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枚与吴镇的后期交往及论争考辨——兼及乾嘉文坛的诗学理论和儒佛信仰之争

袁枚与当时西北诗人吴镇的交往可分为前后两期.前期二人诗文往来,关系融洽.但乾隆五十八年(1793),二人在张晋和许珌诗作是否入选《随园诗话》、如何对待生死两个问题上意见不一面发生论争.这场论争影响了二人的融洽关系,还涉及到乾嘉时期诗学多元化格局和乾嘉文人的信仰危机.乾隆六十年(1795),吴承禧代父作祝寿诗祝袁枚八十大寿,二人关系得以缓和.随后,吴镇两次拜访袁枚于随园,二人尽释前嫌.厘清袁枚和吴镇之间的交往事实,特别是辨清二人论争情况,有助于我们加深对乾嘉文坛的认识.     

Politicized Thinking In Chinese Literary Polemics of the 1930s

本文认为,三十年代文学论争受制于特殊的政治文化语境,政治化思维在论争中起了重要的甚至是主导的作用。论文通过分析三十年代重要文学论争中各方的政治态度、政治情绪特别是成为某种惯性的政治化思维,以及这些因素到底在多大程度上,到底以什么方式最终支配着文学论争各方的行为和导致了论争的过程与结果,不仅突现了三十年代文学论争的一些基本的和重要的特征,而且多少找到了这些特征得以形成的重要根源。     

作为“朦胧诗”论前史的“人民”诗学——谢冕与公刘对“朦胧诗”意义的早期建设

在"朦胧诗"论争甫发生的1980至1982年间,论争的核心尚不在青年诗人的叛逆性问题,而在他们是否有资格忝列"人民文学"传统。公刘和谢冕都着意调整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文艺原则。公刘把握"人民的悲欢"以为评价原则。在对"人民"诗学的掘用上,谢冕较公刘走得更远。就理论本意而言",人民"诗学建设意指诗法的"大我"原则对"小我"的容纳",人民"群像之中可以出现表露特定类型的个人情感的"英雄"及"斗士"。在"朦胧诗"论争复杂的理论局面中,作为一种叙事策略",人民"诗学有利于"朦胧诗"为主流诗坛承认,然而青年诗人在争论"人民性"传统的过程中,借用人道主义论改写"人民"的内涵,而与公刘、谢冕为之打开的理论局面相去甚远。     

新旧文学的交锋——关于《蕙的风》的错位论争

中国新诗史上关于汪静之的诗集《蕙的风》的论争是一场偏离旨归的新旧文学的交锋。最初新文学阵营内部对《蕙的风》的诗体、内容、感情基调等方面褒贬不一,随后由新文学倡导者鲁迅、周作人等共同针对所谓的“学衡派”嫡系弟子胡梦华展开论辩,论争内容由白话诗歌审美标准延伸到新旧文学观念、文化取向和道德标准。论争过程中出现了因人废言的状况,胡梦华所提到的诗集缺点早在胡适、朱自清等人的序言中已有提及,但由于胡梦华的学术背景,导致论争偏离了文学,演变成新旧文化之争,展现了20世纪20年代新旧文学争斗白热化态势,也展示了新文学运动初期偏狭敏感的文学倾向。     

从屠隆的情欲观看其文学思想的转变

屠隆是晚明文学由复古思想向性灵思想过渡的代表作家,他的文学理论和文学创作都带有明显的新气象。屠隆的情欲观对其文学思想的转变有着重要影响。屠隆早年受复古论影响并有所超越,注意到了复古派理论与创作的缺陷。后期,屠隆拈出性灵论并不断发展,以性灵论文学,讲佛理,主张文与道合为一。与屠氏同时,论及性灵的不只他一人,他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一家。屠隆后期的狂放,是其理想与现实产生矛盾后沉迷佛道、追求自适、求解精神痛苦的真情流露。屠隆逐渐受禅宗思想的影响,个性张扬、思想激进。随着上述情欲观的发展变化与影响,屠隆开始要求文学表达一己真情,以创作符合(适)自我个性作为评价文学的标准,标志着他的文学思想亦相应转入性灵阶段。     

