源远流长的中国书法艺术．自产生以来，历经无数变化，出现过众多声名赫奕的书法大家。他们都是在这种不断变化中开拓新路．确定自己的地位。明代周瑛说：“书法自晋至于本凡二变矣．晋尚风韵，唐稍收敛而就规矩．宋则破格书之而豪纵不拘焉。盖其乘除之势然也。尝观先正蔡忠惠公书，独与宋人不类，结构精密，神思凝重，有石经之遗意．岂其心法独得，不为世俗所推移者乎？”（《翠渠摘稿》）明任玉也说：“书法之变至宋极矣，然君谟尚有晋、唐余意，苏、黄及米始大变也”（《珊瑚网》）。宋代四大书法家蔡襄、苏东坡、黄庭坚、米布，正是在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