《明昌辞人雅制》与赵秉文的诗学思想

《明昌辞人雅制》是金代重要作家、文学批评家赵秉文编辑的一部大定末和章宗时期的诗作总集,已亡佚。以是其诗学史意义和价值历来为人们所忽略。明昌诗坛流行的清脱、风雅、尖新、浮艳、圆成诸诗体,前两者均为“明昌辞人”所创。他们的创作代表当时诗坛的主流和健康方向,为金诗中后期反思宋诗流弊、倡扬宗唐复古的思潮和南渡后诗风全面转变的先导。《明昌辞人雅制》是赵秉文诗学思想转变过程中的重要环节,是赵氏力图反拨当时尖新浮艳诗风的结晶和总结金代前、中期诗师法苏、黄的利弊之产物,标志着赵秉文诗学思想走向成熟和趋于定型。     

明代复古派的文学本体论

明代复古派之所以能够发动声势浩大、旷日持久的文学复古运动 ,其中一个重要因素是该派始终坚持文学本体的立场。通过辨诗文之别、诗与非诗之别 ,以及诗歌的时代之别 ,突现了诗歌的本体特征 ;强调诗歌的抒情功能 ,摆脱了议论、铺陈、性理对诗性的裹挟缠绕 ;诗歌六义中特别拈出比、兴二义 ,确立了诗歌的创作原则。辨体、抒情、比兴构成了复古派的文学本体论 ,也是复古派最有价值的文学思想。     

论皎然与陈子昂的诗学分歧——兼论皎然批评陈子昂的原因

皎然和陈子昂的诗学分歧,主要表现在如下几方面。一是所面临的时代任务不同。陈子昂处在高宗、武后时期,此期文坛的主要使命是批评齐梁文风,倡导汉魏传统;皎然活跃于大历时期,此期作家的主要任务则是通过多种途径的创新来实现对盛唐的超越。二是诗歌理想不同。陈子昂所重的是慷慨悲壮、雄浑激昂的阳刚之美,皎然则恰好相反。三是诗道观不同。皎然重视诗歌艺术规律的探讨,陈子昂则更注重对诗歌内容的关切。四是两人的文学史观及研究文学史的方法不同。皎然的文学史观继承了刘勰等人的辩证思想而又做了进一步发展,主张变中有复,方法上主张论代和论人的统一;陈子昂则主张复多变少,方法上更着眼于整体,对个体的多样性顾及较少。这些分歧是皎然批评陈子昂的主要原因,也是皎然建立其诗学体系的前提。     

“文学是人学”的现代阐释

新时期以来对"文学是人学"这个命题的质疑与阐释相互缠绕,引起了不同范围的论争。对这一命题学理逻辑的质疑与阐释,从生态文艺学角度提出的自然与人之关系的质疑与阐释,以及对于命题中"人学"理解的歧义与争论等,都既具有启发意义又值得进一步商榷。现代社会人文精神的困厄向我们昭示了新的阐释之维:一方面,追求自由与超越是人的生命本性;另一方面,文学以审美的方式显现着人的自由性,因此人的自由与文学的自由性具有内在的同一性。这是一个文学价值论的维度,从这个维度来理解文学,作家以审美创造的方式实现超越和追求精神自由,而读者则通过文学作品,以审美想象的方式实现超越并获得自由,"文学是人学"的意义正在于此。     

汪道昆与嘉、万时期文坛的复古活动——以汪道昆与七子派关系考察为中心

作为活跃于明代嘉、万文坛的重要人物,汪道昆在维护七子派文学地位及传导其文学影响,包括建构所在徽州地区与流行于中心文坛的诸子复古思潮之间关系上,扮演了重要角色,同时也表现出谋求另辟门户的努力,企图调整或变通七子派诗文复古的某些传统策略.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由七子派主导而笼罩于嘉、万文坛的复古风尚,在释放出它强势影响力的同时,也被接受与传播对象包括同属阵营文学势力加以不同程度的调整与改造,突破某些固有的路径,使它在变换之中呈现一种多样态和复杂化的发展情势,相对打破了复古话语系统固有的单纯性与权威性.     

"实用主义真理观"辨析

实用主义真理观作为对实证论、自明论、逻辑论、约定论、符合论等真理论的超越,并不是主张"有用即真理,强权即公道".相反,它是非常辩证的,既讲真理的真实性和真理符合论,也突出真理的实践性、有效性;主张理论、实践和效果三位一体;本质上是实践主义和科学主义的,具有积极探索和创新求实的性质;反对绝对真理,重视理论结合实际;提倡哲学关心人类生活,精心呵护生命,培养审美情趣,塑造完美人格,实现完整人性;完善真善美统一的真理观,建立创造性的方法论;立足时间论、生成论、协同论、身体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撞击语言牢笼,以挫败绝对理性和抽象无用的学院派哲学.     

真、善、美:科学与艺术的共同本源及其在服饰上的体现

科学与艺术是人类文明的两大形态,也是人类对宇宙不断探索和创造性地加以认识的结果。它们都是以人为本,体现了人类对真、善、美的不懈追求。科学探索以追求“真”为动力,以造福人类即“善”为本源,而“美”视觉化地反映了真和善的这种当前状态;艺术是对生活本质规律的形象化揭示,是对“真”的表现和再现,是对“美”的追求的结果。艺术形象的启迪、认识、教育、审美和娱乐作用,在驱动欣赏者积极、向上、至善。因此,真、善、美分别是科学与艺术的艺同精神、终极目标和理想标准。三者在服饰上得到生动体现。     

体验本真性：北漂青年的社会交往与双重生活

通过对A青年空间的案例研究,本文力图呈现制度性个体化背景下中产阶层北漂青年所经历的双重生活。在高度竞争性的制度环境中,北漂青年一方面形成了适应功利型人生模式的奋斗自我,另一方面却对制度化的生活感到怀疑和失落,在制度依赖与自主需求之间挣扎。在青年空间中建构社会交往成为他们探寻“本真性自我”的方式。然而,青年空间中的社会交往以“反日常”为前提,本真性自我的建构往往成为一种悬置性体验,并且悖论式地遵循着制度化生活的逻辑。本文反思了现有文献对中国社会个体化的讨论中功利型取向的“奋斗个体”范式,丰富了对个体化进程中当代青年生活处境与主观世界的理解。     

康区的历史与可能性——基于阿来四部长篇小说的历史人类学分析

本文以历史人类学的视角讨论了阿来的四部长篇小说《格萨尔王》、《瞻对》、《尘埃落定》及《空山》（系列）。文章认为,康区历史上的空间感发生过重要转型,即从古代的四方四国模式收缩为晚期帝国及近现代时期的汉藏二元模式,再到当代的一元模式。与此相伴随,康区的时间也经历了不断规训的过程,即从循环的宗教时间转变为中原王朝的政治时间,再到现代线性时间。在上述转型之外,这些作品也分别暗含了空间里的中介与时间上的超越等另类时空发展模式。这一过程及结果既是康区的经验事实,也是历史叙事的功效。阿来的情感体验和文学追求是自下而上的,而其史观却相反。本文也考察了阿来这样的少数民族精英在建构关于本族群的文学化历史叙事中的复杂性。     

约制与建构：环境议题的呈现机制 基于A市市民反建L垃圾焚烧厂的省思

本文在回顾和梳理环境事实论与环境建构论的基础上,剖析了环境议题呈现的社会机制,并以A市市民反对L垃圾焚烧发电厂建设的过程为例诠释这一机制。研究发现,环境议题的呈现机制包括了群体利益冲突、差异性认知和主张竞争、权力和资源及策略运作三个环节。环境议题不仅是客观环境现象的持续再现,更内卷了人们对环境问题的关注、认知和判断;它的提出、表达和形成正逐步由“政府主导型”和“精英主导型”向“环境利益相关者共构型”过渡;环境议题呈现了不确定性和模式化趋势的特征,这既暗示了风险社会的到来,也见证了公众对环境公正和政治平等日渐强烈的呼声,以及市民社会成长与结构性限制之间的张力。     

试论黑龙江省地方文献资源建设

黑龙江是我国的边疆省份 ,又是少数民族较多的省份 ,其地方文献资源的建设与开发 ,对我国的民族研究和东北疆域研究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针对目前这一资源建设整体布局失衡、结构不甚合理、缺少系统性与整合性、采集方式单一、评估体系尚不完善的现状 ,应发挥领导机构的重要作用 ,构建完整的工作体系 ,培养高水平的工作队伍 ,同时 ,应将历史文献、少数民族文献、特种文献作为开发建设的重点     

The potential impact of introducing a social security system in the State of Palestine: A computable general equilibrium approach

This article assesses the potential impact for the State of Palestine (West Bank and Gaza) of enforcing the enactment of the currently suspended Social Security Law (No. 19 of 2016). Using a computable general equilibrium model, we simulate different scenarios associated with the enactment of the social security system on key macroeconomic variables, such as GDP, private consumption, government spending, investment and employment, for the period 2020–2030. We evaluate the influence on the economy of introducing a social security system for private-sector workers, as set out in the 2016 law, and compare the simulation results of each scenario to the baseline. In each scenario, we consider different options concerning severance payment duration and different options for the investment strategy of social security contributions. However, for employees in Gaza, the article does not consider severance payments due to economic difficulties and the Israeli closure policy.     

时间与海德格尔的“时间性”

本文不是试图对海德格尔进行解释 ,而是试图从文本本身的角度质疑《存在与时间》中概念的矛盾性。《存在与时间》建立了一种新的 ,关于时间始源性问题的学说。时间的始源 ,被海德格尔称为“时间性”。时间性在此在分析中有中心地位 ,对时间作出了新的解释。然而时间性本身却是一个矛盾概念。时间性源于死的本真性 ;死所以是最本真的 ,因为死是必须此在自己去承担的存在可能性。如果以是否自己去承担为标准 ,那么此在能承担的存在可能性并不只有死。所以死不可能是最本真的。因而 ,时间性也不可能是始源性的时间学说。文章通过对时间性的分析指出 ,时间性学说是建立在对于时间的一般理解之上的。     

非人间、曼陀罗与我圣朝:18世纪五台山的多重空间想象和身份表达

18世纪，五台山逐步发展为一个跨区域、多文明的神圣中心，吸引着来自我国的汉地、蒙古、藏区以及印度、日本、朝鲜等地的朝圣者。此间，大量不同版本、不同语言的五台山山志以及朝圣指南频出，包括僧侣编写的汉文、藏文和蒙古文等朝圣指南以及清廷主导编写的钦定山志。本文通过比较关于五台山的四个汉藏文本，分析这四个文本中的汉传佛教叙事、藏传佛教叙事和皇权叙事，探讨不同叙事呈现出的不同文明体系对于空间和地景、民族和国家、世俗和神圣等概念的想象和表述，进而以“文明”的视角拓展对知识生产、神圣空间和国家建构之间关系的理论探讨。文章解绑了语言、民族、文化、国家等概念之间的对应关系，将帝国作为一种跨地域多文明体系的国家形式，指出帝国的扩张过程并不是帝国中心不断推进、“文明化”作为文化和自然的边陲的过程，而是多文明体系互动交融，不断参与帝国的文化和自然的建构的过程。     

“从无知到有罪”——福柯论“俄狄浦斯王”中的三重“知识-权力”交织

从福柯对戏剧《俄狄浦斯王》的阐释中可看到他对“知识-权力”框架所做的理论补充。福柯试图去除传统解释中知识和求知欲望之间看似自然的因果链关系,而代之以引入知识与权力的复杂关系,以此阐述现代真理话语系统机制的产生。福柯认为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解释的俄狄浦斯确实打破了传统认知,但过分抬高了性欲望的理论地位;俄狄浦斯剧更能反映的,是知识话语中真理的发生以及权力机制的运行。在福柯看来,《俄狄浦斯王》不仅体现了自我知识的揭示,还展现了不同类型知识的冲突、权力与知识之间的复杂交织,并且反映了真理审判程序的应用。福柯对《俄狄浦斯王》的分析视角,也喻示着他从具体权力机构考察到古典时期诸权力思想研究的转变。